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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阿克顿爵士语），即是说，权力必须受到制度的制衡。现代社会的权力，不论出自哪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大都是经过严格的限定，是不同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利益坚持、退让和协调的结果。也可以说，现代社会的权力都是处于监督和制约之下的有限权力。但是，权力自身具有扩张性。无论制衡的力量来自何方，权力总是倾向于无边界的膨胀，倾向于突破它最初所受的限定。如从我国舆论监督研究者所作的调查中可以看到，媒介批评曝光的对象及内容最多的是权力组织和权力者贪污腐败、滥用行政权力、执法犯法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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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越界和无限膨胀必然会导致社会更大的和更深刻的不平等。在这种时候，舆论监督就自然地上升为社会公共意志的代表，成为权力的边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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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舆论监督所追求的第一个目标是社会公正，即平等——出发点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和表达的平等。舆论监督的现实功能，也就是代表公众表达对社会公正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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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正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孜孜以求的愿望，只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公众没有相应的社会权利，哪怕仅仅是理论上的权利都不具备，所以，社会公正很难进入公众的话题。只是到了近现代社会，出现了君主立宪制、议会民主制和社会主义制度等政治文化体制之后，以平民百姓为事实主体的公众才有了理论上平等的权利、地位。也只有在这之后，公众才具备了追求社会公正的现实资格。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公民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普通的社会成员或社会弱势群体如果发现或感觉到社会存在不平等、不公正，他们可以通过有效的方式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以形成舆论的力量，促使社会在相应的方面、相应的环节上作出调整。舆论监督就是把个人或某种群体的感受、观点和意愿，转化为社会舆论，以社会舆论作为公众意志的载体，对现有的社会权力提出某种限定，从而推动社会向“公正”的方向调整。如引起全社会关注的孙志刚案件，最初是记者出于正义感介入此事，首先在新闻媒体曝光，把信息传播给社会公众，随之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舆论，于是有三位法学博士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上书，建议对《城市流浪人口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检查；有五位法律专家联合上书，提请对收容遣送制度启动特别调查；还有互联网上众多公民对制度的反思、对争取宪法权利的呼唤，由此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这样，媒介的影响力加上现实社会舆论的监督力，孙志刚案件最后终于得以解决并在中国社会引起了一系列相关制度的反思和一系列相关政策的调整，充分体现了舆论监督追求社会公正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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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社会的不平等，追求社会公正，只是舆论监督的一个现实目标，它在根本上是人类为了追求社会均衡、社会发展而设的价值前提。这种前提所要达到的是一种政治、文化和人性的和谐境界，这种境界我们称之为“社会正义”。事实上，它是一种理论假设，是一种无限趋向于完美的价值向度。它不能完全和永久地实现，但却必须作为人类行为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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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说：“正义所提示的是一种自然秩序，而社会的秩序由法治来规定。正义最初的含义就是指宇宙中单一的秩序。”〔54〕那么，什么是“自然秩序”或“宇宙中单一的秩序”呢？就是和谐，是世间万物之间关系的协调。把自然之中的正义精神引入人类的社会生活，那就是合理，即合乎人性。具体而言，正义表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理想目标和价值准则，即“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合理化、人的权利和义务的对应化、人的付出和获取的对称化、人对效率与公平的正当需求和满足的刚性化”，它“侧重于制度、秩序、法则、权力、整体的角度来把握人的行为选择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无论人们道德境界高下都必须服从正义的要求”〔55〕。可以说，正义之于个人是德性之善，正义之于社会是制度之美。舆论监督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合理发展在目标、理念和实践意义方面都与正义精神有着高度的一致性。社会正义观念多是从政治学、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以政治和法律为手段的社会秩序是承认“社会公正”这个价值尺度的。更早以血缘、亲情和道德为链条的社会秩序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社会正义”的观念。但不管是在现代社会还是在传统社会，人们对社会公正的追求都包含着太多的私欲：权力组织担心权力被弱化，强势群体不愿意把既得利益拿出来与人共享，而小团体或边缘人群则渴望在社会的变革过程中得到特殊的关照。由于每一个人、每一层次的人都有各自的特殊利益，于是在面对社会整体的发展平衡时，所谓的社会公正就加上了浓重的现实功利色彩。舆论监督在实践中努力追求的正是让公众在观念上跳出现实功利的追逐，把社会公正作为全社会都应当坚守的价值前提，从而使人们获得一种超越的眼光和一种开放的姿态，能学会从人类整体利益和人类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愿望出发，去谋求或塑造我们所追寻的社会正义的境界。在追求这种境界的过程中，人们当然会依靠法律、政治和经济乃至科技的工具，但这些工具的运用在人的理性层面将不再是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的本质性目标。人的发展将是人性的完善和精神的生长，而社会的发展就是为了使人与人更加和谐地相处，人与自然更加和谐地相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正义是一种文化的状态和精神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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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界定和描述通常与政治学、经济学或哲学的观点会有所不同。这是因为以往的论述多侧重于社会正义的法律地位和道德地位，而这里则更多地关注了社会正义的精神地位。因此，我们要强调说，社会正义是一种引导人类生活和谐化、完美化的价值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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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现实生活的层面来看，由于人性本身的弱点和社会结构的弱点，以及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人们所追求的地位平等、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随时都面临着主观的障碍和客观的干扰。这些来自不同层面的干扰，使人类自我完善的努力充满曲折，备加艰难。从世界与人类整体的角度看，有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有种族与民族的冲突，有宗教观念的冲突，有社会政治制度的冲突，也有地区性和国际性组织间的冲突。从一个国家内部看，则有党派、阶级、阶层、地区、民族、社会行业甚至男女性别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无论程度如何，都源于对现有社会不平等的强烈否定。这时，就凸显出舆论监督的特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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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1976年清明节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性运动，就是社会舆论对持续十年的社会发展方向的迷茫和价值观迷失的一次强力纠正。而2003年春天世界各地爆发的大规模反对美国单方面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游行，也是舆论为保持人类良知而做的自我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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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事论事地看，有时舆论监督所起的作用似乎只是提醒社会管理者关注某件事或某一社会现象，这种作用有时显得过于琐碎，所以社会管理者也常常把它看得若有若无，甚至排斥、拒绝。在乔云霞教授主持的“对安徽省媒介从业人员和受众对新闻舆论监督认知状况的调查分析”中有这样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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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在搞批评报道的过程中遇到的阻力来自（选项不限）〔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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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认为批评报道难搞的原因是（选项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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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者的社会调查中表明：媒介从业人员在进行批评报道时遇到的阻力主要来自上级部门的领导和当地领导，他们认为监督会影响政绩、影响稳定。其实，如果把舆论监督看作一种连续的人类行为和人类精神生长的一种文化策略，我们就会认识到，舆论监督不仅是现实政治行为，它也是人类自我完善的文化行为。作为公众、社会和人类整体利益的代表，舆论监督总是在现实的层面，通过对细节和局部的强调，来推动和促进社会的整体协调。通过对具体人、具体事、具体现象的价值评价，来协调和规范社会发展的方向。从这个角度来说，管理者不应该阻碍和排斥舆论监督，而应该欢迎和支持舆论监督，我们应该在全社会张扬社会正义的观念，正确理解社会心理承受力和社会稳定问题，让正义观念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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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公正到社会正义，舆论监督的意义并不在于告诉某位权力者或某个权力部门如何行事，而在于人以这种方式向自己提出了一种需要为之奋斗的价值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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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舆论监督：正义共识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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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是“一个用来表示社会与文化经由彼此认同（agreement）特别是那些集体层面的认同而形成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处于种种社会群体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广大社会中的人们通过论辩、努力与协商而形成的”。〔57〕当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不同阶层、群体、个体有不同的利益要求和观念差异，表现出鲜明的个体特征。世界文化相互交融，西方文化的渗透造成话语侵略，传统逐渐消失或逐渐削弱。价值观念多元：提倡理想主义、爱国主义，但拜金主义、功利思想普遍存在；强调集体主义，团结友爱，但个人主义异常突出，英雄主义成为稀有。经济全球一体化给人们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理想信念的扭曲：追求豪华、追求享乐；权力者利欲膨胀，腐败滋生、蔓延；道德缺失，“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的歌声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捡了别人的钱要拿回扣，无偿归还失主的人就成了模范还要上电视。政治民主化、公民权利意识增强，这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必然结果，个性突出，追求个性化个人化的理所当然，这一切使得人们的理想缺乏、价值观念功利、自我，传统集体主义、舍己为人的崇高品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神话。市场经济、多元社会造成个体意志和私欲的强化和突出，但社会发展需要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共同的理想选择和美好的正义追求，必须要建立正义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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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说：社会一体化“要通过价值和规范来保障某种社会生活世界的统一”。而舆论是推动文化、传播价值观最直接、最广泛、最有效的途径。如果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努力实现“小康”水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的正义共识的话，那么这种共识需要全社会多方面的努力，其中文化的推动、价值观的传播起着重要作用。舆论监督总是在具体的现实的层面纠正偏差、敦促理想的实现、维护社会正义，是价值传播的重要手段；它在实践的过程中揭露黑暗、鞭挞丑恶、高扬正义；它在实践的意义上告诉人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需要传承的、什么是必须遏制的；它在实践的过程中使信息的传播、价值的传播集合为社会共识。记得有一位智者曾经说过：“任何工具完成了它的用途以后就不再有用，而价值观却永远召唤我们攀登一个又一个高峰。”舆论监督不是工具性的，在文明冲突与文明共存中它起着重要的价值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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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社会需要普及正义观念，多元社会的一体化、整体化要求，依赖于正义共识的生成。多元社会一旦形成正义共识，就能凝聚民心，振奋民族精神，确立社会价值标准和审视现实社会生活的价值尺度，从而有利于统一思想、协调行动，建立一元的价值导向，从而建立起多元共处的和谐社会。舆论监督是建立正义共识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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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舆论监督：社会正义的践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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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正义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社会理想的价值选择或价值追求，是人类社会制度建设的精神指向。当前中国社会正义的价值目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即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它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各个群体意愿的价值取向，是当前社会正义的最高体现。但是和谐是建立在差异的基础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是和谐的前提。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也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这一切所带来的必然是价值取向的多样化。应该看到的是我国市场经济的历史不长，适应市场经济的机制还不够完善，我们的许多观念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根深蒂固，这就不可避免地与原有的计划体制产生摩擦，出现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其中有观念的摩擦与不和谐、有利益的摩擦与不和谐，如西方社会充分发扬了优秀的、积极的个人主义，同时有长期形成的相当完善的配套机制来制衡丑的、恶的个人主义。而我们一直是强调集体主义的，集体主义是好的、对的，但市场经济又是鼓励个人主义的，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观念的冲突就成为一种必然。另外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都表现出越来越鲜明的利益分化和矛盾。我国公民在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中缺少公平，弱势群体得不到优势资源，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领域的地位较低，话语权缺失，没有与强势群体博弈的能力，不能与强势群体共同享受改革的成果。相反，某些强势群体则因所处的行业、地域、职位优势占有了更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优势资源。体制不完善就必然为腐败留下空间、机遇和条件。某些人借改革之机，滥用公共权力，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协调好社会个阶层间的利益关系，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社会利益均衡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社会公平、公正，追求社会正义自然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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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具有公开性、广泛性、评价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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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舆论监督的公开性，即在民主化的体制下，公共决策、政府管理以及社会运行状态都在公众舆论的监督之下，犹如古希腊的阿耳戈斯神。阿耳戈斯神有一百只眼睛，不管什么时候都有一些睁着，即使夜间睡觉也有明亮的眼睛注视着。舆论监督就像希腊神话里阿耳戈斯的眼睛，随时都会关注那些违背社会准则、违背人类道德原则的任何丑陋的人和事，关注社会和谐发展中一切不和谐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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