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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效的广告方法是一个带有连贯叙述的视频片段，这可以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与回应。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另一项研究就证明了这一观点。在这项实验中，亚科博尼展示了欢乐的图片，内容为开心的顾客在百货商场里购物，他分别给两组实验对象看这张图片，其中一组持有一个特定品牌的信用卡，而另一组则没有。持卡的一组在屏幕左下角看见明显的信用卡品牌标识的时候，其镜像神经元会高度活跃，而在没有信用卡的一组实验对象中则没有发现这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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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科博尼写道：“这就像是，那些持卡人在观看有着自我标识的图片时，他们会想‘他们和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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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GE OF THE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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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伯克利市神经焦点（Neuro Focus）公司的神经学家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Smith）认为，如果高级蒙太奇没能与故事相结合的话，那么蒙太奇最终是无用的。他说：“用快速剪辑来处理视频可能是件有趣的事，因为世界的本来面目并不是这样的。快速剪辑可以迅速引起观众的注意，但因为没有情感上的共鸣所以记忆并不能长时间存留。我们的内心会想从故事的角度了解世界，讲故事对于我们来说是积累智慧的最基本方法。有着强大想象力又能将其变成精彩故事的人更具有影响力。你的视觉系统还没有做好准备去应对环境中突如其来的变化。”一段理想的视频应该能够引起人们的高度共鸣，能使人产生被理解、与自己有关联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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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就是个例子，”亚科博尼说，“我们立刻能够对自己是否喜欢他们做出判断。当涉及辨识面部问题时，处理它们所携带的信息对于我们的生存非常重要，这种观念深入人心。我们有很多方式来表述已融入声音或者身体的事物。有感染力的人是那些真正能够关注及表达他们内心所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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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将能引起人们共情的角色作为故事的中心，即使是讲述一个短小的故事也应如此。这是因为，大脑可以自动过滤掉噪声等外界影响因素，从而专注于一个中心事物，也就是学习与认知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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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专攻产品定位的广告人多年来一直认为，让消费者记住一个品牌的方法就是让这个品牌随处可见。一罐百事可乐放在桌子上是没有感染力的，不过若让影星马特·达蒙喝下去，并且把这个片段拍下来就会有截然不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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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2年的影片《外星人》中就有着这样一条黄金标准，即主角艾略特用里斯糖果作为线索让外星人跟着他走。里斯糖果不仅与情节紧密相连，还能为观众创造不同层面的认知体验。在电影上映后的几个月内，里斯糖果的销量就攀升了65%。不难想到，一部分原因就是观众的镜像神经元受到了触发，在看到角色吃糖果时观众也会感同身受。对于很多人来说，无论他们当时是否想吃糖果，他们的神经元反应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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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观看自己喜爱的电影时，屏幕上发生的事情通过镜像神经元的处理后就像真正发生在生活当中一样。”亚科博尼对杰弗里·哥德堡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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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叙事的力量：在多屏世界重塑“视觉素养”的启蒙书 希区柯克是一位神经科学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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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界新兴起了一个研究领域，被称为“神经电影学”（neurocinematic），这一名称是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尤里·哈森（Uri Hasson）提出来的。他与亚科博尼一样研究视觉神经科学，哈森的研究方向更集中于“整个大脑”对于屏幕的反应。对于他来说，讲故事并不仅仅是一个美好的文学概念，更是一个生理上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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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个春日里去绿树成荫的普林斯顿大学拜访了哈森教授。他个子很高，说话很温柔。那天他穿着一件黑色T恤、牛仔裤和耐克运动鞋，戴着黑色方框眼镜。他的形象明显是史蒂夫·乔布斯的校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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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森认为，一个好导演不只要引发观众快乐或者惊悚的感觉，某种程度上，导演应该从观者的视角出发，让观者感受到导演想让他们感受到的一切。“现在我们有了科学根据，一些电影人可以真正从观众的角度来感受。”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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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哈森通过一项实验得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在实验中，5个被试躺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中，让他们分别观看一部经典西部片《黄金三镖客》（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哈森对比了被试大脑的活动峰值与电影中极具戏剧性的情节，发现约有35%的大脑反应和电影播放是同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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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氧血液流动活跃度高峰期与新角色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保持一致。此时，大脑在做出瞬时认知，辨认一个“新人物”，并且努力将这个角色与完整的故事结合起来。此外，调查者在放映电影的时候也记录了被试的眼球活动，结果显示，被试视觉的中心倾向于跟随动作的中心而非屏幕真正意义上的中心，被试的眼睛在跟随主角的眼睛、另一个角色进入屋子时的入口和一把枪而移动着。换句话说就是，导演有意引导的不止是观众的眼睛，更是观众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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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看看哈森最喜欢的导演之一希区柯克是怎么做的，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利用科学知识操控电影的美好之处。希区柯克是20世纪最伟大的导演之一，他也是一个深刻且复杂的人。他总是毫不留情地让观众的心一直悬着，让观众感受到暴力的抽搐，也会让观众体会什么是残忍。一些人曾指责他给观众带来的痛苦比快乐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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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区柯克于1899年生于伦敦，父母都是爱尔兰人。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但经常感到孤独和痛苦。有一次，他的父亲因为他表现不佳而送他去警察局，要求将他关进监狱10分钟。希区柯克的同学也因他的体重而嘲笑他。希区柯克的成长历程充满了愤怒。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写的短篇小说都带有强迫、身份认知错误和嫉妒等元素。当他在一家公司（后来的派拉蒙影业公司）负责书写标题卡片之后，他找到了自己的方法。希区柯克早期的电影比如《擒凶记》（The Man Who Knew Too Much）和《39级台阶》（The 39 Steps），会带领观众穿过灰暗的风景来到虚幻的现实。他有一套自己的本领，能让每一幕的角色带领观众不自觉地走入危险当中，这使得观众们得到了足够多的信息去了解角色，然后让灾难产生的影响在观众心里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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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下《迷魂记》里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ewart）饰演的倒霉侦探被金·诺瓦克（Kim Novak）玩得有多惨，或者想一下珍妮特·利（Janet Leigh）开心地待在贝茨酒店的场景。我们知道一些事不能积少成多，但电影中的主角并不知道。“实际上，这是希区柯克式的警告：任何快乐的事都蕴藏着危险，危险越大，快乐演变来的恐怖就越惊悚。”电影评论家安东尼·莱恩（Anthony Lane）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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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区柯克并不是一位神经科学家，但他的作品之所以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都归功于，他能够使观众大脑中控制恐惧和焦虑的杏仁核活动和他的影片节奏保持一致。当哈森给被试看希区柯克在1961年的作品《断魂枪声》（Bang！You’re Dead）时，哈森发现，观众们有65%的大脑活跃区域是相同的。换句话说就是，希区柯克的影像和故事对观众的前额叶刺激是持续的、可预测的，就像把他们自己放在火上烤一样容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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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在《抑制热情》（Curb Your Enthusiasm）中，观众有同感的部分占的比重显然少了很多：仅占18%。最低的观众仅有5%，哈森选取的是段一分钟的视频，内容为一些人随意地在华盛顿广场上漫步。这就是研究人员所说的“非结构化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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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能完全证明希区柯克是一个杰出的导演。”哈森说。这意味着无论他在屏幕上放映什么作品，都会挑动观众的神经，可以感动不同层次的观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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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的意图很明确。想象在观看电影试映片时，有人要求你必须填写完一份调查才能离开。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巨大的磁极可以揭露你的大脑对电影的真实反映。再一次强调，这种做法并不能够完全解释艺术的构成，预测结果产生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明亮的噪点和光线比两个人之间的对话更能引起观众的注意。大多数人都会认同《克莱默夫妇》（Kramer vs.Kramer）比《蠢蛋搞怪秀2》（Jackass Number Two）更优秀，但作为一个原始的魔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有着巨大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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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新科学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如果要让影像有价值的话必须让它讲述一则故事。哈森的一些最重要研究表明，这不仅是一个独特的想法，也是大脑构造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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