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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正十三年（1924）到昭和四年（1929），大慧约在日本住了五年，其间师事过阿波师范，又对弓道做过不少研究，认定弓道之根本并不在于技术之至极，而在于无心之心、无我之心的德国年轻哲学家欧肯·亨利克尔（1884～1955），回国后即用禅宗及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等基督教神秘主义的言论，对上述思想作了解说，并出版了专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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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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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克尔的这部解说书后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为世界读者所熟知。但到了晚年，他意识到出版这样的解说书是一个错误，于是便烧掉了自己的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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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亨利克尔原来研修的是欧洲合理主义的哲学，所以起初他以为，只有立足于技术之磨炼，才能掌握弓道之神髓，故一心一意地从事技术修炼。后来由于阿波师范的教诲，才觉察到自己的失误，也才领悟到弓道的根本在于其神秘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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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不限于弓道，日本的技艺也是以神秘主义为根本的。但所谓神秘主义，也并不是完全同一的。我把武道等神秘主义称为技艺的神秘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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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的一切，可以说无不是以简素的精神为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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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素：日本文化的根本（插图增订版） [:1704895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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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简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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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阳明的门人里有个叫陆原静的人。原静年轻时致力于五经之解说，志亦好博。然阳明告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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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圣人教人，只怕人不简易，他说的皆是简易之规。以今人好博之心观之，却似圣人教人差了。（《传习录》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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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阳明看来，圣人之道诚为知易行易的简易之学。若从儒者立场来看，道家、佛教之道广大深渊，非常人所能及。与之相比，圣人说道则日用平常，虽愚夫愚妇亦能知之行之。所以儒教说道，可谓易简矣。不过应当看到，易简之道中也蕴藏着广大和精深，正如《中庸》所谓：“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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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是儒者中切论易简之学的少数人之一。阳明晚年在寄给安福同志的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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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功夫只是要简易真切。愈真切，愈简易；愈简易，愈真切。（《王文成公全书》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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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道出了易简之学的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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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阳明所说的易简之学又是什么呢？就是“致良知”！“致良知”之学为何易简？下面就根据善恶是非之分别及其实践要求来做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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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认为，必须先依据事物，对善恶是非逐个做出明确判断，然后才能付诸实践。但对事物做出明确判断果真容易吗？在阳明看来，即使一生一世也不可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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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若遵从吾性先天具备的良知，便可一蹴而就。而且良知还具有化恶为善、化非为是的灵力。所以说良知致得，则万事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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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致良知”，亦即发挥良知。而致之努力，据阳明说，是从良知自身产生的。良知只有基于致之努力，才做到了自主向上。阳明的这一立场，又被称为功夫即本体、本体即功夫论。这与朱子所谓的只有基于功夫的积累，才能达到究极之本体的立场是相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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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知行论，朱子持的是“先知后行”的立场，而阳明则主张“知行合一”，视知行为一体。阳明之学的确易简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儒教的易简之学到了阳明那里，已达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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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史的角度说，要了解中国古代，莫若读读六经。出现于春秋时代的孔子，作为古代思想的集大成者，而使日常人伦的行为规范集约化。到了战国时代，出现了孟子，他把孔子所说的诸多人伦道德归结为良心。至此，儒教的简易化可谓初见端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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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末至秦汉之际，儒教由于与道教接触，也开始强调形而上之道，无论修行还是实践，都主张用心法，并提出了学问知识与实践修行并用的必要性。此即《大学》《中庸》之立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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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时代的儒教，成了所谓训诂注疏之学和词诵之学，因而几乎看不到思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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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道家较为繁荣，还有从印度传来的佛教也开始兴盛起来。到了唐初，由于大量佛典的汉译，而构筑了佛教的黄金时代。与此同时，佛教也出现了中国化的倾向，产生了博大精深的佛教哲学。所谓天台宗和华严宗就是这样的佛教哲学。这种哲学在建构基于深邃思想的博大的哲学体系的同时，还强调像坐禅那样的切实的实践修行。也就是说，这种哲学是以教学与修行或简称知与行的并用为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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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其后而兴盛的，并非使其教学面得以发展的佛教义理，而是把天台、华严二门集约于修道的禅宗。禅宗自唐中叶开始繁荣，至宋代而大为流行。这样的佛教也是被简易化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