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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范錡译《哲学概论》列在当时商务印书馆著名的“大学丛书”中出版。在第五章“认识论”的第六节“认识本质之问题”中，单列一节，用了近四页的篇幅专讲“现象论”。范錡把胡塞尔译为“佛塞尔”，并在注释中注出了胡塞尔《论理学研究》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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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李长之出版《西洋哲学史》（正中书局，重庆），在第七章“哲学界现势——唯心论之继续发展实证主义新实在论”中，也提到了胡塞尔和现象学，就用了现在的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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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4月，关东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哲学入门》（沈飞达著，桑春明译，大连），原书没有标明原作者名字的原文。这本书的第一章“认识论”中的第三节“实在论、观念论、现象论”，对胡塞尔和现象论都有介绍。作者把胡塞尔译为“福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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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介绍胡塞尔的时候，还特别提到了海德格尔和他的著作《存在与时间》，作者译为“海逮葛”。《现象学思潮在中国》一书介绍海德格尔在中国的传播情况时，提到的最早文献是熊伟先生1942年发表在国立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第一期上的文章，时在1942年。现在看来，同年还有另外的人也注意到了海德格尔和他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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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那时中国出版的关于西方哲学的介绍性著作相当丰富。一般来说，在这些著作中，提到当时西方哲学家和哲学思潮的情况是很正常的，张君劢、张东荪、沈有鼎这些大家的著作就不说了，就是一些不知名的作者写的书中，也常有些材料。如果这些材料尽可能完整地梳理出来，对于研究20世纪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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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我看到了《西文东方学报论文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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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研究中国历史的人来说，版本目录之学是必修的功课。但对于研究中国现代历史，是不是也有一个版本目录之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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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历史的时间虽然不很长，但因为这一时段已是现代社会，印刷手段的变化使大量知识的传播非常普及，普及的结果就是数量激增。可以这么说，如今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随着学科分界的越来越细，一个学者很难对这一段的历史有非常全面的认识和评价，就是从文献学的角度观察，每一个领域所涉及的材料都非常丰富。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中国现代版本目录之学就成为非常必要的事。关于中国现代历史目录版本之学的建立，也不是什么新话题。我想说的还不是一个学科设立的价值和意义，而是想说做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人，要常常有这个意识，如果没有这个意识，一切都是横空出世，对于文化的保存和积累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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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有一门成熟的中国现代历史的目录版本之学，会使历史研究有比较明确的方向感，特别是对于学生来说，可以使他们对学术史的了解有一个便捷的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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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旧书市场上很注意这些东西，收集到以后一般都送给了有用的朋友。我曾经使用过上世纪30年代岭南大学图书馆编辑的一本馆藏期刊文献目录，编辑得非常好。中国老辈图书馆学者中有一个好传统，就是特别愿意在这方面下工夫，他们给后人带来的福祉，有时候真是让人感动，可惜我们对这些工作常常不能给予高度的评价。今日博士满街走，但对学术的积累来说，我们却只有叹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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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刚刚看到一本贝德士30年代初编的《西文东方学报论文举要》，是当时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印行的。这个贝德士，这几年在中国很为人所知。章开沅教授1988年赴美学术访问期间，发现的《贝德士文献》的主人就是他。贝德士是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1920年到中国南京金陵大学创办历史系。1950年，贝德士离开中国时将所有资料悉数带回美国，直到1978年他去世时，才由家人将这些资料捐给耶鲁大学。章先生的研究着眼点在于《贝德士文献》为南京大屠杀提供了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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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的这本《西文东方学报论文举要》内容极为丰富，特别是它的导言部分大体可以说就是一本关于西方中国学研究的期刊、学术机构及学者的指南。这本目录的开本很宽大，印刷精良，编辑体例得当，现代学术规范的所有要求一应俱全。这本书目对我的工作没有用处，不过我有一个广州的朋友，虽然不在专门研究机构里，但他的学术趣味和功力我以为都是一流的，他能以一人之力，笺证了陈寅恪全部的诗，而且完全凭学术兴趣，这非常不容易。我这本《西文东方学报论文举要》，就是要送给他的，因为他的学术工作需要这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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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从刘景晨的《中国文学变迁史》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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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中文系的学术传统，可能主要还是文学史研究。我没有详细考察过中文系完整的课程设置和教授们的主要研究方向，也没有与北大中文系的朋友交流过，但从平时阅读的感觉中，意识到他们是有一种文学史研究的传统。我看过这一本《国立北京大学概略》的小册子（1933年，非卖品，教务处印刷），在中文系的课程里，文学史的色彩很明显。中国文学史就不要说了，其他如词史、剧曲史、小说史、日本文学史等，比重很大。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北上，北大的招生简章中，对北大中文系“文学组”的介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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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历史的眼光来纵观中国历代的文学变迁，用活语言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历代的文学结晶品的；从不会领导你走入雕虫篆刻寻章摘句的小道之中。所以这一组的课程，除着重各时代诗文名著的钻研与其他各校国文系相同外，北大中文系更特别注重文学史的讲述。例如开始必修“文学史概要”一科，先给你奠定一个广泛的基础，以后则为分段文学史的讲述。第一段是上古至西汉，第二段是汉魏六朝，第三段是隋唐五代宋，第四段是金元明清，第五段是现代文学，以作较为专精的研究。此外更有各体文学专史的讲述，如诗史、词史、戏曲史、小说史，等等，以作为更精密的探讨。（国立北京大学讲师讲员助教联合会编：《北大各院系介绍——三十七年》，非卖品，1948年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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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章还特别强调：“谁都知道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现在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更是白话运动的主将，所以常常有许多考生抱着要成为一个新文学作家的理想而投入北大中文系里来，这诚不免多少有一些认识上的错误，因为大学中文系文学组要造就的是文学研究的工作人员，而不专门训练新文学作家。因为一个新文学作家是绝对不能抛开文学遗产而凭空创作的，所以即使抱着那一种目的而来的学生，也决不会感到失望，反而使他培养成更深沉的态度，更虚心地学习。这里的习作，自然是以语体为主，也多的是在新文学写作方面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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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中文系的文学史研究传统，虽然越往后越有变化，但作为学术传统，它的这个主脉，我以为还是延续下来了。王瑶由清华到北大，很快就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中国新文学史稿》，在延续北大文学史研究传统方面，王瑶是一个关键人物。他过去专治中古文学，有相当好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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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经过北大中文系1955级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红皮两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和修改后的四册绿皮本（1959年9月），虽然学术观点和评价标准发生了变化，但作为一种学术训练和学术意识，作为文学史研究传统的主脉，还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延续。无论是“红皮”还是“绿皮”文学史的写作，都曾受到过林庚、游国恩等前辈文学史家的指导。作为一种学术传统，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它的延续方式可能是变态的，但变态的延续中会保留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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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陈平原和钱理群他们这一代，经王瑶这个关键人物的努力，北大中文系的学术传统开始往回退，特别是陈平原，他的意识可能更自觉一些。陈平原、钱理群和黄子平最早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如果从学术史角度观察，它的动因其实可以解读为是明确回到文学史研究传统的冲动，把人为割断了的文学史研究界限再打通是很自然的事。陈平原往回退，由现代文学向晚清以上回溯。洪子诚则往下走，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仔细分析还是呼应北大文学史传统，特别注意从文学史角度观察当代文学现象，尤其是文学现象发生的动因和它完整的历史。虽然对象成了当代文学，但文学史的意识和方法，还是北大的老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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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在上世纪80年代不引人注意，但到了90年代以后，人们发现他的当代文学史研究无论如何不能忽视。古典文学的情况我不熟悉，但现当代文学，到了陈平原和洪子诚这里，北大中文系文学史研究的传统就突显出来了。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时，这个特点还不明显，以后再写类似的学术著作，就不能孤立地就事论事，而要把学术的师承和大学的风格联系起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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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些零散的感想是最近看《中国文学变迁史》一书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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