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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从一个很平凡的个人小叙事，通过这样的角度切入，就过渡到了国家梦想的大叙事，从我们很熟悉的经历谈到了改革的光荣与梦想，发展的阵痛与成熟。我这样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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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的改革开放远远不是一马平川、高歌猛进的坦途，而是充满荆棘、彷徨、阵痛和曲折的试错之旅。多难兴邦，苦难砺人，这是一个民族在点点滴滴的前进中战胜阵痛、超越自我、寻求救赎的伟大历史。30年后改革果实慢慢结出，30的改革开放赋予了这个国家新的精神和新的灵魂，于是，北京奥运这个大舞台大事件，从物质到精神上全面地展示着这个国家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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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角度的切入，让宏大主题的文章与每个读者熟悉的心路历程联系了起来，从而有了一种击中每个人内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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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报的评论员在操作宏大的主题时，也都会尽可能地从小角度切入。评论金融危机，不会一开始就写波澜壮阔的危机和影响，一般会从遥远的东南亚一个家庭这个月的经济支出谈起，一笔账一笔账地算，然后引出金融危机，既形象又贴切地告诉了人们金融危机是怎么回事。然后还是从这个家庭的命运谈金融危机的危害，以一个家庭及其周围人的命运来阐述自己对金融危机的理解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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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芬克在《冲击力》中提到了另外一种“小角度切入”的例子，通过个性化的“你”，把巨大复杂的事物简化为可操控的简单事物。评论的话题是比较难懂的关于最低工资的争论，数十亿美元和数百万家庭都会受到这一争论的影响，如何让读者弄清这一复杂情况呢？《今日美国》的社论撰稿人是从这样的角度切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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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尝试用每年8840美元养活一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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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联邦最低工资法案让你在52个40小时工作周里打扫办公室、提供饮食或照看小孩所挣得的钱——比一个单亲和一个小孩的贫困线收入还要少113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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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基本的不公平的愤怒，最终带来了大范围的改变。这改变并未发生在华盛顿（那里的国会自1991年起就让最低工资卡在每小时4.25美元上面），而是那些对联邦的迟迟不行动产生厌倦的社区和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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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芬克所分析的，上面的“你”结构有两个优势：第一，对你——读者——说话，把一个模糊的、遥远的问题加以个人化处理，邀请你参与聊天。第二，数十亿美元这么一个超乎理解力的数目被简化为8840美元——每位读者都容易把握数字，而且你几乎可以听到读者的反应：不！我可不愿意尝试靠每年8840美元来养家糊口。（《冲击力》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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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宏大和复杂主题的评论，一定要学会讲故事，仰望星空的时候，一定要先脚踏实地地从地上的故事讲起。大主题往往是高度抽象的，小角度操作，就是要求你首先将抽象的化为具体、形象的，可以在现实中触摸到的具体事物。大主题还是普遍和宏观的，你要将其转化为个人性的。比如，写一场汶川大地震那样的大灾难对一代人心灵产生的影响，你得从具体、鲜活、有感染力的事例切入，由小及大地再谈论一代人的精神创伤和精神磨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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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写作十讲 四、跳出思维局限——“无话可说”也是一种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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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虽然是新闻，但很多时候并不新，无非是重复一些老问题、旧问题。报纸上多数新闻，都是以前报道过的，不过换了个地点、形式、时间、人物或者由头而已，新闻的核心内容是一样的。评论者在写作中会经常遇到这类选题，应该从什么角度切入才不会让人有阅读疲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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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老问题，但确实是很重要的问题，作为一个职业评论员，无法在这样重要的问题上失语，不能不去关注去表达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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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过，对于这样的旧话题，尽可能寻找新的元素、新鲜的由头去切入，可如果实在“乏新可陈”，找不到新元素时怎么办？绞尽脑汁也找不到新的角度，实在不知道从什么角度切入，实在不知道说什么，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可以切入的“新”角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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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中国矿难应该是个老大难问题了，此起彼伏，这里刚处理完，那里又发生了。一个个严厉的规定，都很难阻止悲剧的不断发生。甚至同一个煤矿，去年刚发生了矿难，一番整顿后，今年又发生了。对于矿难，该说的道理都已经说了，该提的建议都已经提了，尖锐的批评，连续的追问，理性的分析，这些都已经重复了许多遍了，已经完全失语，不知道还有什么道理可以讲了，变得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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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话可说，对评论者来说，也是一种可以言说的角度，为什么让人失语，为什么让人审丑疲劳，为什么“无话可说”，这本身就非常值得玩味。比如，2004年某次矿难发生后，我就写了一篇评论，题目就叫《对矿难，我已经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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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清这是今年第几次矿难了，也记不清今年的矿难已经死了多少人，只知道自己打开搜狐网看到这条新闻时的第一感觉：对矿难，我已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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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每次矿难发生后，我总会写文章说些什么，总结点儿什么，顺着媒体调查的真相，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唯利是图的矿主、贪得无厌的官员、得不到实施的制度、落后的安全管理体制、触目惊心的利益链，等等。可到如今，话已经说尽了，道理也讲烂了，制度也分析透了，警钟快敲碎了，“理性、建设性”也榨干了，可一个个催命的矿难依然接踵而至，我还能说什么？还能怎么说？重复说那些众所周知、说了也白说的话吗？我们对于矿难的理解，已经没有了多少对生命逝去的痛感，没有了灾难下的人性震撼，更多只是一套习以为常的程序。在频发的矿难中，一切都变得那么轻飘，轻如鸿毛：正义感疲惫了，理性厌倦了，愤怒蒸发了，同情心都变得非常慵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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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当年的《纪念刘和珍君》，走的也是这个路子，在“无话可说”中分析那让人失语的现实。失语，其实并不是无话可说了，而是一种愤怒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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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话可说”是一种角度，可以选择的类似角度是“为什么难以成为新闻”：某个问题虽然非常重要，很可恶也很荒唐，可为什么很难成为新闻，或者很难成为公众关注的新闻。本该成为新闻的新闻，却不被新闻关注了，“难以成为新闻”本身也可以构成一种思考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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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学术抄袭事件，我曾写过一篇题为《不搭院士身份，抄袭已很难成为新闻》的评论，就是从这个角度切入的。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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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随着学术圈的日益糜烂，学术道德越来越堕落，抄袭和剽窃行为泛滥成灾，在媒体曝光过无数起“竞相比丑”的学术丑闻后，舆论和公众对学术圈的这些破事儿烂事儿已经有了严重的审丑疲劳。这样的审丑疲劳下，如果抄袭者没有特殊的身份，没有特别荒唐、特别反常的剽窃事迹，一般抄袭已经很难成为新闻了。人们对抄袭已经见怪不怪，只有当抄袭者有着特殊的身份，是一所高校的校长，是一个工程院院士，起码是一个中科院院士候选人，或者起码与这些身份挂上钩，人们的眼皮才会抬起一下并惊呼一声：竟然连校长都剽窃了，连院士都抄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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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评论《“天上人间”被查何以成为大新闻》，选择的也是这个切入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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