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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日本的自然环境并不仅仅像以上所描述的那样，大自然“赐予”日本人的还有恐怖的台风、地震等，但从总体上说，自然界是适意明快、恩惠于人的。所以日本人对大自然既有亲爱之情又有崇敬之意，其结果就是使自然与人类达到了完全融合、紧密无间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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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能达到这种程度的自然与人类紧密融合关系的民族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因此，日本人崇拜并寄思于自然之主体是理所当然的。自然界对于日本人来说，不仅是优美和高贵的象征，而且是生活中受之恩惠最多的主体，所以日本人视自然为神圣完全是无意识的。日本的神道就源于这种自然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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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洛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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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1868～1955）[7] 是对日本人心理有着深刻了解的外国人之一。他是法国著名的诗人和剧作家，曾在中国及世界许多国家当过外交官。从大正十年（1921）到昭和二年（1927），他出任驻日本大使，其间曾赴日本各地演讲。在其讲演集《朝阳中的黑鸟》（内藤高译）中有这么一段叙述，对我们理解日本人传统的自然观以及由此而生的简素精神，能助一臂之力。因字数较多，恕摘要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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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日本人的心理或传统性格，那就是崇敬的情结。当面对着所崇敬的对象时，自己的个性就变得弱小了，并且谦恭地关注于丢弃自我的各种事和物。这些对我来说并不难理解。直到现在，他们的宗教也不是崇拜某种超越性的存在，而是与自然力量和社会存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日本的宗教，就其不具备从彼岸来造就此岸世界的明确“启示”这一观念来看，确实与印度、西奈的宗教没什么不同。但即使如此，两者在深层处仍存有差异。印度人从本质上说是冥想主义者，他们总是凝视同样的东西，这是因为他们所注视的东西永远是一种假象和隐喻。西奈人居住在世界上最大的冲击地带，他们最关心的是与自己同胞关系的调整，故制定法律，以便在暴力和诉讼当中解决兄弟同事间如何分配土地、水等财产这样的道德性和实践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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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则显然属于一个被割裂的全体世界。这个世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与地球上的其他地域没有过任何接触。其国土被整个创建成了一座神殿，日本人在那里只关心一年当中的始与终，即从大雪纷飞的一月，到入梅后的阴雨绵绵、大地复苏；从早春的蔷薇色雾霭，到晚秋的袅袅炊烟；庆丰收的典礼在色彩斑斓中逐次展开。日本人的生活，正如旧家子弟参加古老家族的祭祀仪式一样，缜密有序。日本人倾向于服从自然，甚至使自己成为其中的一员，并参加为自然举行的各种各样的祭祀仪式。他们关注自然，同化于自然，使用自然的语言，尝试自然的服装。日本人的生命与自然同在。人类与自然之间达到如此亲密的关系，如此相互理解和磨合，恐怕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做到过。两个世纪以来（大概是指锁国期），日本人只做与自然彼此关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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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允许我为这一切祈祷。我宁愿这种和合永远持续下去，它对其他国家的人来说，绝没有什么教训可言，因为日本原本就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没什么关系。当异质而陈腐的东西进来以后，正深陷于奴隶和地狱中的人所发出的吼声，似乎并没有搅乱这个魔法岛屿上的音乐。我每次返回法国，所见到的一个令人厌恶的现象就是，比蟑螂更厉害的一些所谓新发现的害虫，正在迅速蔓延，我们美丽的国土正一点一点地遭到侵蚀，这不能不激起我深深的悲伤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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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奈有一个被叫作“风水”的古老传说，据说人若破坏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就必然会受到惩罚。这样的事情在日本是绝不会发生的，因为在那里人类与大地已结成了和平共处的关系。正像大家在国歌里所唱到的那样，愿整个世界的岩石上都长满青苔[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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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洛岱尔还把日本的自然称作“为整体崇拜而准备和调整过的一座神殿”，并认为“日本被称为神之国不是没有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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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外国人对日本人的自然崇拜心理比较了解，比如小泉八云（1850～1904）[9] 和布鲁诺·陶特（1880～1934）[10] 。这里我想介绍约塞斯劳·得·摩拉爱思（1854～1929）的观点，他曾是葡萄牙海军士官，在明治末期来到日本并与日本女人结婚，最后逝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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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拉爱思发表过许多有关日本的著作。他在《日本精神》一书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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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白人与日本人的精神，那就是白人对其所拥有的两个概念——神的概念与创造自然的概念——作区别对待，并将两者根本地割裂开来。这大概是由于白人所面对的严酷的甚至敌对的气候环境所致。所以白人走的是两条截然相反的路径。一条是祈求神的事物，换言之，即虽看不见，但可以想象，以至幻想。另一条是把地球上的事物当作迫害压制人的障碍，因而至今一些白人仍在为筑路而毁林烧山，以致毁掉动物的生息之地，他们诅咒地球上的事物，必欲征服支配之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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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不理解这种截然相对的做法。在他们看来，神的观念与自然的观念不仅没有区别，而且相互一致，两者都趋向于某种共通的目的。基于这种需要爱的泛神论的精灵说，日本人从宇宙表面——太阳、月亮、星星、山峦、河流、森林、花草、动物、庄稼——所有的一切中看到了神。欧洲人一方面是理想化，另一方面是一遇麻烦就想用暴力手段去加以征服，因而崇尚观察。而日本人却崇尚静观，因而并不祈求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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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看到，欧洲人的行为过程是能动的、利己的和自我的，是在精神宿命论中对人的个性的肯定，是对与心并存的物我的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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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叙述，也许能很好地理解日本文化为什么会超越繁缛的人为文化而回归自然并以简素为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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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素：日本文化的根本（插图增订版） [:1704895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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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之事则习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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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日本人不仅把人视为神，而且把宇宙万物都视为神，但这类神并不是像西洋人所说的超然于人与自然之上而存在的绝对者。人者神也，自然者亦神也。也就是说，人本身是神，自然本身也是神。因为人和自然在日本人看来是应当敬畏的存在，所以称之为神。简言之，所谓神即高贵而有灵性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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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生命是宇宙万物都具有的，因此可以说，宇宙万物同具有人格灵魂的人一样，也有物格灵魂。所以日本人对物所持有的敬爱之心犹如对人，比如农夫对农耕等时候用的牛马牲畜，就像对兄弟或自己的孩子一样侍候，而绝不把它们当作畜生使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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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怎么才能知道物不单单是物质而是具有物格灵魂的存在（即神）呢？所谓神，用西洋人的话说就是实在（真的存在），但西洋人在认知神时，采取的是将其作为主观对象加以分析的方法。本来主观与对象应该是一体的，但西洋人却把它们分割为主体与客体，并根据主观来求得客体之实在。而这主要是受自然科学的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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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物之真实是不能用这种分析的方法去认知的，而必须采用全一性的知觉方法去把握。西洋人喜欢用分析的方法认知事物，如主张“理性即实在，实在即理性”什么的，过分强调理性，专门摆弄思维，而对基于理性以外的包含了感性和意志的潜在意识的直观，却并不在意。然而，若没有直观，就不可能把握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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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举一个极简单的例子。何谓神？何谓佛？若凭理性思维去认识，神和佛是不能被认识到的，只有使自己与神一体、与佛一体，亦即让自己变成神、变成佛，神和佛才会被自然地直观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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