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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对舆论的这种理解已经滞后于舆论在现代社会所显示出的文化力量和价值意义。舆论监督是公民天然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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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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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现状相联系的是，在人们的意识中，所谓“舆论监督”还有一个几乎可以随意置换的同义词——新闻监督。好像“舆论”就只是来自新闻媒介的批评性意见。这也与我们在过去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公民意识、社会契约意识不发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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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不是新闻监督。新闻只是舆论的一种形式。对于这个简单的事实很多人没有注意并加以思考。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社会生活中，舆论监督一直是一种隐性的或假性的存在。舆论的力量得不到各方面的重视。其次则由于在最近的若干年以来，社会的不断开放、民主建设的不断进展和新闻媒介作为民间声音的不断壮大，本来是作为舆论集散地的新闻媒介反而被看成了舆论的化身。管理者需要舆论时就把新闻媒介当作舆论来用，民众需要舆论时也把新闻媒介当成自己的代表。在这种状态下，“舆论监督”就被简化成对新闻媒介的利用和依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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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应当纠正对于舆论和舆论监督的简单化、片面化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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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是民众的声音。那么，所有代表和表达民众声音的事物，都应当被看作是舆论。也就是说，那些以各种方式在民间流传的流言、民谣、书籍、文告，甚至民歌、笑话等，都是舆论。有人以为，只有在自己的视野范围内甚或在自己的管理控制范围内的言论才是“舆论”。这如果不是出于无知，那就一定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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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每时每刻都在以不同方式传播着的公众意见。即使是在一些非常特殊的极端的情况下，舆论也是广泛存在的。所谓“千夫所指”，所谓“唾沫星子淹死人”，等等，都是指舆论的普遍性和舆论的公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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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舆论的广泛性，所以舆论监督才能称之为“社会正义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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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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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研究和强调舆论监督，绝不希望人们仅仅把舆论监督作为一种向权力机关反映情况的渠道，也不是要人们把舆论监督作为一种发泄情绪的工具来批评社会不良现象。我们需要由此进入一种现代文化的建设过程，由此来探寻多元化社会中能够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社会评价尺度。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希望增强社会公众的主人翁意识，建立一种法制基础上的社会沟通渠道，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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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是代表社会公意的，也就是代表一种最广泛的社会意愿的。因此，舆论监督所凭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尺度就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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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社会，舆论主要来自统治者的正统意识形态，是封建皇权的意志体现。现代社会，特别是20世纪量子力学的出现、地球村概念的出现及政治多极化的出现，不仅打破了政治上极权统治的局面，而且打破了人们观念上自亚里士多德和牛顿以来的线性思维的习惯。在文学、历史、文化学、民族学、哲学、美学以至政治和经济领域，更多的人开始接受多元文化的观念，即承认这个世界是由许多平等的区域和民族构成的，这些平等存在的民族和地区有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价值信仰和生存方式，每个人、每个民族、每种文化和每种意识形态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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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样一个开放的时代和社会里，舆论也必须有文化的包容性和政治的开放性，必须是一种建设性的发展性的文化体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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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建立一种社会评价体系，这种社会评价体系不是单向的，不是封闭的，不是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的附属物，而是来自文化多元化的观念，来自社会发展和人的自由生长的观念，当然也来自权利平等和利益平等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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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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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文化观念和现代政治制度的体现，舆论监督提倡平等观念、公民观念和社会契约观念，这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具有深刻的冲突。不仅是理论的冲突，而且是一种非常激烈的实际的冲突。应该承认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官本位的影响，一些官员在某种程度上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社会公众负责。所以，某些地方官员在内心深处不欢迎、不提倡、不允许平等观念、公民观念和社会契约观念，他们所要的只是听话的老百姓，包括听话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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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把追求全社会各阶级的平等作为一个根本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纲领中也包含了对阶级平等的追求。但由于中国传统价值观是建立在封建等级秩序基础上的，所以，官为民之父母、上级是下级的主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观念就作为常识，并且以潜意识的方式流传下来。即使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地球村和全球化观念已经成为时尚的今天，这种政治上的等级秩序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国人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而“平等”则仍停留在精神层面和理想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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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是必须的。改变也是困难的。这将是一个漫长的时间过程。其中，既有观念的改变，也有制度的和习俗的改变。而舆论监督在这个改变过程中，可能会起到相应的推动作用，尽管这种推动可能会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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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当通过舆论监督，向整个社会灌输社会正义的观念，提高公民的自觉权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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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半个世纪，中国人民有了“当家作主”的概念，也有了“人民”、“群众”这些初步的公民意识。但这里的“人民”和“群众”都是一种集合概念而不是具体的有所指向的个体集合。现在，当我们通过舆论监督的渠道来推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具体的事例来强调社会正义的观念，强调公民的个体存在价值，以对具体的个人权利的落实，来替换以往的抽象的“人民”权利。通过这样的一种权利的置换和权利的落实，使社会公众切实感受到个人作为社会成员的重要性，使每个人都从中学会保护自己，也学会尊重他人。这样，我们的社会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人民”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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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高公民权利意识的同时，舆论监督作为一种社会沟通机制，必然会增强各级领导者平等的观念和社会公正的观念，进一步提高管理者的社会服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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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舆论监督毕竟主要是社会公众对社会管理者的监督，那么，当社会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意见经由舆论的方式传递给各级领导者时，这些被置于公众目光下的社会管理者自然会提高对公众意见的重视程度。而且，如果舆论监督能够被作为一种正常有效的民主建设机制的话，社会管理者在舆论（即公众）面前将不得不改变自己的领导者视角，而以一种更加平等的姿态来看待公众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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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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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提出通过舆论监督来消解或弱化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等级秩序观念时，我们并不是把它作为一种针对领导者的政治行为，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推动社会文明的文化过程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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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发展的社会，一个有健全的社会监督机制的社会，一个有精神推动力的社会，才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所谓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过程，更重要的是一个精神过程、文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有体制的建设也有文化的建设，既有经济的发展也有文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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