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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益轩同时代的儒者山崎闇斋所提出的神儒论，也是我们了解日本儒教之特征的相当重要的思想资源。众所周知，闇斋晚年是“垂加神道”[4] 的倡导者。而所谓“垂加神道”，不过是以儒学特别是朱子学为本的镰仓时代之“伊势神道”[5] 和室町时代之“吉田神道”[6] 的集大成。因此，在闇斋门下形成了神道派、儒学派和神儒兼用派三大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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闇斋认为，神道的骨髓包含在《中臣祓》和《神代卷》两部书里，因这两部书只在日本流传，故据此不仅可辩驳异教之说，而且还可把握神道的根本精神。所以，即使要用宋儒之说解释神道，那也不应以神儒习合、神佛习合为标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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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闇斋的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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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宇宙唯一理，故神圣之生，虽有日出处、日没处之异，然其道自有妙契者存焉，是我人所当敬以致思也。（《山崎闇斋全集》上，垂加草第十，《洪范全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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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提出了“神儒一体”论，并认为儒教的“天人合一”之道与神道的“神人理一”之道在伦理上是一致的。但是，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闇斋，其基本倾向却是要在神儒之间设立主宾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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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闇斋“神儒一体”论的根据又是什么呢？据闇斋说，神道的本源在于土和金，而土和金又在于宋儒所谓的“敬”：“夫神者天地之心，人者天地之神物，然天人唯一，则其道之要唯在土金之敬矣。”（《先哲丛谈》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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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林强斋（1679～1732）系闇斋的再传弟子，其门人松冈仲良[7] 继承了闇斋土金说的正脉，并且对闇斋土金说的思想内核作了明确规定。下面摘录几段，以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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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之训为续，为五；金之训为兼，为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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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土，则必有金。金兼于土而不相离。故土缩，即生金，此为金土之道也。土金全备则生人物，是故人道即敬成矣。……盖人体即土。人若能敬吾体，则气自立；至其熟，则天道归一矣。此之教，即所谓敬维持天人之际也。（《增补山崎闇斋及其门人》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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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神道，闇斋还发表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言论，这可以视为日本神道是创建在简素精神之上的明证，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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闇斋认为：神道若立理屈，则失却本质也。是故读神道之书当读其本根，所谓借婴儿为大要也。（《强斋先生杂话笔记》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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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闇斋对待神道书，只以淳古、朴质、至诚的心态读之，以为这样才能得感应之妙。然而，闇斋的这种思考方式，不能不招徕神道陷入虚学之类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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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以后，日本由于文明开化而出现国民精神的紊乱。明治天皇出于对这种现象的忧虑，而命当时的儒者、枢密院顾问元田永孚（1818～1891）制定教育敕语草案[8] ，明治二十三年（1890）十月三十日颁布了所谓《教育敕语》。这大概可以说是最纯正的神儒一体之教学。现将全文抄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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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念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可孝，亿兆一心，世世济厥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也。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于此。望尔臣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律己、博爱及众，修学问、习职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而广行公益，开辟世务，常遵国宪，时守国法，一旦危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则不独可为朕之忠良臣民，且足以彰显尔先祖之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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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道，实乃我皇祖皇宗之遗训，子孙臣民俱应遵守，使之通古今而不谬，施中外而不悖，朕厥几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明治大正昭和三代诏敕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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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之所以能够直接受容外来的儒教教学，就是因为认识到神儒之间有以下共通点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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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祖先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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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以情爱的人伦道德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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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立足于以生生为宗的积极而明快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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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条需稍加说明。神道有“产灵”[9] 的思想，说的是生命的连续性。而被儒教视为最高之德的仁，正如宋儒所言，“仁者生之理也”，视仁为生己而又生人的理。《周易》中也有“生天地之大德”之说，认为生物发育乃天地之道，所谓“生生者天地神人之大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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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儒教以“生”为天地之道的看法，还有以“杀”为天地之道的现实主义思想家[10] 。而佛教则以“死”为最要紧，故以死之解脱为目标追求。这些均属于阴性而灰暗的思想。而神儒的“生“之说，则属于阳性而光明的思想。日本自儒教传入后265年，佛教也跟着传了进来。但与儒教传入时不同，当时就是否受容佛教的问题，信奉神道的物部氏与信奉佛教的苏我氏曾展开过一场激战[11] ，以致后来还引发出一场围绕政治斗争的重大历史事件[12] 。只是到圣德太子时才开始信奉佛教，于是才有了使佛教彻底日本化而与儒教相互习合的过程。这也许正是神道的功劳，因为神道就是以不断追求和接受新事物进而使自身得以发展为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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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儒学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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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因为儒教与神道有一致之处，所以很快就得到了普及，并被吸纳为日本的政教。圣德太子信奉的虽是佛教，但据说由其编撰的《十六条宪法》[13] ，却有明显的儒教痕迹。至于推行大化改新[14] 的七世纪前后，儒教的影响就更加明显了。从而促使当时的学制受到整备，儒教教育得以实施。但是，自古代进入中世以后，佛教逐渐处于支配地位，因而使儒教在渐渐失去活力的同时，也避免了陷入像隋唐时期陈腐训诂学那样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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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镰仓初期，新儒学亦即朱子学被禅僧带进日本，并首先在禅僧内部开始传播。这种风潮一直持续到江户初期。随后兴起的便是儒教脱离寺院而树立独自权威的风潮，同时趋于隆盛的还有幕末的儒学教育。这是因为，朱子学这样的儒教，不仅具有排斥佛教和老庄思想的立场，而且还以经世致用为教学目的，因而其教学对保持政治体制的秩序是最适合不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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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由于文禄之役[15] 和庆长之役[16] 的关系，有许多朝鲜朱子学的书籍被传入日本，从而使朝鲜朱子学者也进入日本儒学的视野。于是，日本的藤原惺窝及其门人林罗山等对朱子学进行了广泛研究，最终脱去禅僧的外衣而穿上了儒士的服装。罗山的门人中不仅大儒辈出，而且其学问还成了幕府的官方教学，其子孙皆秉承朱子学而服务于幕府的教学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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