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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层次是说舆论本身所具有的功能,舆论是有力量的!舆论的力量在哪里呢?首先,舆论来自于公众——人类社会的自在主体,且形成强大的群体力量;其次,舆论所关注的是与人类社会息息相关的一切可争议的事态,社会秩序中的一切不谐之举、不正之为,均逃不过舆论的“眼睛”;再次,舆论本身就是具有“道义”力量的价值评价。所以说,它具有社会控制的力量。梁启超曾高度肯定了舆论的功能:“舆论者,天地间最大之势力,未有能御者也。……舆论一成,则虽有雷霆万钧之力者,亦敛莫敢发”,“凡欲为国民所尽力者,苟反抗于舆论,必不足以成事”,若成事必借助于舆论的力量:“其始也,当为舆论之敌;其继也,当为舆论之母;其终也,当为舆论之仆。敌舆论者,破坏时代之事业也;母舆论者,过渡时代之事业也,仆舆论者,成立时代之事业也。非大勇不能为敌,非大智不能为母,非大仁不能为仆,具此三德,斯为完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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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归纳舆论的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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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是公众的意见,它是一种自然、自在行为,是公众自愿、自由表达的意见和看法,舆论的背后潜藏着公众对社会价值尺度和运行方向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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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舆论的“道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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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舆论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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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起源于劳动,起源于劳动中的沟通、协调与合作,人类社会一出现,舆论便产生了,劳动是社会舆论的摇篮。恩格斯说:“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23〕当然,初民由“兽群意识”到“人群意识”需要一个过程,语言的产生、思维的发达以及氏族与部落的形成使人开始有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与此同时也就有了相对完整的维持社会生活秩序的习俗、禁忌以及原始宗教,并以此来调节社会生活,这应该是最初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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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提出的是:舆论既源于劳动中的沟通与合作,又源于劳动中的斗争与复仇,同时也源于劳动中对“善”、对“美”的追求、向往和颂扬。刘建明教授在他的《舆论传播》一书中曾这样阐述原始舆论的内容:“原始舆论的内容围绕氏族成员的生存斗争,揭示了先民的生存的艰难和团结奋斗的精神。氏族成员之间紧密团结,相互爱怜,生则同存,死则同亡,愿为同伴的遇害舍身成‘仁’成为当时社会舆论的支柱。一旦一个氏族成员被他氏族所杀其他成员会群起而攻之。在人们的观念中为同一氏族报仇成为崇高的理念和义务。原始人把自己看成部落社会中有机的组成部分,个人受到屈辱就变成部落的凌辱,复仇变成部落成员集体自卫的冲动,成为人人遵奉的舆论。阿富汗有一则谚语说:‘复仇虽至百龄,乳齿乃存。’这个国家的古代氏族崇尚把其父之仇追讨其子,以至其孙,仇之未报,复仇之火总是不会熄灭的。人们天天、月月、年年议论仇恨,将仇火一代一代熊熊燃烧下去。复仇的意识几乎是古代社会中世界各民族祖先的普遍舆论。”〔24〕我们知道有一种观点说,正义精神是起源于复仇,这就是说社会舆论的产生是伴随着人类“正义”精神的产生而产生。原始舆论之中早已包含着“正义”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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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大自然和其他部族的斗争中,先民们日益感到没有杰出的首领,就很难保持部族的安全稳定,渴望氏族内部有一个好领袖。于是在原始部落之中出现了歌颂、赞赏英雄主义的社会舆论,各种各样的传说一直流传下来。传说借助故事表达人们对勇敢、力量、健壮、创造性的赞美,是初民的重要道德舆论……人们热恋讲故事,表达追求的向往,构成原始人的精神。舆论形态是指舆论行为的群体方式,英雄传说在那个时代风靡起来,成为普遍的舆论样式。在我国远古传说中,各氏族的英雄人物拯弱救危的无畏气概,带领群众向自然和其他部落进行斗争,成为先民心目中的明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黄帝向‘铜头铁额、吞食沙石’的蚩尤展开恶战,以及关于羿、尧、舜、鲧、禹的传说,统一了氏族社会中人们的态度。在世界各国远古的历史中,崇尚勇武、强悍、忠烈的舆论,使人们服从酋长与部落首脑的统领,既是人类社会化的最初表现,又是维持社会关系所必须的早期的意识形态。……远古的传说就是远古的民心,人们歌颂正义、勇敢、智慧的带头人,反映人类善良的本性,这种舆论就是当时社会的写照。”〔25〕其实,这些传说不仅反映人们的善良本性,同时还反映人类初期对“正义”最朴素、最感性的追问和选择,舆论的肯定性倾向是给予那些正当的、美好的、善良的和足以保持社会稳定、人群和谐友善、生活合理有序的事物与人物的。因此,传说得以感召心灵而代代相传,正义精神也就像种子一样在人类的意识形态中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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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舆论的精神内核与道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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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意识是社会舆论的精神内核。所谓集合意识,就是说舆论并非个人的言论,也非个人言论的相加,而是一种社会知觉,是一定社会群体内相当数量的成员具有的倾向一致的意见,具有整体特征。舆论由个体意识交汇形成群体意识,并最终产生集合威力。社会舆论大于个人意见之和。所谓“千夫所指”,所谓“唾沫星子淹死人”,所谓“背后骂皇帝”,等等,都是指舆论的普遍性和舆论的公众性以及舆论的集合性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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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舆论具有这种集合性,能够形成广泛影响的舆论场,所以,我们说舆论本身蕴涵了强有力的“道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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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的力量一方面来自于集合威力,另一方面来自于舆论自身的社会评价本质。因为舆论是社会评价客体与评价主体之间的价值关系的意识,任何社会舆论都反映出那一特定社会公众的主体意识,即反映出那一特定社会公众的特殊利益、立场和观点。舆论是由公众的一系列的价值判断组成的,比如是赞成还是反对,是肯定还是否定,是颂扬还是谴责,是拥护还是抗议等,公众的议论和评判形成了舆论的基本倾向和基本精神。P. A.萨法罗夫说道:“社会舆论是社会共同体对他们关注的问题持有的评价态度,这种态度表现在他们的看法及行动中,它具有相对的普遍性,强烈性和稳定性。”〔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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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具有两极性,那些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维护公众利益、坚持真理的舆论是积极舆论,本身蕴涵了巨大的道义力量,对社会、历史及人生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那些违背真理的舆论则对社会产生破坏作用,我们称之为消极舆论。舆论的产生源于道德意识伴随着“正义”追寻,代表着民心。不同性质的舆论时有消长,但是舆论的“道义”精神、“道义”力量是不会消失的,民心是不会永远被遮蔽的。积极舆论在逐渐集合的过程中终将溶解或消散着消极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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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历史学家丹纳说:“形成舆论的方式证明舆论的可靠。”〔27〕原始社会人们依据习俗、禁忌来调节社会生活,所议所论,成为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群体之间关系的工具。私有制社会个体意识和阶级意识得到发展,社会舆论在个体的大量的议论、争论、辩论中形成,成为公众的社会评价形式。古希腊民主政体时期是社会舆论自由发展的最光明灿烂的时期,它使后人常常心向往之。中国古代的社会舆论形式主要是民歌、民谣和讲学游说,曾出现过“百家争鸣”的舆论空气。现代社会舆论形态得到空前发展,个体意识更为彰显,群体舆势易成螺旋,大众传播媒介迅速发展,这一切使社会舆论活动更趋于自由、趋于理性。正如丹纳所说:“大众像个人一样有时会有错误的判断、错误的理解,但也像个人一样,分歧的见解互相纠正,摇摆的观点互相抵消以后,会逐渐趋于固定,确实,得出一个相当可靠相当合理的意见,使我们能很有根据很有信心的接受。”“可以用判断的过程证明判断的可靠。……有多少不同气质,不同教育,不同思想感情共同参与;每个人在趣味方面的缺陷由别人的不同的趣味加以补足;许多成见在互相冲突之下获得平衡,这种连续而相互的补充逐渐使最后的意见更接近事实。”〔28〕可以说,它在形成的过程中集中了社会的理智,这使舆论具有了一种力量,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它虽然不是法律,但可以说是它是一种文化力量,一种道义力量,一种精神力量,有时它比法律更有生命力。卢梭认为,舆论“并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代替权威的力量。我说的就是风俗、习惯而尤其是舆论”〔29〕。因此,我们可以理解恩格斯的话:“世界历史就在于公众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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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舆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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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舆论监督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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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舆论监督的界定,专家学者们有不同的阐述,这里我们择其要者加以比较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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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理平认为:“舆论监督是指新闻媒体运用舆论的独特力量,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并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共同准则的方向运作的一种社会行为。”〔30〕这种界定把舆论监督看作媒介监督,突出媒介运用舆论的力量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物,其监督的主体是“媒介”,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却未能反映舆论监督的本质。因为“媒介”只是公众的代表或代言者,真正的监督主体是社会公众,在社会主义国家舆论监督的本质是人民群众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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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力丹说
:“舆论监督意指公众通过舆论这种意识形态,对各种权力组织和其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公众人物(包括记者)自由表达看法所产生的一种客观效果。是一种自然存在的、客观无形的监督形式,其特点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是‘广泛的无名的’公众表达的意见可以是表扬、批评,形式和渠道也是多样化的,因此,舆论监督往往体现为正、反两种效果。”〔31〕陈立丹的阐述明确了舆论监督主体是公众,是公众通过舆论这种意识形态自由表达看法而行使的监督,并且指出了监督对象主要是权力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特别是他明确阐述了舆论监督所包含的批评与赞扬的两种特性,这一表述符合舆论监督的本质性特征,从根本上确定了舆论监督自然自在、自下而上的监督属性。不过“监督”是一个表示动作的概念似乎不能直接代表一种客观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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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明先生认为:“舆论监督包括工作监督、政策监督和道德监督,是指公众对某人某事发表批评和揭露性的意见。前两种监督是为了纠正错误,防止官僚主义。道德监督具有正义立场,是对‘丑与恶’的曝光,具有巨大的心里惩治威力。他的基本原理是社会心理压力理论。”〔32〕刘建明的定义把舆论监督划分为两种类型,体现了他作为学者对科学定义所追求的严谨性与涵盖力。在这个定义中,刘建明先生揭示了舆论监督的众多属性:第一,舆论监督的多种类型;第二,舆论监督的本质性主体是公众(而非媒介);第三,舆论监督具有正义立场和惩治威力;第四,舆论监督的力量源于社会心理压力理论。但是,若把舆论监督只看成是“对某人某事发表批评和揭露性的意见”,又似乎不能充分表达“舆论”的内涵和“监督”的广泛性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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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旭培说:“舆论监督从广义上说,是指通过传媒对党务政务的公开报道,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施政活动的公开报道和评论,以及对各类坏人坏事,特别是腐败行为、腐败分子的披露和批评。”〔33〕在这个定义中舆论监督的属性有所延伸,不仅仅指批评、披露,同时包含了对权力者的评价,对政务公开即知情权的强调等。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在这个定义中舆论监督的主体模糊或主体丢失。是谁“通过传媒对党务政务的公开报道……”?抑或作者是指“传媒”?主体模糊便无法确定舆论监督的本质属性。当然,在这个定义的表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这里的舆论监督是指党政工作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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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几种定义,我们感到理论界对舆论监督的认识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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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舆论监督的主体理解不同。有的指党的工作监督,有的指媒介监督,有的指政治意义上的监督,有的指学术意义上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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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人大的立法监督、政府的行政监督(检察、审计)、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检察、审判)等都是国家监督,具有法律与行政的强制力,是硬监督。但国家监督是内部监督,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局限性,容易造成监督的失控。而舆论监督是公众自由表达的意见,是客观存在的无形而有力的舆论倾向,是一种软监督。它所具有的不是法律与行政的强制力,而是来自于公众舆论所形成的压力。舆论监督是外部的社会监督,主要是对权力组织及其成员的监督。媒介监督也不同于舆论监督,媒介的对应形式是新闻报道,舆论的对应形式却十分丰富:流言、民谣、书籍、文告甚至民歌、笑话等都是舆论的范畴。舆论,每时每刻都在以不同方式传播着公众意见。舆论监督是公众对社会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自然、自在、客观无形的监督形式,它以公众舆论这种无形的压力监督公共权力,对公共权力形成制衡和约束的威力。这是权利对权力的监督,以防止权力异化。媒介监督只是舆论监督的一种主要形式。在现代社会,常常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作为舆论的载体表达公众声音。但媒介不可避免带有自身的主观倾向,不可避免地依赖其背后的政治势力以及经济势力。当它真正代表舆论时“力量会显得十分强大,其作用等于‘媒介的影响力+现实舆论’”(陈力丹语)。但是,我们知道,媒介在不同文化、政治、经济背景下会表现出不同的舆论姿态。在我国,因为大众传播媒介归党、国家和政府所有,而我们的政府是人民代表选举制,党和政府在根本利益上代表着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媒介被形象地比喻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因此我国媒介监督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党政权力的延伸。当然,从根本上说媒介监督的威力不是来自媒介或者媒介新闻,而是来自新闻背后所代表的民意或公意。它的有效发挥对于行使公民民主权利、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维护公平正义原则以及保持社会稳定团结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受到新闻传播学界的高度关注、党和政府的重视、人民群众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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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舆论监督的属性认识不同。在我国相当大的范围内,舆论监督被等同于批评报道或叫负面报道,其实,舆论监督还有比批评报道更为广泛的外延:一些针对某种不良社会组织状态、现象以及公众人物所表现出的具有纠正意义的积极倾向的或建议性的舆论也是一种监督;对那些在腐败、丑恶的氛围、事件中依然表现出坚定的、正确的、优秀品质的公众人物或行为方式的歌颂和赞扬也是舆论监督。如2004年12月1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报道:上海曙光医院成立了伦理委员会,纠正以往不正确的做法。如,过去医院称呼病人都只叫“×床”“×号”“××病”,忽视人的概念,伦理委员会要求,医院不仅仅要做到治病,还要做到人文关怀,提倡“治病从尊重开始”,提倡病人与医生平等的观念,因此,改称×床、×号为“××先生”,病床之间还设置隔断。那么,曙光医院如此体现人文关怀,如此尊重病人,不正是对许多医院不尊重人、不关心人的做法的批评与警示吗?还有,一段时间里,电视台、报刊、网络铺天盖地地谈论着牛玉孺,人们传诵着他如何廉洁奉公、勤俭执政的事迹。这种舆论的传播不也是对那些贪污腐败的权力者的镜照,甚至是批判吗?陈力丹先生在《论我国舆论监督的性质和存在的问题》一文中就表述说:“公众表达的意见可以是赞扬、批评,形式和渠道也是多样的,因此,舆论监督往往体现为正反两种监督效果。”〔34〕应该说,凡是能够触动人类灵魂、引导人的精神指向、匡正人的意识及行为偏差的舆论行为和舆论方式都可称之为舆论监督。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不就是统治者采集民歌用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舆论监督手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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