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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舆论监督的发展推动价值传播系统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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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是价值传播系统民主化、大众化、法制化程度的标志。舆论监督的深化和发展,必将进一步敦促价值传播系统的逐步完善,促进价值传播系统的进一步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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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舆论监督的发展是价值传播系统民主化、大众化、法制化程度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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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的参与者越多,表明价值传播系统越民主,越受民众欢迎。舆论监督发展完善的表现之一是参与者增多,参与者越多,舆论监督的威力越大。只有在民主的政治制度保障下,人民才有机会、有权利参与到舆论监督中来。舆论只有关注大众生活,关注民众安危,真正地为民众的需要和利益考虑,公众才有可能投身于监督,提高参与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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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操纵价值传播系统,操纵和压制舆论,广大民众敢怒不敢言,舆论监督向两极化发展:要么声音微弱,直致消逝;要么在地下传播,直到形成一定规模,拥有一定组织,才从地下转到公开,以极端的形式(即起义或暴动)来反抗统治阶级的统治。在现代社会里,随着民主制的进一步扩大,言论自由成为人们具有现实意义的基本人权,广大群众有权利对某种社会问题发表看法,提出批评意见,通过一定的途径发泄心中的不满,表达自己的心声,使群众和权力机关的意愿得以沟通,使社会偏差行为得以纠正,大大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的良性发展,提高了舆论监督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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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的群众参与度、舆论监督的效果和深度是价值传播系统民主化、大众化、法制化程度的晴雨表。舆论监督的覆盖面越宽,表明价值传播系统越民主化、法制化。自下而上的舆情反映才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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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舆论监督的之于媒介的环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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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是广义上的,是对一切社会偏差行为的纠正之于媒介的环节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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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媒介的自我监督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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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介传播中信息的生产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是断裂的。符号形式虽然是为了(姑且这么假设)公众而生产而传播的,但这个过程恰好发生在公众的直接反应缺席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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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大多数新闻记者并无意去掩盖和扭曲事实的全部和真相。恰恰相反,他们的职业训练首先强调的是真实报道。”问题出在媒体的商业化上,媒体为了迎合观众的猎奇与感官刺激需要,故意渲染个别的暴力场面,而不是详细介绍事件的整个经过。当各种媒体都这样进行“竞争”的时候,其结果是不但没有导致媒体内容的繁荣与多样,反而使它变得千篇一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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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时代,媒介是党政机关的一个部门,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公共权力,权威性很大。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特别是媒介产业化以来,虽然媒介的政治属性没有变化,但是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于是媒介本身同时也成为重要的社会利益单元,必须考虑在经济意义上最大限度地争取受众,于是,媒介受到广告商的制约。当媒介实行舆论监督时,它本应该代表公共利益,然而由于舆论监督的报道通常具有较大的新闻价值,于是,出于媒介自身的公关需要,常常会出现将严肃的舆论监督进行有意炒作的现象,甚至会为了争取公众,制造假新闻,歪曲事实,制造效应,蓄意利用人性的弱点,过分迎合人的自然性,置价值判断、理想教育、道德情操于不顾,在传播中充斥着暴力、色情和无聊的趣闻、虚假的消息。媒体这种追求感官刺激的风气是对世俗消费文化的一种迎合,世俗消费文化拒绝崇高与理想,回避思考沉重而深刻的问题,着力于给受众带来愉悦、宣泄和刺激,从而使大众在不动脑筋的乐与笑之中,放松了或放弃了理性批评与世界重建的意愿,放逐了对生活的反思以及对人生的真善美的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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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媒介在总体上应当为全社会的经济文化进步、推进政治民主化和保护本土传统文化作出积极努力。西方普遍认可的传播自由,是指没有检查制度、许可证和政府其他的控制,以便公众有不受妨碍地自由表达的权利,自由接受新闻、思想主张、教育和文化传统的平等权利。这种理想理论看似很有优势:对掌权者和施政集团或机构进行密切的公共监察,向社会公众提供关于掌权者的充分信息,即使这种信息的提供因为迎合市场趣味而过分侵犯到个人隐私;给予公民自由表达观念、信仰的机会;保护社会组织和个人处于信息丰富的、便于自为自决的环境中;为文化和社会的持续不断的反思、变革、创新提供有活力的和宽容弹性的空间。传播的多样性使潜在的、对立的群体可以通过交流增加理解而限制社会冲突,为边缘的少数人的利益和观点提供生存和表达机会,因此增加了社会的丰富性、自我调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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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自由是有限定的,传播媒介在维护社会秩序和团结,促进社会整合方面应承担责任,以及进行必要的自我约束。麦奎尔指出,任何掌权者都强调传播媒介应心照不宣地维护社会秩序。问题是,多元的社会不只有单一的支配秩序。媒介应当通过关注社会不公平状况而促进社会改良和整合,而不应当鼓励、渲染罪案或违法行为而破坏法制和秩序。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上(战争、国防机密、恐怖主义威胁、外国颠覆等),传播自由应当根据国家利益受到限制。在关于性、暴力和语言使用等涉及基本道德、公正和趣味的问题上,媒介应当按照为人民大众普遍所接受的准则对传播内容进行控制。同时,传播的内容和语言应当体现出人民的现实生活。媒介应当致力于弘扬本国的文化遗产,积极推动文明教育,鼓励高品质的文化创造。它主张扬弃旧的传播观念,在传播制度、职业伦理等层面进行变革。〔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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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在实施价值选择和评判的过程中,不能歪曲事实、哗众取宠、新闻炒作,媒介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上要有约束和限制,要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奉行有约束的自由传播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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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传播内容的自我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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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媒介产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媒介越来越热衷于趋同受众。但现今关于受传者的调查多着眼于短期,对出现的问题,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少宏观的分析和预测。体现在传播形式上就是频繁改版,频繁更换栏目。在传播内容上也只是关注眼前的问题,很少从社会公众长远的价值观念进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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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新颖和奇特,媒介有时把外国流行或时尚的东西搬进国门,加以渲染。如韩国的服饰、电视连续剧、网络游戏,好莱坞的电影,美国标榜的自由、民主等,都成为价值传播的热门内容。有的信息内容虽然没有直接表明不益的价值内涵,但其信息背后隐藏着不健康的价值观念。如今,许多在韩国本土都禁止青少年玩的游戏却大量地涌入我国,影响了青少年的学习和生活,有的甚至因为玩电脑游戏而误入歧途。因此,舆论监督就要监督和检查价值传播内容是否积极向上,是否有利于民族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公民素质的提高,是否有利于社会公众长远的价值观念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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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价值传播者的监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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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者是价值传播活动的主导,他们发起传播,用自己的价值观念来衡量传播内容,选取传播方式和媒介,对价值传播的发展和效果的达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传播者故意歪曲事实,将会误导人们对信息的理解和判断。“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严重歪曲事实,误导受众大搞“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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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价值传播者是固定的,易于掌握和控制。而现代社会,传播者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在网络上,任何一个网民都可以自由发表言论,陈述事实,并在瞬间传遍全球,很难对其进行及时的监督和教育。有些网民在网上发布一些无聊或黄色信息,这些信息也会迅速地传播,造成极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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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要对传播者进行适时的监察,要求各个主体都要自律自尊,对于发布无聊信息或错误信息者进行谴责和抨击,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他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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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之于价值传播系统的各个环节,就像警钟长鸣,时刻提醒着各个部分、各个环节,不要出问题,要及时修理完善,敦促各个环节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自我、优化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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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舆论监督的勃兴推进了价值传播系统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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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媒介产业化促进了舆论监督的勃兴,而舆论监督的深化和发展又推动了价值传播系统的健全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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