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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意表明，宗教就没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安静地退出世俗文化的心理环境；但是，许多类型的好斗的宗教并不想退出。对于众多个体或团体来说，宗教也许表达了平和的信仰、个人的和平、心灵的慈善。但是，对于更好战的精神来说，它或许成了仇恨的来源或发泄手段。有一种好战的心灵，在它看来，种种敌意正是任何人类境遇中最值得关注、最有价值的方面；有些个体就靠仇恨而活，视之为一种信条；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中，我们就能追寻到他们的脉络，比如各种好战的反天主教运动、反共济会运动，各种古怪的宗教狂热。基要主义者既有平和的，也有好战的；很难说哪个群体人数更多。我在本章关注的是好战的一方，他们投身于对宗教现代主义以及我们普遍文化的现代性的反抗中。这样，我们在本章要处理的是整个福音派传统中的一个规模略小，但并非微不足道的类型——这一类福音派认为自己能用不断激烈的热情来弥补人员数量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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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利·桑迪最突出的修辞手法中，有两个特征较为明显，一个是韧性，一个是讥讽和谴责，它们可以视为新型群众心理的标志性表现。在桑迪那里，人们可以发现我所谓的“百分百心态”，即完全相信普遍流行的愚昧言行，而且断定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挑战它们。这种心态是相对晚出的基要主义宗教和基要主义美国精神（Americanism）的融合，通常带有浓厚的基要主义道德观。[295]“百分百者”不会包容歧义、两可、保留意见、批评态度，他认为自己的执着可以证明韧性和阳刚。有位评论者曾经这样说桑迪：当时已经没人“会如此坚持个人的、好战的阳刚气了，甚至罗斯福先生也不会这样”。耶稣是“硬茬”，他的门徒桑迪颠覆了这样的想法：基督徒肯定是“抹布一样的玩意儿，湿了吧唧，女里女气的白痴，谁都能拿他当受气包”。“主把我们从目中无人、大肥脸、软骨头、膝盖软、脸皮薄、墙头草、假惺惺、没脊梁骨、娘娘腔、顽固的三克拉基督教中拯救了出来。”桑迪也想推翻这样的观点：“成为基督徒会让人逃避世界的忙碌生活和活动，让他变成没脊梁骨、娘娘腔的玩意儿。”他表达过一个罗斯福式的看法：“道德斗争让人坚强。肤浅的和平让人多愁善感。”他坦言：“我对不杀戮的上帝毫无兴趣”，这正概括了他自己的性格。[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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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日益加剧的好战倾向，为了评价它的历史意义，我们还是要回到福音派运动的早期历史中。西德尼·E.米德曾评论说，在大约1800年之后，“美国人事实上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一边是遵循各个思想中心里盛行的标准，变得理智；一边是按照种种教派里盛行的标准，虔诚于宗教”。[297]但是，在1800年之后，这个选择尚未完全浮现，问题也并不尖锐；而在1860年，尤其是1900年之后，情况就相反了。如米德指出的，截止到1800年左右，虔敬主义思想和理智主义思想以非正式的方式相互理解，这主要依托于普遍的博爱和对宗教自由的共同的热情。比如，可以想想本杰明·富兰克林[298]，他曾聆听怀特腓德在费城的布道，倾囊相助觉醒者支持的一家慈善机构；在正规神职人员不让怀特腓德上讲坛之后，富兰克林还资助建立了一所会堂，给他以及任何布道师使用。虔敬主义与理性主义[299]之间的和睦在杰斐逊[300]担任总统期间达到了顶峰，那时，反体制团体，尤其是浸礼宗，都欣然支持坚定拥护宗教自由的人，无论他是不是理性主义者。[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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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毫无疑问，在18世纪90年代的美国，因为自然神论的影响处于顶峰，故而有很多言论都对不信上帝的入侵表示恐惧。这些恐慌主要影响了正统教派的成员，也影响了这些教派的学院和背叛的信仰者。[302]还有一点同样不假，在1795年之后，信仰复兴运动爆发时，伏尔泰和汤姆·潘恩都成了布道师的发泄对象，替人受过。[303]但尽管如此，大多数早期传福音者还是非常现实，他们不认为有知识的、理智自觉的怀疑论会真正威胁到自己接触的简单民众。他们明白，首要的敌人不是理性主义，而是宗教冷漠；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其对象不是那些受汤姆·潘恩攻击《圣经》之举所影响的人，而是从不读《圣经》之徒。随着福音派人士从1795到1835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随着自然神论陷入了相对的沉寂，虔敬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斗争逐渐消失。福音派信徒更关心将广阔的美国内地从天主教和宗教冷漠中拯救出来，而不是关心驱散启蒙运动的微弱的余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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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之后，一切全变，理性主义再一次成为福音派思想的劲敌。达尔文主义广泛而普遍地影响了每一个思想领域，它的到来让正统基督教处于防备状态；而在知识型的牧师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平信徒中，现代学术性的《圣经》考证又增强了达尔文主义的影响。最终，在该世纪末，工业制度问题和城市教会催生了另一股现代主义倾向，即广泛的社会福音运动。此时，牧师和平信徒都必须在基要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在保守的基督教和社会福音之间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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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发展，大多数神职者——包括大批对福音派同情的神职者——都变得思想自由。[304]不得不与少数理性主义怀疑派生活在同一世界的人，看着背叛者不断背离正统基督教，走向现代主义：背离与救赎这一永恒问题必然联系的基督教，走向忙于世俗事务（如工会、社会服务所，甚至推动社会主义）的基督教——他们觉得处境艰难，尽管以前并不是这样。截止到该世纪末，基要主义者痛苦地看到：他们的影响和地位大不如前。此时，在他们当中，人们可以看到某种宗教风格浮现出来，它的形成归因于基要主义者想要反击一切现代事物——高级考证、进化论、社会福音、任何方式的理性批评。这种社会方面与神学方面的联合反应为“百分百心态”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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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慕迪和他那位最杰出的后辈做一番比较，就可以看清这种顽固心态逐渐出现的过程。慕迪的观念与后世所谓的基要主义观念相同，但他的宗教风格属于19世纪70年代早期，那时，现代主义的入侵还主要限于高知的圈子。他曾谈到过基要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冲突正在浮现，他的话一部分是出于他个人的宽容，一部分受到了在他思想形成时期这种冲突的普遍状态的影响。他坚称，《圣经》是上帝圣言；里面无一不是明智之语，无一不好，妄图破坏其中任何内容的做法只有魔鬼才干得出来。“如果《圣经》中有一处不真，那么整部书就毫无意义。”完全抛弃科学解经，甚至抛弃以理性来解经，这都是可以做到的——“《圣经》不是用来理解的”谈论语言修辞和象征意义会让慕迪感到厌烦。“这就是当代人谈论和理解所有事情的方式。”[305]尽管如此，非常明显的是，慕迪的语言并不偏执，也没有好战色彩。他更爱与他尊重的宗教自由人士和谐相处；他乐意让他们参加自己的诺斯菲尔德会议，他不喜欢其他的保守人士说他们不信上帝。有两所他资助建立的教育中心继承了他的这种特征：一所是芝加哥的慕迪《圣经》研究所，后来属于基要主义派；一所是马萨诸塞的诺斯菲尔德神学院，具有现代主义色彩；两所教育中心都自称承续了慕迪的工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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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比，桑迪就大不相同了。他决不允许人们说基要主义不彻底，不允许否认它坚不可摧、牢不可破。就像对待一切让他厌恶的东西一样，他的能耐都用在了毫不吝惜地谩骂高级考证和进化论上。“地狱是存在的，《圣经》就是这么说的，你可别不信，要是不信，你就是黑心肠，下流胚，你就堕落了，你个大傻瓜！”他还说：“成千上万的学院毕业生都飞快、径直地走向地狱。如果我有一百万，我就拿出999999块给教会，1块给教育。”“圣言说的是一套，学术研究说的是另一套，学术还是下地狱吧！”[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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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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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蛮不讲理的怒气越来越强烈。因为针对正统的挑战变得太过强大，它渗透进了太多社会权力和社会声望集中的地方，以至于难以轻视。也许之前，基要主义者偶尔才会陷入苦恼，无非总有人怀疑是否有他们的信仰就足够了，但如今，他们在方方面面都受到质疑。如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所论：“极端正统派就是这样狂躁地表明，怀疑论的毒药流进了教会的灵魂；因为，当人的稳定地位受到动摇，他们就会极为猛烈地坚持自己确定的事情。疯狂地主张正统，是一种打消疑虑的方法。”[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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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觉得在争论中难以应答理性主义和现代主义，那么就用纯粹的修辞暴力来疯狂地压制它们；而最后，还企图镇压和恐吓，这样的做法在20世纪20年代反进化论运动中达到了极致。在这十年间，桑迪在一篇布道辞中声称，时候已到，“美国不再是一个让异端生存的国家了”。[308]但是很不幸，基要主义者以前就当过异端；他们没有力量恐吓和压制自己的批评者；他们漂浮在历史的退潮中。甚至在大的福音派教派中，他们也失去了大部分控制力。至少南方的大多数循道宗和浸礼宗信徒都接受了宗教自由主义。许多基要主义者，当难以支配福音派的主要力量时，都开始感到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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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新教“文化斗争”[309]最集中的十年。广告、广播、大众期刊、国民教育的发展都让旧式的心态与新潮的心态展开了直接而且不可避免的冲突。此时，旧式的乡村和小城镇的美国面临着现代生活的入侵，四面楚歌，他们坚决抵抗世界主义、天主教、怀疑论和知识分子的道德实验主义。通过三K党活动、坚决维护禁酒令、斯科普斯进化论审判以及1928年反阿尔·史密斯[310]运动，旧式美国徒劳无功地企图重新树立自己的权威；但是，唯一的胜利也就是史密斯败选；甚至这场胜利也因为史密斯成功将民主党重塑为城市性和世界性的力量而黯然失色，史密斯的成功也为后来民主党获胜[311]奠定了基础。[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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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的痛苦呐喊中，我们能清楚地听到一个声音，它意识到：旧式的美国一去不复返；我们也能听到有人控诉说：正是知识分子企图杀死它。1926年，三K党的“巫师帝”海勒姆·W.埃文斯[313]写过一篇煽动性的文章，谈到了三K党的目的，他把那个时代的主要问题描述为“旧式先驱族的美国大众”与“理智上的杂种自由派”之间的斗争。他抱怨说，“北欧日耳曼血统的（Nordic）美国人”，他们的一切道德和宗教价值都被入侵这个国家的种族破坏了；他们受到了自由知识分子公然的嘲笑。埃文斯写道：[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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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一场平民的运动，在文化、思想支持和领导层的训练上非常薄弱。我们要求，而且希望成功将权力返还到平凡、文化不高、不过分理智化、纯真无瑕、保留美国风格、属于古老一族的平民之手。我们的成员和领导全是这一阶层——它几乎自动地与知识分子和自由派对立，这些人掌握领导权、背叛美国精神，我们盼着从他们手中夺取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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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薄弱之处。它让我们很容易遭到“乡巴佬”、“土包子”、“二手福特司机”这样的指责。我们承认这一点。更糟的是，我们很难表达我们的理由，很难以最为有效的方式支持我们的运动，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善言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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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场平民运动都恰恰面临着这个不利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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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情感和本能，而非冷漠的理智；三K党相信，这一点并非薄弱之处。所有行动都源自情感，而非源自推理。所有行动都以我们的情感和本能为基础，这两者已经孕育在我们之中几千年了；在理性占据人的头脑之前，它们早就已经存在……它们是我们美国文明的基础，甚至在这一点上比我们伟大的历史文件还重要；没有自然本性的知识分子，他的金发的推理得不到信任时，情感和本能却值得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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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说得不着边际，语气还极端。但困难在于，除了这种极端的行动手段，别无他法。关于这一点，三K党卑劣的历史有着生动的描述。基要主义者的恐慌也是如此。有位佐治亚州州议员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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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读《圣经》。它教你怎么行动。读读赞美诗。那里面写的诗歌最美。读读历书。它告你怎么看天气。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书必须一读了，因此，我反对所有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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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州议员没什么名气，很难引人注意；但是，对于一位三次参选总统的国务卿，我们就不能这样认为了。此人就是布莱恩[315]，1924年，他在一次对安息日复临派[316]信徒的演讲中声称：“美国遭受的一切不幸都源自教授进化论。最好只保留《创世记》前三句[317]，把写成的其他每本书都毁掉。”[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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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反进化论教育的运动中，基要主义思潮达到了顶点；而正是在斯科普斯审判中，它发起了最为坚决的斗争。这场审判把基要主义思想和现代主义思想对垒中的所有关键问题完美地渲染了出来。“进化论在公立高中是否有一席之地”的争议成为焦点，这证明了现代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从精英意识的层次中降了下来，成了大众经验的一部分。之前在学院和大学里，曾出现过一场围绕教育中的进化论展开的斗争。在1860年之后的三十年间，这些地方的保守派神职者试图阻挡达尔文主义浪潮。但是在学院和大学，斗争发生在精英阶层，而反进化论者遭受的失利并未伤及基要主义者的命脉。毕竟，真正的信仰者里，很少有人上大学，而其中能上大学的也可以寻找死水一潭的学校，因为那里永葆纯洁，不受《物种起源》的侵染。但是，截止到20世纪20年代，进化论教育走下教育阶梯，影响了高中，而高中也开始接触民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十五年，高中的数量翻了一倍还要多；战后则继续迅速增长。高中文凭显然成了大多数美国儿童接受教育的重要环节——如果他们准备争取成功，他们就必须接受教育，以能达到这个水平。此时，那些虔诚、有志的美国群众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孩子应该上高中；他们也明白，这些孩子肯定会在那里受到进化论的威胁。约翰·T.斯科普斯之所以在田纳西受到审判，正是因为使用了乔治·亨特的《大众生物学》作为教材。但在1919年，这本书就已经被国家教材委员会认可；而1909年，它就在美国学校中使用；当它被发现是危险品时，这已经是十五年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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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田纳西以及其他地方的基要主义者来说，努力杜绝教授进化论也就意味着，从进化论者、知识分子、世界主义者的破坏中将儿童的宗教拯救出来——当然，也是拯救所有家庭的虔敬。[319]如果基要主义者应该得到同情——我认为他们应该得到——那么肯定是在这一点上。只要人们明白，他们把这场斗争视为（而且一直视为）维护家园和家庭之举，那么他们的诸多凶恶之处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属于原始浸礼宗[320]的田纳西州立法委员约翰·华盛顿·巴特勒就是如此。他在该州制定了反进化论教育的法律，正是因为他听说州里的一位年轻女性上了大学，回来就成了进化论者。这让他担心自己的五个孩子会面临何等处境。最终，这促使他在1925年将自己的愿望成功地制定成该州的法律。在就巴特勒的提案争论时，一位田纳西州参议员疾呼：“为了上帝，救救孩子！”当克拉伦斯·达罗[321]在斯科普斯审判上说，“每个孩子都应该比他的父母更明智”时，他就引发了让基要主义者极为恐慌的危险。如果更明智意味着希望孩子们抛弃父母的观念，废弃父母的方式，那么这是他们断不想要的。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在审判时说：“为什么啊，我的朋友，倘若他们信了［进化论］，他们回去就会嘲笑父母的宗教。他们的父母有权利说：自己掏钱给老师，不是让老师抢走孩子们对上帝的信仰，把他们变成心存怀疑，不信上帝，相信不可知论和无神论的人，然后再送回家。”在审判开始前，他宣称：“我们的目的，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维护父母拥有的捍卫孩子宗教的权利……”[322]在布莱恩及其追随者看来，达罗显然妄图分裂宗教和家庭的忠诚。有个田纳西人就在达罗面前挥着拳头说：“该死的家伙，你不要怀疑我妈妈的《圣经》。你敢这么做，我就撕烂了你。”[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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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布莱恩来领导全国反进化论运动，理所应当，再合适不过了。身为平信徒，他把体现民众恪敬先辈的两个主要方面——福音派信仰和民粹式民主——在自己身上结合了起来。在他的思想中，信仰和民主交会在一起成为普遍的反智主义式的原则。一边是民众的声音和内心的真理；另一边是知识分子，一小撮沉迷于错误的科学和机械性的理性主义的嚣张的精英——他从不同的角度把他们描绘为“科学界的苏维埃”和“不负责任的、自诩为‘知识分子’的寡头”。[324]他指出，宗教并不专属于精英：“基督教的目标是面向所有人，不是仅仅为了所谓的‘思想家’。”机械性的心智需要内心来引导自己。心智既能为社会谋利，也能策划犯罪。“崇拜心智是今日知识分子界的大罪。”只有内心——是宗教的领域——能为心智思考的事情提供准则，使之笃行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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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民粹式民主与旧式宗教的结合。既然内心的事务就是普通人的事务，既然在这样的事情上，普通人的直觉跟知识分子的直觉一样出色——肯定还更出色——那么他在宗教之事上的判断就应该占据主导地位。布莱恩相信，凡是在宗教和科学看起来出现冲突的地方，起决定作用的是公众，而不是“那些用文凭和大学学位来衡量人的人”。如沃尔特·李普曼所论，“上帝宝座前，人人终将平等”这样的宗教教理，在布莱恩的脑子里莫名其妙地转变为如下观念：在田纳西的投票箱前，人人都是优秀的生物学家。布莱恩确实曾提议，把进化论问题交由基督徒投票表决；这个议题变成了大多数人的权利问题。[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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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信任基督徒对于《圣经》之意的判断，那么［可以相信］，《圣经》就是谴责进化论的，它既谴责唯物主义进化论，也谴责有神论的进化论。在承认《圣经》是圣言的人中，相信进化论假设适用于人类的人，连十分之一都不到。除非有某种规则，一小撮人能借助它，强行用自己的观点替换大多数人持有的观点，否则，进化论就必须受到谴责，因为它违反了上帝显明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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