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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尼的《宗教复兴讲演录》一心要证明，正确的手段是什么，信仰复兴如何能产生——也就是说，如何随心所欲地产生。但值得注意的是，芬尼所说的手段并不是机械式的；它们不仅仅是技术；它们是一系列指导，指导内心、心灵、意志如何安排，以能达到复兴宗教这一伟大目标。在这方面，慕迪及其同代人让信仰复兴适应了新型工业时代的精神，确立了自己的起点。如果说具有慕迪那样才智和诚挚之心的人缺乏必要的、内在的精神财富，那么这种说法并不中肯；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还补充了其他条件——如商业组织使用的技术手段。芬尼的信仰复兴属于安德鲁·杰克逊和莱曼·比彻的时代；而慕迪属于安德鲁·卡内基和P.T.巴纳姆[269]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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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尼的复兴运动虽然精心设计，但在运作时没有借助太多工具。而慕迪的信仰复兴却充分利用了一套规模可观的机制。[270]比如有先遣人员，他们被派去安排地方福音派牧师对慕迪的邀请。还有开展广告宣传活动，要求张贴海报，在报纸上刊登通知（后者放入了娱乐版块）。由于教堂——甚至是最大的教堂——很难容下那么多人，所以大型讲堂必须设立；哪个地方没有，就必须全新建造。如果是临时的，讲堂后来会被卖掉，废弃，换取收益。慕迪的波士顿集会大楼耗资32000美元，而在一座城市召开一系列集会就需要30000美元（纽约）到140000美元（伦敦），故而为了支付不菲的开支，还设立了财政委员会；通过委员会，当地商人的资源得以利用。但是，慕迪并没有只靠小商人。塞卢斯·麦考密克和乔治·阿莫尔在芝加哥、杰伊·库克和约翰·沃纳梅克在费城、J.P.摩根和康奈利尤斯·范德堡二世在纽约，都给予了慕迪帮助。集会要求当地的接待人员来安排群众；要求助手进行随访，“调查”慕迪的皈依者在布道之后的精神状态。此外，还有各种音乐设施——桑吉的演唱和他的风琴，每个城市都招募当地歌手组成唱诗班，人数600到1000不等。与商业中的情况几乎一样，慕迪集会的业绩也成为考量目标。一开始，慕迪反对计算得到拯救的灵魂数量——据说，伦敦有3000名，芝加哥有2500名，纽约有3500名——但是在他晚年，慕迪开始使用“决心卡片”系统记录咨询室访客的姓名和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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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前看到了，芬尼接受过的一些法律训练都保留在了他最理性的布道中，他也为之骄傲。而对于慕迪来说，他的布道则体现了他早年间从商的经验，尽管有可能并不自觉。慕迪有时讲话就像一位救赎推销员。在“调查”会时，当他坐在椅子上说“谁要接受基督？你们只需要基督。信基督，你们就永生，要什么，有什么。不要基督，你们就完。他把自己给了你们。谁要接受他？”[271]的时候，总像是在卖东西。有时又会听见他说：“有人想要外套，他想要最好的外套，他付得起钱。这就是世界遵循的规律。如果我们给人们看看，宗教比任何东西都好，我们就能赢得世界。”人们必定同意迦玛列·布拉德福德的判断：这就是“卖鞋的套话”。[272]他的同时代人也看明白了这一点。莱曼·阿博特这样写慕迪：“他站在讲台上，看着就像商人；穿得像商人；开个会也像商人；说话也是一副商人范儿。”[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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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尼对于主要的社会问题，基本上立场极端，比如奴隶问题；而慕迪一贯保守；他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把福音派思想和商业思想结合在一起，这也是后来受到欢迎的信仰复兴者具有的特征。他的政治观点总是与支持他的共和党商人相似；他很想搞清楚《福音书》对有产阶级会如何有用，对于这样的做法，他并无不屑。“我跟芝加哥的有钱人说，如果共产主义和不信上帝席卷美国，那他们的钞票就不值这么多了”。他又说：“对于芝加哥的资本家来说，最值的投资就是把《福音书》里储存的盐投入黑暗之家和救济中心……”但是，如果认为他在迎合富人，那就错了。他的保守倾向反映了他以前接受过的千禧年派的信念，这让他对社会充满悲观。人天生就坏到骨子里，人没有什么值得期望的。“我总听说改革，改革，我累了，对这些烦透了。我们需要圣灵的力量带来重生。”所以，慕迪厌烦任何针对社会的讨论。[274]在他的所有作品里，人过去是，而且一向是失败者。真正的任务就是让尽可能多的灵魂离开这艘正在下沉的船，也就是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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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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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慕迪时代的信仰复兴比前人的复兴活动不得不接受更强的控制。旧时代复兴集会中的种种“狂热”表现——尖叫、呻吟、昏厥、号叫、狂吼——如今都不被人接受。不仅仅是宗教行为越来越受到约束，而且城里的复兴活动都出现在城市新闻界挑剔的眼皮子底下；凡事如果失去了公众同情的关注，那它绝不允许发生。但是，在乡村教会和野营布道会中允许存在的失控状态，也有可能出现于主流复兴集会的大讲堂里，从而制造出一幕幕危险的场景。复兴运动的最明智的同情者总是觉得极端的狂热表现令人难堪。芬尼常常会勾起听众这样的表现，但他认为这些都是麻烦和恶行，只不过不可避免。慕迪则下决心解决它们，他会中断布道，让接待员把干扰的听众请出。甚至，只要“阿门”或“哈利路亚”喊得太多，他就会叫道：“别麻烦了，我的朋友，我自己就能喊。”[275]在他之后的比利·桑迪则会严厉地向听众抬手示意，让接待员把闹事者轰出去。他相信，“一个人不用大惊小怪，也能皈依”。他有一次还高叫：“兄弟，两人不能一起叨叨吧；还是我来吧。”还有一次，他说：“姊妹，再等一会儿，把打火器收起来，省点汽油吧。”[276]礼节——起码的礼节——还是要遵守的；必须专注表演的主角，不可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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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城市传福音的环境对听众有所约束，但似乎解放了布道师。在研究大众感受的历史学家看来，福音派发展中的一个最为引人瞩目的方面就是，布道辞的语言从白话（vernacular）降为了俗语（vulgar）。布道应该平白、自然、知识不深、朴实无华，方能接近并感动单纯的民众，一直以来，这样的观念都是宗教活动的核心。芬尼已经主张过：真正优质的布道辞就像真正优质的生活一样，要剔除高雅和做作。他还令人触动地为布道辞的白话文风辩护；他更喜欢即兴布道，而不是预先写好文辞，之所以如此，因为这种自然话语更直接，更接近日常语言。他说，只要人们全然真诚，“他们的语言就得当，直接，简单。他们的句子就短小，可信，有力”。他们诉诸行动，就要结果。“这就是为什么以前无知的循道宗布道师和诚挚的浸礼宗布道师取得的效果，比最博学的神学家和神职者还要多。他们现在也做到了。”[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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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尼为白话布道辞主张的理由，很有说服力，难以反驳。毕竟，在大多数优秀的布道辞中，不就是有白话成分吗？比如，人们会想到路德把基督诞生的场景最直接、最切近、形象化地展示给听众：[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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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惨啊，年轻姑娘成婚才一年，她不能在拿撒勒自己的家里生孩子，还得长途跋涉三天[279]，怀着这么沉的孩子！……生产时就更可怜了。没人在意这位小媳妇生自己的第一胎。没人关心她的状况……她毫无准备：没灯，没火，死静的夜，伸手不见五指……我自己觉得，如果约瑟夫和玛利亚知道分娩快到了，她兴许就留在了拿撒勒……谁能告诉这个可怜的姑娘该做什么？她之前可没生过孩子。我倒是挺吃惊，这个小家伙居然不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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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芬尼本人平白的说话风格正是继承自清教徒最出色的布道。在美国布道史上，最棒的比喻就出自乔纳森·爱德华兹，他把灵魂比喻成在厨房火炉上取暖的蜘蛛，因为上帝的仁慈，它才能用丝线悬挂。美国文学的原创性和独特性不正是来自这种白话风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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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尼对布道辞的理念非常正确，而且也得到了足够证明。但后来的传福音者出现了问题：他们未能维持白话风格，以免它沦落到认可，甚至夸大流行感受中最粗俗的那一面。毫无疑问，芬尼同时代的雅比斯·斯万[280]就一味添加生动的口语风格，比如他用下面这番话描述约拿遇到的鱼：[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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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鱼泼打水面，掀起泡沫，上下翻动，一会这儿，一会那儿，到处折腾，他想甩掉累赘。到最后，他越来越恶心，干脆上岸，把让他作呕的东西从嘴里吐了出来。[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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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迪的布道，一分钟能吐出220个词，也是口语，但并不粗俗；而且慕迪顺应时代，在布道中还加入了一股浓浓的、也许会让芬尼觉得奇怪的感伤气。像芬尼一样，慕迪不喜欢被别人说成是“散文布道”。他说，“想讲得跟雄辩一样，这就太蠢了”。[283]观念传统的听众很反感他的俚俗和不正式。（“每个人都会对这些集会感到失望，有些人还可能受到刺激。”）伦敦的《星期六评论》就认为他“纯属一个极为低俗，爱吵爱闹的家伙”。[284]但是大体来说，慕迪的布道辞并不是那么粗俗。倒是同时代年轻一些的山姆·琼斯[285]，口气更露骨，更带有攻击性：“镇上一半有文化的布道师都是文科学士、哲学博士、神学博士、法学博士和蠢货。”“要是有谁受不了真话讲得那么多、那么快，他就最好从这里滚出去。”[286]比利·桑迪模仿的就是这种风格，他模仿的并不是慕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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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桑迪的传道事业从1896年开始，至1935年结束，自他开始布道之后，人们会发现福音派的修辞品味降到了最低点。与之相比，我们时代的比利·格雷厄姆这样的布道师都令人惊讶地规矩和克制。桑迪的事业生涯在某些方面与慕迪类似。他的父亲是爱荷华的砖匠，1862年在北方军中去世。桑迪少年时代生活在乡村，极度贫穷；他高中休学，1883年被球探挖掘，加盟芝加哥白袜棒球队（Chicago WhiteStockings）。1883到1891年，桑迪都靠当棒球手为生。他后来的事业听上去就像林·拉德那[287]的小说，自大得难以形容的外野手信了宗教，转行传福音去了。与慕迪一样，比利·桑迪也是通过基督教青年会参加了福音派工作。他1886年皈依，开始为基督教青年会演说；在离开棒球队之后，担任青年会秘书；1896年首次布道。与慕迪安于平信徒的地位不同，桑迪渴望神职。1903年，他接受了芝加哥长老会考官们的考试。虽然他的一连串回答大意都是“对我来说太深了”，但考试结果无效，因为桑迪劝服的皈依者比所有考官劝服的还要多。故而无须进一步考察，他就被提拔为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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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之后，桑迪离开早年间让他取得成功的中西部小城镇，去往了规模中等的城市。1909年，他已经成了大城市里第一流的体制内的福音传道者，继承了慕迪的衣钵。如布莱恩、威尔逊、西奥多·罗斯福等政治领袖都以各种方式对桑迪表示祝福；企业大亨就像对待慕迪一样，为桑迪打开金库；体面的世界也认为桑迪是体面的；来听他布道的人有好几百万。1914年，《美国杂志》的读者们回答了一个调查问卷：“谁是美国最伟大的人？”桑迪排名第八，与安德鲁·卡内基并列。他对福音派事业的运作，更看重最外部层面，其方式类似慕迪；但是，他们又有两点不同。慕迪需要当地牧师，并且寻求他们的邀请；而桑迪更进一步，往往胁迫不太情愿的神职者，到其同意为止。另外，慕迪生活舒适，但无巨产；与之相反，桑迪却是百万富翁。当有人批评他的复兴布道活动收取的费用时，他回答说：“我的工作让我赚到的也仅仅就是一个灵魂两美元而已；跟其他任何在世的传道者相比，我得到的很少，与我劝信的人数不成比例。”两人都极为务实，但慕迪的个人爱好仅仅是大餐，而桑迪喜欢衣着光鲜。他一身条纹西装，上面硬领、钻石别针和饰钉，脚下漆革鞋，还有鞋罩，桑迪就像出去泡妞的架子鼓鼓手。跟慕迪一样，他也有一位音乐伴奏者，霍默·A.罗德希弗（Homer A. Rodeheaver）；不过桑吉歌喉甜美，罗德希弗却开始用爵士乐演奏赞美诗。[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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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芬尼能看到的话，他就会对桑迪的风格以及这位复兴者工作中的娱乐元素感到惊奇：桑迪曾雇用马戏团的巨人给他看门；他还动不动就模仿众多同时代人（芬尼严令禁止的事情中，有一项就是轻浮）；布道热烈时，他还脱去外套和背心；在长篇大论之中，他还时不时在讲坛上显露自己身体敏捷的特长。桑迪对说俚语感到自豪。“因为我说的英语是大白话，所以，有些肿眼泡、个儿不大、愚蠢无用的布道师是不是在醉醺醺地四处乱晃，我会在意吗？我想让人民都明白我的意思；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到人民住的地方去。”他说，有文化的布道师想着法“取悦高知，而取悦他们的同时，也失去了人民”。慕迪用的语言，虽然简单，但是对于桑迪来说，趣味不足。慕迪曾说：“教会的标准如此之低，都没什么意义了。”桑迪则声称：“教会的围栏太矮了，两三头穿着西服、拿着一卷票子的老公猪都爬了进来。”慕迪很喜欢这样说：“我们不要智识和金权政治，我们要圣言的力量。”桑迪则加工一番：“所有教会成员如果都是千万富翁和大学毕业生，那么美国教会就会活活枯死，掉进十八层地狱去了。”[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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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民间风格的布道都试图让《圣经》故事贴近现实。桑迪曾用流行的小镇俗语讲述黑暗权势和光明权势[290]。在他的布道辞中，魔鬼用这样的话试探耶稣：“拿几块石头变成饼，弄一顿正经饭！做点东西出来吧！”[291]桑迪还这样描述饼的奇迹[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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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看了看四周，找出了一个小男孩，他妈给过他五块饼和两条沙丁鱼当午餐。耶稣跟他说：“孩子，到这来，主需要你。”然后他把主想要的东西告诉了这个小家伙；小男孩说：“耶稣啊，是不太多，但有什么你就尽管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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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有些人对布鲁斯·巴顿[293]的《无人知晓之人》（The Man Nobody Knows）中的庸俗震惊不已，但他们也许不知：桑迪为巴顿做了何等充分的铺垫，才使得他将耶稣描绘为干大事的：“耶稣可是有两下子；耶稣基督能像六缸引擎一样开动；你要是认为耶稣不行，就大错特错了。”他也认为有必要证明一点：耶稣“不是面团脸、溜须拍马的家伙。耶稣是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硬茬。”[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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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第五章 反抗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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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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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桑迪在修辞上的粗俗只是表面现象，比这现象本身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桑迪那个时期福音传道的立场。俗话和粗俗源自一种芬尼或慕迪并不熟悉的精神，它绝望地陷入困扰之中。当然，这两位早期传道者也会感到困扰——困扰于地狱势力，以及参与拯救灵魂的好战分子。但是，困扰桑迪的因素还有一个，就是现代主义精神——人们有时候会觉得这是首要原因。他的风格之所以意义重大、广为流行，除了因为单纯的个人气质（这一点也很重要），还归因于基要主义在其历史衰退期中受到的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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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进入20世纪时，我们会发现福音派传统立刻迎来了一场危机。这场危机的第一个部分出现于内部：在旧式宗教模式与现代主义之间，必须要有所取舍，势不容缓，难以避免，因为这两者的冲突越发公开，渐趋普遍。平信徒和神职者里的基要主义者都非常苦恼地看到，福音派的主要教派——如浸礼宗和循道宗——中的大多数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屈从于现代主义思潮；对这些背叛者的怨恨又平添在痛苦之中。危机的第二个部分在外部：虽然早在美国建立之前，世俗对宗教正统的挑战就已经存在，但是，达尔文主义的势力，连同新潮的都市风格，都让这些挑战具备了史无前例的力量。此外，教育的普及，整个国家的流动性，全国思想市场的发展，都让世俗、自由的知识分子思想与基要主义者的《圣经》信仰越来越难以彼此独立，并行不悖。以往，只要各种形式的世俗主义都是精英式的，那么基要主义者要么无视它，要么就在好战的布道辞中将之当作随手可得的替罪羊。但是如今，两者立刻短兵相接，持续鏖战——这就是大众文化的发展以及它与高等文化相互接触对宗教造成的首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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