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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思想的游移飘忽，与他的处境有很大关系。他是康党的中坚骨干，但同时又与孙中山等革命派相往还，洽谈两党合作事宜，革命党的主张不能不在他的内心产生某些共鸣，否则无合作前提。改良与革命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当改良受阻时，革命行情就会看涨。以梁氏的聪明他不可能看不到政变之后革命思想日渐畅销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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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思潮的涨与息，决定力量实际上在清廷。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他在创刊词中说，“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梁启超计划利用《新民丛报》走目光长远的启蒙路线，对于政府一二得失，不多加评论，也不再像《清议报》那样好作灌夫骂座之语，狠批慈禧和她驭下的守旧大臣。尽管他想超脱一点，但对国内时局的变化不可能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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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后来说过，庚子之前，举国舆论视他们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而在庚子事变之后，一般人对他们不再恶语相加，“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不成矣”。孙所说的有识之士，就有保皇中人。慈禧太后还銮之后，清廷仍然没有变法的诚意和决心，这引起了保皇会中很多人的痛恨，纷纷主张革命、自立，而梁启超就是其中最给力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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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时期，梁启超最有影响的当是《新民说》中的系列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在《论进步》一文中，他呼唤革命的暴风雨来得更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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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当夫破坏之运之相迫也，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破坏既终不可免，早一日则受一日之福，迟一日则重一日之害，早破坏者，其所破坏不可以较少，而所保全者自多；迟破坏者，其所破坏不得不益甚，而所保全者弥寡。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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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救危亡求进步之道奈何？曰：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借，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使数百万如蠹鱼如鹦鹉如水母如畜犬之学子，毋得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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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拟讨专制政体檄》中，他以与专制政体不共戴天的语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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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辈实不可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吾辈实不忍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有专制则无我辈，有我辈则无专制。我不愿与之共立，我宁愿与之偕亡！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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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文字总是那么恣肆汪洋，痛快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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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丛报》创办同年，他又创办《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毛泽东后来说他是“以小说反党”。用小说反对当权派的源头实起自梁启超，那一时期，梁氏鼓吹革命，感情最为激昂。在《新小说报》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新中国未来记》，大胆预言将来的国号为大中华民主国，第一任大总统名罗在田（暗喻载湉），第二任大总统黄克强，居然暗合后来的革命伟人黄兴（字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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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激进引起了康有为的不满，康有为屡次写信责备他，两年间函札写了几万字。梁启超态度很坚决，回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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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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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还说，就算我不说，别人还是要说，哪能禁得住呢？就是同门中人，说的比他猖狂十倍的也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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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不听劝，康有为很着急，圣人一着急也相当“卖萌”，写信痛骂弟子，说“你们大谈革命，我都气得快要病死了，危在旦夕，你们再谈革命，就等着来收尸吧！”其实，康有为在1902年并无大病记录。梁启超见到这封凶信之后，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假戏真做，立即发了两通电报，其一云“悔改”，其二云“众痛改，望保摄”。他在给徐勤的信里说：“实则问诸本心，能大改乎？弟实未弃其主义也，不过迫于救长者之病耳。今每见新闻，辄勃勃欲动，弟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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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梁启超这里，革命、破坏、流血都仅仅是夺取政权、推行立宪的万不得已的手段，不是目的。就目标而言，他与革命派并无不同，革命派也是要建立一个立宪政府。但梁启超的目光更为高远一些，只要立宪，总统也可以由昔日的皇上来当。而这点差异，踩到了革命派的底线。有法国大革命流血漂杵的悲惨经验，梁启超对暴力革命的鼓吹一直心存保留，他希望他所鼓吹的革命流血最少、破坏最小，最理想的是“无流血的破坏”。这样的霹雳手段菩萨心肠实际上两边不讨好，革命派斥他是“假革命”，保皇派说他误入革命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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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梁启超在《释革》一文中，对“革命”一词进行了历史语义的溯源，认为日本人将“Revolution”译为“革命”并不确切，试图用“变革”取代“革命”一词，革命的意思就是变革。通过一番绕口令式的解释，他的革命观变得缠夹不清，体现了他对暴力的矛盾心理。没有暴力不能改变中国的专制状态，而革命的惨烈又可能步法国大革命的后尘，迎来更大的独裁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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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至终，梁启超对暴力革命都心存忌惮，他希望把暴力的烈度限制在最小。1903年，他有了一趟北美之行，在共和制的发源地走上一圈，归来后言论大变，对暴力革命的观念完全放弃，彻底关上了暴力这个潘多拉魔盒。到底是什么样刺激让他前后所执判若两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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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从此与共和别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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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应美洲保皇会之邀，梁启超游历美国，《新民丛报》的编辑事务交由蒋观云处理。梁启超正月二十三从横滨出发，先到加拿大。他在海上发给徐勤的信中仍说：“中国实舍革命外无别法，惟今勿言耳。”158可见他这一时期内心还是以革命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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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到美国，亲身感受到一个真实的共和环境之后，梁启超大大失望了。刚刚还很坚挺的共和理想迅速破灭，取而代之的是君主立宪，且此后牢不可破。他究竟看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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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梁启超首先感到震撼的是美国的建设成就。给他印象最深的城市当属纽约，这个美国独立时只有两万余人的小城市经过百年发展，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第一都会，人口达到350多万。房屋密密麻麻像鸽子笼，电线像蜘蛛网一样拉的到处都是，街上跑的电车如百足之虫。在这个世界第一大都会里，梁启超有点刘姥姥初进大观园的感觉，连过马路他都为之感叹：“人言久住纽约，其眼必较寻常人为快。苟不尔者，则当过十字街时，可以呆立终日，一步不敢行。”159他最满意的还是纽约的中央公园，认为是保持头脑清明的好地方，一天不去就会“精神昏浊，理想污下”。在《新大陆游记》里梁启超对美国发出终极浩叹：“今欲语其庞大其壮丽其繁盛，则目眩于视察，耳疲于听闻，口吃于演述，手穷于摹写，吾亦不知从何处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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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旦深入美国的“肌理”，梁却感叹“天下最繁盛者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莫如纽约”。和20世纪末中国的一部流行电视剧歌词一模一样，“如果爱一个人，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恨一个人，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一百年来，中国人对纽约的评价基本没变，那是最好的地方，也是最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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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看到了美国资本主义的繁荣，看到人类理想在这片新大陆上梦幻般的实现。在纽约，他也见到了20世纪初才出现的庞然怪物——“托辣斯”（今译托拉斯）。他用整整一节的内容叙述了这个资本主义的怪物，列举了它的十二利和十弊。他承认这个怪物是自由竞争走向联合化大生产的必然结果，但他又对这个怪物危害劳动者和小生产者的后果而悚然心惊。他看到了贫富悬殊的两个世界，对于财产分配的悬殊，他打个比方说：“譬之有百金于此，四百人分之：其人得七十元，所余三十元，以分诸三百九十九人，每人不能满一角，但七分有奇耳，岂不异哉？”这确乎是当时美国财富分配不均的写照，他因此感叹：“吾观于纽约之贫民窟，而深叹社会主义之万不可以已也！”他承认社会主义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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