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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一种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政治形态。未来的价值传播系统要倡导民主，弘扬民主；价值传播要以民主的社会制度作保障，以民主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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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价值传播的大众化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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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传播媒介的产业化发展使得媒体不可能再依靠传统的生存之道：国家财政拨款和公费订阅。走向市场，进入激烈的市场竞争，争夺自己的一席之地成为传媒业的唯一出路。于是，媒体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把目光投向社会中的普通人、生活在社会下层的老百姓等弱势群体，关心他们的生存状态，关注他们的喜怒哀乐，关注他们的情感需求。价值传播也必将越来越大众化，成为人人都能参与其中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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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行各业都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各行各业的人们承受着越来越多的精神压力。现实中人与人的疏远及人与自然的隔阂更加深了人的孤独感、压抑感。然而，人要健康发展则需要情感的疏导和宣泄，那么，作为现代社会“精神解压器”的传媒应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这个责任。价值传播不仅应从物质的层面、从道德和思想的层面关怀人，更应从思想和情感的层面体现出真诚的人文关怀，积极倡导健康向上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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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价值传播的关怀眼光大都投向弱势群体，如下岗工人、漂泊在城市的打工者、乡村教师、山区青年、残障青年等。这固然能够揭示一部分人群的生活和心态，冲击受众的固有观念，使受众由好奇而生发同情心和责任感，由此显现传播的人文价值。然而真正的人文关怀的关怀对象是“苍生大众”，它体现为对每一个人的尊重和关怀，对每一个人的生存状态的平等体味和理性思考，并不是一提到关怀的对象就想起贫穷和落魄、伤感和同情。价值传播对大众的人文关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爱和善意的表达，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和空洞的泛爱精神，不仅仅是眼泪和同情，它所揭示的是平凡人的内在的精神、品格、信念、理想和尊严，所弘扬的是蕴含于其中的质朴、坚忍、善良和互助这些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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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价值传播向对话和交流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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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传播的要素分析，“当一个人决定使用一种已知语言符号（比如一个词，或是有标准解释的某物体），以便在另一个人心目中唤起具体含义时，传播的基本行为就开始了”〔22〕。个体传播的前提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对传播符号的含义感知和确定。一个人发出符号而没有确定的接收者是构不成传播的。“施者与受众对话”是传播活动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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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除了用暴力工具等国家机器保证国家安全外，还需通过宣传、灌输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来实现它们的统治。统治阶级正是作为价值传播的施动者通过固定的媒体有目的地、主动和集中地传播它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从而形成国家的意志表达。由于受众的被动和分散，这就形成了强势话语权，使施者和受众的平等关系失衡。如今，随着当代社会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趋势逐渐明朗，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不同国家间的矛盾和问题的解决从争端走向对话已是大势所趋，这为传播的本质回归奠定了外部条件。国家的民主化程度不断提高，民众的声音受到更多的重视，大众传播包括网络传播的发展，强势话语权的地位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网络媒体、光纤传输、卫星通讯、数字技术、多媒体制作、DV革命、手机短信……都改变了以往的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消除了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强制关系。电视文化成为真正的人人都参与游戏的文化广场；网络平台完成了传播者和接受者的角色互换。我们的时代因此进入平等、平行、互动的传播时代，进入多元化和差异性并存的宽容时代，为价值传播回归到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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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对话是“转向他人”的交流。这并非指一个人身体的转向，而是要求人带着自己的心灵探寻，甚至带着疑问和惶惑，带着尊敬和自我尊敬，倾听他人的意见，听听他人都说了些什么。在对话中，我们既理解了他人，也重新理解了我们自己。如果没有这种正常的对话心理，交流就会沦为独白。在对话式的交流关系中，人不是一个孤独的观察者、独白者，而是一个参与者、倾听者、言说者与思想者。对话是一种高品质的交流。只有通过对话，人类才能正确地面对差异，交流者个体才有可能达成精神上的相遇。〔23〕对话不是追求结果，不是将意见强加于他人，而是与他人交换意见的过程。对话具有一种力量，它使谈话得以进行，因为对话能创造一个使传播或交往得以发展下去的情境。对话是沟通对立观点与接受差异的园地。交流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人们通过对话共同创造一个更大的人类认识空间，通过差异的碰撞，创造出前所未见的新思想、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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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播内容来看，价值传播媒介的产业化发展，使价值信息的垄断和独霸已不可能，彼此的差别只表现在时间、深度和背景的不同，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说教式的假、大、空强势话语也逐渐被反映社会全面生活的信息服务所取代。从传播方式上看，随着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以传播者为中心的单调教化、灌输和布道语态逐渐向以受众为中心的分享、交流和对话转变。从总体上看，就是传播活动从“传者为中心”向“受众为中心”的深刻转变，这种转变是传播本质特征回归对话的基本前提和标志。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提出的“真诚面对观众”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不仅仅是宣扬他们的态度，也是一种可以指导节目操作的方法提示。“真诚面对”就是要给信息传播带上强烈的个性色彩，传播者与观众必须建立一种“与话双方”的平等，平等之后才能建立亲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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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电视人已经认识到，电视节目的思想源泉来自于嘉宾和观众的参与。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将目标受众定位于“关注经济改革动态并具有决策能力的社会精英人士”，为这些精英阶层搭建一个平等交流、交锋思想的对话平台；《艺术人生》让著名的艺术家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和艺术历程，并真诚地与观众交流对话；《面对面》聚焦新闻人物；《实话实说》围绕社会热点话题与观众展开思想交锋和对话；《开心辞典》、《幸运52》、《非常6+1》、《挑战主持人》等节目都是让观众积极参与、相互挑战、场上场下互动，从而形成气氛热烈的群体体验的交流对话场景。〔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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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社会的政治稳定，也需要各种利益实体的对话、谈判、妥协以求取各方的合作。传播的公共空间便是这样的对话圆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各国在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在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在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等已成为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已成为世界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共识。价值传播向对话和交流的回归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还要进一步细化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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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到今天，不同社会群体利益的不一致性已成定局，各种利益诉求的表达将会成为一种常规性的社会现象。目前，在我们的社会中，利益表达的渠道还太狭窄。我们不应当把利益表达看得过于敏感而讳莫如深，而应当用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加以规范和疏导，这样价值传播系统才能日渐完善，整个民族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意识才能逐步趋向合理化，顺利实现社会转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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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德顺：《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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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贵仁：《价值学引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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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W.施拉姆：《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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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庄晓东：《文化的传播与传播的文化》，《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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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正荣：《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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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R. B. Westbrook, John Dewe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1991，p.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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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庄晓东：《文化的传播与传播的文化》，《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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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维纳：《人有人的用处》，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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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James W. Dearing, and Everett M. Rogers, Agendasetting, Sage Publications, 1996, p. 2.转引自孙英春《传播效果研究的一种途径》，《浙江学刊》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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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英］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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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转引自陈卫星《传播学是什么——〈传播的观念〉导论》，《博览群书》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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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转引自陈卫星《传播学是什么——〈传播的观念〉导论》，《博览群书》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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