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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舆论监督的发展推动价值传播系统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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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是价值传播系统民主化、大众化、法制化程度的标志。舆论监督的深化和发展，必将进一步敦促价值传播系统的逐步完善，促进价值传播系统的进一步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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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舆论监督的发展是价值传播系统民主化、大众化、法制化程度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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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的参与者越多，表明价值传播系统越民主，越受民众欢迎。舆论监督发展完善的表现之一是参与者增多，参与者越多，舆论监督的威力越大。只有在民主的政治制度保障下，人民才有机会、有权利参与到舆论监督中来。舆论只有关注大众生活，关注民众安危，真正地为民众的需要和利益考虑，公众才有可能投身于监督，提高参与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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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操纵价值传播系统，操纵和压制舆论，广大民众敢怒不敢言，舆论监督向两极化发展：要么声音微弱，直致消逝；要么在地下传播，直到形成一定规模，拥有一定组织，才从地下转到公开，以极端的形式（即起义或暴动）来反抗统治阶级的统治。在现代社会里，随着民主制的进一步扩大，言论自由成为人们具有现实意义的基本人权，广大群众有权利对某种社会问题发表看法，提出批评意见，通过一定的途径发泄心中的不满，表达自己的心声，使群众和权力机关的意愿得以沟通，使社会偏差行为得以纠正，大大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的良性发展，提高了舆论监督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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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的群众参与度、舆论监督的效果和深度是价值传播系统民主化、大众化、法制化程度的晴雨表。舆论监督的覆盖面越宽，表明价值传播系统越民主化、法制化。自下而上的舆情反映才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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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舆论监督的之于媒介的环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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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是广义上的，是对一切社会偏差行为的纠正之于媒介的环节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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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媒介的自我监督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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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介传播中信息的生产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是断裂的。符号形式虽然是为了（姑且这么假设）公众而生产而传播的，但这个过程恰好发生在公众的直接反应缺席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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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大多数新闻记者并无意去掩盖和扭曲事实的全部和真相。恰恰相反，他们的职业训练首先强调的是真实报道。”问题出在媒体的商业化上，媒体为了迎合观众的猎奇与感官刺激需要，故意渲染个别的暴力场面，而不是详细介绍事件的整个经过。当各种媒体都这样进行“竞争”的时候，其结果是不但没有导致媒体内容的繁荣与多样，反而使它变得千篇一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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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时代，媒介是党政机关的一个部门，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公共权力，权威性很大。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特别是媒介产业化以来，虽然媒介的政治属性没有变化，但是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于是媒介本身同时也成为重要的社会利益单元，必须考虑在经济意义上最大限度地争取受众，于是，媒介受到广告商的制约。当媒介实行舆论监督时，它本应该代表公共利益，然而由于舆论监督的报道通常具有较大的新闻价值，于是，出于媒介自身的公关需要，常常会出现将严肃的舆论监督进行有意炒作的现象，甚至会为了争取公众，制造假新闻，歪曲事实，制造效应，蓄意利用人性的弱点，过分迎合人的自然性，置价值判断、理想教育、道德情操于不顾，在传播中充斥着暴力、色情和无聊的趣闻、虚假的消息。媒体这种追求感官刺激的风气是对世俗消费文化的一种迎合，世俗消费文化拒绝崇高与理想，回避思考沉重而深刻的问题，着力于给受众带来愉悦、宣泄和刺激，从而使大众在不动脑筋的乐与笑之中，放松了或放弃了理性批评与世界重建的意愿，放逐了对生活的反思以及对人生的真善美的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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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媒介在总体上应当为全社会的经济文化进步、推进政治民主化和保护本土传统文化作出积极努力。西方普遍认可的传播自由，是指没有检查制度、许可证和政府其他的控制，以便公众有不受妨碍地自由表达的权利，自由接受新闻、思想主张、教育和文化传统的平等权利。这种理想理论看似很有优势：对掌权者和施政集团或机构进行密切的公共监察，向社会公众提供关于掌权者的充分信息，即使这种信息的提供因为迎合市场趣味而过分侵犯到个人隐私；给予公民自由表达观念、信仰的机会；保护社会组织和个人处于信息丰富的、便于自为自决的环境中；为文化和社会的持续不断的反思、变革、创新提供有活力的和宽容弹性的空间。传播的多样性使潜在的、对立的群体可以通过交流增加理解而限制社会冲突，为边缘的少数人的利益和观点提供生存和表达机会，因此增加了社会的丰富性、自我调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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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自由是有限定的，传播媒介在维护社会秩序和团结，促进社会整合方面应承担责任，以及进行必要的自我约束。麦奎尔指出，任何掌权者都强调传播媒介应心照不宣地维护社会秩序。问题是，多元的社会不只有单一的支配秩序。媒介应当通过关注社会不公平状况而促进社会改良和整合，而不应当鼓励、渲染罪案或违法行为而破坏法制和秩序。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上（战争、国防机密、恐怖主义威胁、外国颠覆等），传播自由应当根据国家利益受到限制。在关于性、暴力和语言使用等涉及基本道德、公正和趣味的问题上，媒介应当按照为人民大众普遍所接受的准则对传播内容进行控制。同时，传播的内容和语言应当体现出人民的现实生活。媒介应当致力于弘扬本国的文化遗产，积极推动文明教育，鼓励高品质的文化创造。它主张扬弃旧的传播观念，在传播制度、职业伦理等层面进行变革。〔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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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在实施价值选择和评判的过程中，不能歪曲事实、哗众取宠、新闻炒作，媒介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上要有约束和限制，要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奉行有约束的自由传播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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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传播内容的自我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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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媒介产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媒介越来越热衷于趋同受众。但现今关于受传者的调查多着眼于短期，对出现的问题，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少宏观的分析和预测。体现在传播形式上就是频繁改版，频繁更换栏目。在传播内容上也只是关注眼前的问题，很少从社会公众长远的价值观念进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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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新颖和奇特，媒介有时把外国流行或时尚的东西搬进国门，加以渲染。如韩国的服饰、电视连续剧、网络游戏，好莱坞的电影，美国标榜的自由、民主等，都成为价值传播的热门内容。有的信息内容虽然没有直接表明不益的价值内涵，但其信息背后隐藏着不健康的价值观念。如今，许多在韩国本土都禁止青少年玩的游戏却大量地涌入我国，影响了青少年的学习和生活，有的甚至因为玩电脑游戏而误入歧途。因此，舆论监督就要监督和检查价值传播内容是否积极向上，是否有利于民族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公民素质的提高，是否有利于社会公众长远的价值观念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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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价值传播者的监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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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者是价值传播活动的主导，他们发起传播，用自己的价值观念来衡量传播内容，选取传播方式和媒介，对价值传播的发展和效果的达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传播者故意歪曲事实，将会误导人们对信息的理解和判断。“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严重歪曲事实，误导受众大搞“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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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价值传播者是固定的，易于掌握和控制。而现代社会，传播者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在网络上，任何一个网民都可以自由发表言论，陈述事实，并在瞬间传遍全球，很难对其进行及时的监督和教育。有些网民在网上发布一些无聊或黄色信息，这些信息也会迅速地传播，造成极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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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要对传播者进行适时的监察，要求各个主体都要自律自尊，对于发布无聊信息或错误信息者进行谴责和抨击，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他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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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之于价值传播系统的各个环节，就像警钟长鸣，时刻提醒着各个部分、各个环节，不要出问题，要及时修理完善，敦促各个环节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自我、优化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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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舆论监督的勃兴推进了价值传播系统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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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媒介产业化促进了舆论监督的勃兴，而舆论监督的深化和发展又推动了价值传播系统的健全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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