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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梁启超等人短短两个月的筹备，《清议报》在日本出版了。由《时务报》开创的言论史上的“梁启超时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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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议报》的出资人是旅日华商冯镜如，他是名义上的编辑人，实际上由梁启超主持，麦孟华、欧榘甲佐之。办报宗旨，梁启超列了四条，后来又精简为两条：“主持清议，开发民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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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议报》创刊后，打出“尊皇”、“保皇”旗号。一边抹黑慈禧集团是“逆后贼臣”，是扼杀维新大业、祸国殃民的元凶巨恶，一边抬高光绪皇帝，说他是“数千年所未有的”的圣君。他们指出光绪皇帝是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唯一之人，其逻辑是这样的：“中国之能立与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能改革与否，又全系乎皇上有权无权”。中国的改革是否寄托于光绪皇帝一人身上实际上是个伪问题，政变之前靠不住，政变之后就更加靠不住，但从短期政治功利上考虑，只有光绪皇帝复出，维新派才有机会翻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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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议报》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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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功近利的政治诱惑与“开发民智”的启蒙目标存在矛盾之处。按照梁启超设定的路径，通过鼓吹民权将国内民众从奴隶状态中解救出来，可是民权昌盛了，君权往哪里摆呢？民权与君权明显有抵牾之处，民权盛则君权弱，反之亦然。梁启超显然意识到了这个矛盾，但他给出的却是一个“鬼打墙”式的解释：中国还处在“孩提时期”，需要父母保护，而光绪皇帝就是我们的“慈父”。现在，这位“慈父”被囚禁了，只有把他救出来，中国才有希望。这样的解释使启蒙的目标与酸腐荒谬的帝后之争纠结在一起，也让梁启超自己陷入了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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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提论”显然说服不了人，甚至梁启超自己也没有说服自己。有一段时间他觉得报纸上拥君色彩过浓，会引起反感，便写信给徐勤，主张暂时“不登保皇文字”，让保皇会同志大跌眼镜。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变幻多端的宣传鼓动家，他谈“保皇”、“尊皇”，也谈“民权”、“自由”，还谈谈“破坏”、“革命”，他到底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连后世的历史学家都各执一端、人言人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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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流质善变，康有为则至死不变，师徒二人恰恰形成鲜明对照。康一生都坚守保皇，反对革命，从不稍变。他坚持孔子纪年，与张之洞闹翻时如此，入了民国也是如此，在袁世凯提出祭孔的时候，康有为致电黎元洪、段祺瑞，提出祭孔要行跪拜礼，“中国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为？”他骂孙中山，直到孙死，依然称孙为“大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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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皇的问题上，康有为最坚定，他死守保皇底线。虽然逃亡后他一直周游列国，在各地开设“保皇”公司，集资筹款，忙得一塌糊涂，但从未放松对《清议报》的遥控。他反对在《清议报》上发表任何激烈言论，不允许报上出现任何稍涉激烈的词汇。举凡“革命”、“民权”、“自由”、“独立”、“自主”，他都禁止在报纸上出现，他利用党魁的权威在自己的阵营里实施“敏感词”审查制度，他是敏感词禁言的早期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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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在《中国新闻舆论史》中批评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时说：“审查制度在哪个国家都是愚蠢的。”144推而言之，审查制度在任何时间都是愚蠢的。搞敏感词审查，康有为同样犯蠢。康老师看到欧榘甲的一篇文章谈到“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的史事，他不高兴；梁启超的“饮冰室自由书”专栏，因为用了“自由”二字，他反对；连为维新大业流血的谭嗣同的《仁学》也不放过，因为书中有激烈的反满和批判君权的言论，他下令报纸撕毁重印，这篇五万字的论文，在他的审查之下，断断续续登到《清议报》第一百期才勉强刊完，平均一期才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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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说，没有某种形式的审查制度，世界上也就不可能有宣传。”145宣传就是在信息和民众之间设置一道过滤网，将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告诉民众。凡是需要审查才能得以出版的报刊，都是某种程度的宣传品，代言的都是一部分人的诉求。康有为的审查让改良派报刊言论只符合他一个人的教条。可以想象，如果康有为得势了，一个舆论一律、党报独大的时代必然提前到来。可惜历史没有给康有为机会，党报思想没有在他手上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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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保皇派悲摧的是，他们的好皇上光绪不仅没有机会复出，一度还有被废掉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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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慈禧想以庆亲王的14岁的长子载振取代光绪皇帝。可是这个意向刚刚透露出，就遭到内外反对，连庆亲王父子也不领情，老佛爷不是那么好伺候的。再过一年，她看中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册封他为大阿哥，以承继同治皇帝（注意不是光绪皇帝）。虽然没有废掉光绪皇帝，但已经是磨刀霍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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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立消息传出后，保皇派丧魂失魄。要知道，保皇会的全名是“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实行公司化经营，四处筹款，发行股票。光绪皇帝要是不幸被废，就是釜底抽薪，连保皇的对象都没了，保皇公司就岌岌可危了，让人情何以堪。《清议报》连续发表言辞激烈的论说，号召人们迅速行动，仿效日本明治初年“勤王讨幕”，讨伐慈禧和守旧权臣，拥戴光绪皇帝重掌朝纲。梁启超大声疾呼：“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今者皇上之命悬于逆贼之手，万一有变，则吾四万万同胞当思皇上之及于难，皆因救我辈而来，虽流尽我东南十数省之血，以拼彼逆后贼臣之命，亦决不辞。”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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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鼓动别人牺牲实现自己的理想是不道德的，趁庚子事变的的机会保皇派自己搞了个“自立军起义”，几乎是全党动员，大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架势。可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枪还没打响就被“老贼”张之洞破获了，唐才常等十一人白白牺牲。事后，维新志士们发现康有为拥资自肥，导致起义运作不灵，保皇派威信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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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军勤王起义胎死腹中，张之洞被骂了个狗血喷头，保皇派报纸称他为“佞人”、“逆党”、“贼臣”。《清议报》上还在大谈“皇上亲政”之益，无非是几句老调，没几个人听了。1901年，《清议报》报馆毁于大火，因为保险单上没有把经理人的姓名写准确，保险公司拒付赔款，《清议报》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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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敏感词”苦头的梁启超要创办一份完全属于自己掌控的报纸，他对报纸的认识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境界，要“全脱离一党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国报之范围，且更努力渐进以达于世界报之范围”147。这份报纸就是《新民丛报》。梁氏的“国报”、“世界报”的理念已经远远超越乃师康有为的“官报”思想，要求摆脱敏感词束缚也就意味着师徒二人在思想上已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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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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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两头不到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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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6月，梁启超在《过渡时代论》里说：“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148这句话说的是中国，其实也是他自己的思想自画像。在流亡海外的最初几年，他也像一叶扁舟漂流海上，有两头不到岸的惶惑迷茫。这段时间，他的思想历程崎岖曲折，由保皇而革命，复由革命而归保皇，这不是华丽转身，而是自转三百六十度，别人晕，自己更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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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氏鼓吹革命，源头还在戊戌的前一年，那时他正在长沙时务学堂。按照他自己的回忆：“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乐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149梁启超不仅在批改学生笔记时大谈革命，还偷偷印了《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当时禁书，加以按语，秘密分发给学生，传播革命思想，其信奉者日众。这些偷印的书籍与革命派最初的宣传材料别无二致。在湖南，梁对革命不仅有宣传，还有行动，他致信湖南巡抚陈宝箴，力劝湖南自立，实行地方自治。这封充满“狂悖之言”（梁启超自语）的密信不是梁的个人行为，其主谋应是康有为。为应对当时瓜分豆剖的亡国危机，康有“腹地自立”的想法，理想之地就是湖南，他在《致赵日生书》（1901年）中吐露，“诚虑中国割尽，尚留湘南一片，以为黄种之苗”150。守旧派攻击康梁“只保中国，不保大清”并非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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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取得光绪信任推行变法之前，康梁维新派备有“革命”的“先手”，但必须要说明的是，这一手只是作为不得已的最下策而预备的，他们议定的最上策还是渐进改良。如果不是遇上光绪，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当走得更远，后来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顺利合流也未为可知。但是历史不容假设，他们遇上了光绪，走上了得君行道的路线，可叹的是光绪“只是满洲统治阶级中一个游离出来的分子，是国家机器中脱落下来的一个零件，而康有为等最初竟误把他当作政治权力的核心”151。结果就有了一个变不了法也改不了制的百日维新。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在得君行道的路上一条道走到黑，成了至死不变的保皇派，他的弟子梁启超则在新形势的刺激下，再次鼓吹起革命，成了康门中的激进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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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保皇口味最重的《清议报》时期，梁启超也写过革命味十足的《破坏主义》，鼓吹“快刀断乱麻，一拳碎黄鹤，使百千万亿蠕蠕恋旧之徒，瞠目结舌，一旦尽丧其根据之地，虽欲恋而无可恋，然后驱之以上进步之途，与天下万国驰骤于大剧场”，他认为医治中国的药方就是在欧洲和日本屡试不爽的卢梭之《民约论》，他以极为煽情的排比句写道：“大旗觥觥，大鼓冬冬，大潮汹汹，大风蓬蓬，卷土挟浪，飞沙走石，杂以闪电，趋以万马，尚其来东。呜呼！《民约论》，尚其来东。”读起来朗朗上口，气势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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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时期，保守和激进在梁启超的心中交战，他的文章随感情而发，前后常常相互矛盾，相互抵消，让人迷惑。1901年初，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又出现鼓吹保皇反对革命的论调。昔日《时务报》的同事章太炎此时已经转移到革命阵营，他著文批驳说：“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于革命，而思以宪法易之者，为其圣明之主耳。”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