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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种文体都有区别于其他文体的特点，时评这种文体，它区别于其他文体最大的特点，应该是它对表达效率的要求。作为一种公民表达的实用文体，表达效率是最优先的价值，优先于它作为一篇文章的文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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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写作十讲 一、公民表达的实用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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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时事评论，香港著名评论人梁文道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有这样一段论述，他说：很多人在谈论时评人时，会认为时评没有思想性，比起学术论文或学术著作，它可能没有那么深刻；比起文学作品，时评又显得浅薄短小，时评写得快，出得快，过时得也快。时评潮流甚至被当成我们这个时代思想力度浅薄化、文学轻薄短小化的趋势。这种说法恰恰表明了不少人对时评是多么的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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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认同梁文道对时评的理解。拿时事评论与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学术著作的深刻性、学术论文的思想性、散文的美感、小说的故事性比，对时事评论是很不公平的。反问一下，又有哪一篇学术论文、哪一部学术著作、哪一本小说能像一篇成功的时评那样，对时事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到过那种立竿见影的、即时的推动作用，以短短的千字文而对人们的认知、舆论的取向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每一种文体的社会功用是不一样的，它们承载着不同的文体使命，时评的核心在“时”，应时而生，为时而作，其作为一种文体的使命在于公民表达和影响时事，“表达”和“影响”是关键，而不能用对其他文体的审美来苛求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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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说得很好：我们看别的国家，也有很多非常有名的时事评论家，但从来没有人会说这些时事评论家的思想深度不及某个大师。他们干的是不同行当的事，拿他们进行比较，就无异于要求一个计程车司机开车要像F1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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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评论不同散文、小说、论文，甚至不同于杂文，它是一种公民表达和影响时政的实用表达文体，是公民介入公共事务的一种方式。它的价值不在于其文学性，不在其是否能流传后世，也不在于它有多大的思想内涵，它存在的价值与时代紧密相连，最大功用就是通过表达影响和推动时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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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人嘲讽时评快餐式的生产方式和它的速朽，第二天就随报纸一起被扔进垃圾桶了，没有几篇的生命能超过两天，更遑论流传后世了。这恰恰就是时评的特点，时评确实是速朽的，但只要它在其生存的短短一天中起到了公共表达、影响社会、推动社会的作用，那就足够了，时评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时评文章有流传后世的经典力量，这恰恰是时评失败之处。隔许多年后将时评拿出来赏阅，发现其仍有现实批判价值，这也许是文章的大幸，却是时代的大不幸。10年前批判的问题，10年后翻阅旧文时发现问题依旧存在，这难道不是时评的失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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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的文字优不优美，对一篇时评也不是最重要。一篇评论在文字和语言上也许略显粗糙，但只要把道理说清楚了，就已经实现了它的传播价值。时评不是用来让人边喝茶边品赏的，而是公民表达的工具，表达功能远高于其文字审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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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我说这些，并不是排斥时评文字的优美、思想的深刻和文章的精致，而是谈时评作为一种文体最重要的品质。如果一篇评论，它有非常优美的文字，思想有学术论文一般的深刻，又有如散文那样娓娓道来的从容，像小说那样引人入胜，当然非常好。比如林达夫妇的评论，就有这样的魅力。可这些不是衡量一篇成功的时评最重要的标准，在评判时评的价值次序上，这些都居于次要位置，或者说，这些都是服务于“最有效率地表达和最大限度地影响时事”这个核心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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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多元、自由、开放的公民社会，不可能人人都是作家，作家需要高超的叙述能力，不可能人人都是专家，专家需要专业的知识素养和精深的探索，也不可能人人都是思想家，思想家需要智慧的心灵和对人情世故深邃的洞察力。——可，人人都需要表达，当遭遇不平时需要表达，当看到丑恶侵犯公益时需要表达，当感觉公共道德受到恶俗的玷污时需要表达，当听到不同观点大行其道时需要表达。所以，人人都是时评家，时评成为一种公民表达和影响时事的实用文体。作为一种大众表达文体，一种公众进行意见传播和观点交流的实用工具，我们不能用那些“精英文体”的要求来度量和苛求它，只能以庸常的智识和一般人就能企及的规范来要求它。否则，设置过高的写作和表达门槛，它只能沦为少数精英的特权，“公民表达”的功能就会丧失，公共性就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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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了时评是一种公民表达和影响时事的实用文体，那么，时评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让你的表达更容易让人接受，如何让你的评论更能影响时事，如何让你的文章更实用。这就是我想谈的：时评的表达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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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写作十讲 二、最短时间最快理解你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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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效率，就是付出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多的收益。读者读一篇评论，他所需要投入的阅读成本无非包括时间和脑力，收益则包括增长了多少知识、获得了多少信息、接受了多少观点。一篇评论的表达和传播效率就是，用尽可能少的文字、以最容易理解的表达向读者传播你的观点。尽可能少的文字，是为了不占用读者更多时间；最容易理解的表达，是为了不让读者投入过多“理解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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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是一种报刊文体，报纸版面的容量，决定了时评不可能像学术论文那样，可以动辄洋洋洒洒下笔数万言。还有受众的读报习惯和阅读期待，这也决定了时评的篇幅和字数，只能是千字文（一般千字左右，不超过两千字）。人们读学术论文和专著时，一般都会深阅读，会专心致志地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脑力。而读报刊文章时，多数人则是浅阅读，不愿意投入较多的阅读成本。所以读者在阅读评论时是没什么耐心的，他们对一篇时评文章的耐心和注意力也就保持在千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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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只有千把来字，用短短的千字文把一个观点说清楚，这就需要你的表达非常有效率。下面就具体谈谈时评的表达效率在宏观上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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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文章要开门见山、直接地表达观点，不能含糊其辞，不要拖泥带水，也不能绕来绕去，最好刚开始就要让读者读到你旗帜鲜明的判断。论证也最好直接明白，用直笔，而不必用曲笔。文章本身很短，要尽可能地直接地表达观点，一针见血最有效率。间接、含糊和曲笔既影响了意思的表达和观点的传播，又浪费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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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一篇评论，如果读者读了300字还读不到你的观点，还不知道你到底想说什么，你这篇评论基本上就失败了。因为有人专门做过调查，一般人在读报时对一篇文章的注意力也就能保持一分钟左右，如果一篇文章在300字内不能吸引他、勾起他继续读下去的欲望，他的眼球很快就跳到另一篇文章上去了。你后面的观点再深刻和独到，读者也没有耐心继续读下去。特别是现在大家每天接受的信息越来越多了，那么多报纸，网络信息更是海洋的，评论文章，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表达效率的竞争，观点一定要旗帜鲜明，不要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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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不喜欢看杂文，因为杂文绕来绕去表达太没有效率了，文章就1000字，写了800字，观点还没有亮出来，还不知道作者到底想表达什么，谁还有耐心跟你绕下去。中青报原来有一个杂文专栏叫《求实篇》，10年非常受欢迎，不过有评论版就渐渐淡化了这个栏目，最后撤销了这个栏目，就是觉得杂文已经过时了，绕来绕去太没有意思。《南方周末》也是如此，长平说，他编《南方周末》头版以后，逐渐淡化了《周末茶座》，原来是个杂文性的栏目，他希望它让位给真正的时评。他说，中国现在的舆论环境已经进步到可以正经八百说话了，不需要再藏着躲着绕着弯子生闷气。杂文家如今都在向时评转向，我觉得转得最好的是鄢烈山，完全转化成了时事评论那种直话直说讲究表达效率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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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评论界曾讨论过时评的勃兴和杂文的式微这个话题，杂文家很失落，甚至对兴盛的时评破口大骂，称这种既无文采、又无思想的快餐文体毁了杂文。——这种批评是不对的，杂文之所以日渐式微，《杂文报》之所以在实质上已经变成“时评报”，不是时评谋杀的结果，而是时代的发展对评论文体的要求使然，是市场化媒体为顺应和满足时代表达方式而作出的调整。老一辈的杂文家应该顺应这种新的、有效率的表达要求而改变自己，而不能抱残守缺，守着传统杂文的路子把新文体当成敌人。在这方面，杂文家鄢烈山在文体的转变上就做得非常好，既能发挥杂文之长，又能吸收时评表达之长，兼收并蓄，这使他在时评兴盛的时代仍担当着舆论领袖。而一些八九十年代曾经风光过的杂文家，由于不识时务和故步自封，难免被边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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