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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第八章 专家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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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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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镀金年代，知识分子与权力的隔阂一直都让改革派垂头丧气，但在进步时代，这种情况戛然而止。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美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旧时代关心的是发展工业、占领大陆、发财致富，新时代关心的则是驯服和控制之前几十年确立起来的庞大的权力。这个国家似乎受到了某种精神饥饿的影响，它渴望将基督教的道德原则用到社会问题上。以往，这种原则会体现在基督教的信条中，但并未付诸行动。而此时，这个国家觉得，自我批评和自我剖析都是势在必行。改革者曾经白费力气大声呼吁的种种良好政府的原则，到现在，似乎快要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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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原则也起了变化：以往，对于良好政府的实际功能，行政改革者的观念一直很狭隘；而且他们的追随者不多，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能力动人地表述良好政府的优点。而现在，明智的美国人越来越多，他们开始觉得自己明白了这些道理。为了控制、驯服、教化积攒在实业家和政治大佬手中的强权，势在必行的举措就是净化政治，建立一个让美国经济接受控制措施约束的行政国家。必然地，政府的功能变得更为复杂；既然如此，专家的需求量也就更高。为了民主自身的利益，以前的杰克逊派对专家的怀疑必须清除。此时，民主和受过良好教育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似乎烟消云散——因为那种一贯看重专家知识的人，现在也学着看重民主，而民主也学着看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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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社会秩序也需要人们加以研究和解释：差不多所有人都意识到，美国正处在新时代的开端。国家对自我批评的迫切要求促使思想进入了生活。此时，一部分作为专家，一部分作为社会批评家的知识分子，重又回到了核心地位，他们已然有一个世纪之久没有在美国政治中占据过这样的位置了。不过，虽然智识在国家事务里得到了重视，但所看重之处并不在之前几十年的文人改革派的预料之中。在他们看来，智识主张的权利，主要以社会层次和高贵出身为基础：他们之所以为它的弃用感到悲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认为智识有权得到更大的尊重；但是，对于它应该如何使用，这些人的看法十分保守。如今，智识主张的权利并不立足于代表智识的人具有的社会地位，相反，它立足于这些人的一种用途，即他们可以动员并主导这个国家中急切不安的批评和改革的活力。智识被重新赋予地位，并不是因为所谓的保守性的影响，而应归因于它的变革作用。就这方面来说，进步时代在社会批评和行政组织上的转变并不是回看海斯和加菲尔德时代设想的保守的行政制度，相反，是向前，它最终会发展出新政时期的福利国家和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智囊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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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进步派发挥作用之处，与其说是实现全新的行政体制，不如说是创造出一个崭新的道德环境。正是这一时期的道德和理智要求，让该时期的知识分子不仅与美国民众，而且还跟国家政治领袖相处融洽，这史无前例。有些知识分子从外部被引入政界；而另一些则直接在政治团体内部走上台来，他们的地位，比起前人，要更安稳，更有尊严。对思想和学术感兴趣的人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了显赫的地位——如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亨利·卡波特·洛奇[508]、阿尔伯特·J.贝弗里奇[509]、罗伯特·M.拉·福莱特[510]。在当时杰出的进步运动的政治领袖里，只有布莱恩维系着大众民主中的反智主义的命脉。[511]而拉·福莱特，他的地位则很特殊；虽然他不像一些同时代人那样，是学者或知识分子，但是，智囊团思想的起源必定要归功于他。这既是由于，身为威斯康星州州长，他有效地促成了威斯康星大学和州政府的联合；又是因为，在担任参议员时期，他将富有效率、有研究头脑的团队带到了华盛顿。从其政治事业一开始，拉·福莱特就证明，乔治·华盛顿·普兰基特断定的“学院出身在政治实践中百无一用”的说法是错误的。他团结了从前的同窗，来支持自己的第一次竞选，并且让他们成为牢固的政治机器的核心。如果罗斯福证明了，智识与男人气完全相容，那么拉·福莱特则证明了，智识能在政治上发挥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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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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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主义先是出现在地方和州这一级，之后才转移到了国家层面的政治领域。正是在州政府中，新的管理机构开始运行，专家们首先在立法方面开辟了自己实质性的地位。令专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的试验场，不是华盛顿，而是各州的首府，尤其是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那里提供了第一批为“人民”和全州服务的专家的样板。拉·福莱特在威斯康星的试验，有成功，有失败，也招致了敌意，但它引导了国家层面的进步主义的政治活动，同时也是新政时期智囊团的历史原型。威斯康星的试验尤为具有指导性，是因为它预示了如今已经司空见惯的、政治领域的专家和知识分子之角色的完整周期：首先，是变革和不满的时代，它需要这样的人才；接着，知识分子和专家等同于了他们规划并协助管理的改革；之后，却出现了渐趋强烈的对改革的厌恶，这通常是对改革效率的直接反应。感觉到此种厌恶的，主要是企业界，它们指责政府的干预，抱怨改革的代价；它们试图利用各种诉求，尤其是反智主义，来煽动公众反对改革派。最终，改革人士遭到驱逐，但他们的改革并未完全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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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推动所谓的“威斯康星理念”的力量出现在1892年，这一年，一个新的经济学、政治科学和历史学院，在年轻的经济学家理查德·T.伊利（Richard T. Ely）[512]的指导下，于威斯康星大学成立。这场运动的领袖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和校长托马斯·C.张伯伦（Thomas C. Chamberlain）都希望威斯康星在推动社会科学发展上成为中西部各州的领军者。他们觉得，对于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形成的复杂的工业界来说，社会科学可以提供实践性的指导，它在这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按照他们的规划，大学将会成为行政训练和公民培养的中心，它会发展成颇有效率、富于实用的国家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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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强调的是，在那时，大学的功能完全是超越党派的；它在政党间保持中立，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它被期待着服务于全体“人民”，而非某个特殊阶层的利益。它提供的，不是宣传或意识形态，而是信息、统计的数据、建议、技能与培训。同理，按照希望，大学的有用性会提升它的声誉。大学的领导者并不期盼着会对既得利益者展开巨大的挑战。在早年的一封信里，特纳要求伊利“简单地跟我说一下，在你看来，这样一所学校能够以哪些实用的方式，服务于威斯康星的人民……在这所学校的这些实用方面中，有什么新颖之处能够让我们争取到那些头脑实际的威斯康星的资本家——如果可以做到的话”。[513]后来，特纳更为鲜明地表达了这种中立科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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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科学、法律、政治、经济和历史的训练，大学可以从民主的队伍中提供出行政人员、立法者、法官、担任要员的专家，他们会无私、明智地在竞争的利益者中斡旋。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样的词在美国使用而且人们都明白的时候，的确，是时候要培养这样的人了，他们怀着报效国家的理想，可以有助于摧毁冲突倾轧的力量，发现竞争者之间的共同基础，可以从一切真正忠于美国之最佳理想的党派那里获得尊重与信任。这种发展的迹象已经显而易见，如在某些州的专家委员会；在立法机构中比例日益增长的、出身大学的人；在联邦部门和委员会中，大学学历者带来的影响上。毫不过分地说，对于经济、社会法律和行政，让它们出现明智而合乎原则之进步的最佳希望，就在于美国大学愈加提升的影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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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纳接着指出，他能够看到大学在所有这些地方遇到的危险。“先辈的民主制”一贯地对专家不够尊重，而专家不得不继续与针对自己群体的“传承而来的怀疑”抗争；但是，凭着“创造性的想象力与个性”，专家就能将之克服。[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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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这个世纪末，这所大学汇集了一批优秀的学者，他们着眼于社会和经济问题，尤其是那些与该州和市政当局有关的问题；它产出了大量卓越的专著和论文。借助自己的推广体系，它促进了本州民众的教育。通过它的农学研究机构，它接触到了农民这个利益阶层，为提升威斯康星的农业技术水平做出了诸多贡献。但是，在1900年罗伯特·M.拉·福莱特当选州长之后，它的规划受到了实在的争议。不过，拉·福莱特正是从这所大学毕业，对于它的理想主义领导者的志向，他全然同情，很快就运用了大学的专家，在他自己的税务改革、铁路控制、直接的基本立法等计划中，都召集了专家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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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大学的努力，很快就得到了另一所独立机构的补充，即立法参考服务部（Legislative Reference Service），它的组织者也是威斯康星新近的毕业生，积极活跃的查尔斯·麦卡锡。麦卡锡对这个参考资料库的志向，与特纳对大学的雄心一样：让它成为一家中立的服务组织。他指出，在这个拥有铁路、电话、电报、保险公司的时代，州中的种种问题变得如此多样、繁杂，以至于立法者需要丰富的信息来明智地处理它们。“唯一要做的合理之事，就是让专家收集这方面的材料。”而不用去管在立法辩论中，投身于哪一方：[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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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在威斯康星的这个部门来说，我们并非试图以某种方式影响我们的立法议员，我们在任何问题中都不会站在某一派那边，我们不会支持或反对任何人或任何事情；我们仅仅是政府的事业性的分支机构。我们并未操控立法，而只是成为我们州中能干而诚信的立法者的仆从；我们是员工，为这些劳碌的人收集、编引、汇总他们想要的信息；我们就是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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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想，现在看来，依然诚挚，但又似乎天真幼稚。拉·福莱特担任州长这件事，在很多问题上，就已然站在了“某一派那边”，并且挑战了“头脑实际的威斯康星的资本家”的利益，而这些人正是特纳希望争取的对象。此外，在1903年，当拉·福莱特的朋友，志在让这所大学成为州的左膀右臂的查尔斯·P.范·海斯（Charles P. Van Hise）担任校长之时，保守派的怒火变得剧烈起来。新闻记者（大部分心存同情）在全国范围内对“威斯康星理念”的宣扬并未让事情有所缓解。记者们来到威斯康星，考察一番，视之为发挥作用的进步州的样板，去时，则用渲染的文笔，描绘“这所统治全州的大学”。[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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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鼓动起的宣传，有可能促使其他州的进步派考虑全面地模仿威斯康星样板，但是在州内，这让保守派有理由坚信，大学成了反对他们的阴谋的一部分。事实上，大学专家并不认为自己是激进分子，他们甚至没有考虑要以极大的积极性参与政府之中。有一项人事调查，针对的是在州务部门中最为活跃的大学人士，其表明：服务于该州的，主要是技术人员（工程师、地质学家、科学家、各类农学专家），而不是政策顾问；大学提供的，更多的是技术性信息，而非意识形态。身为威斯康星最为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之一，约翰·R.康芒斯认为大学院系本身就极为保守，他回忆道：“没有人找过我，除了进步派之外，但他们也仅仅是在需要我时。没什么事情是我主动发起的。”[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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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征税和铁路运营上，大学人士还是得到了咨询；而在其他事务里，他们的影响力却遭受了怨恨。对于拉·福莱特来说，他感到自豪的是，他用周六午餐俱乐部取代了旧式的密室会议。后者属于大老板，在威斯康星州的运转是为了私人公司利益的时代，他们占据主流；而在前者中，拉·福莱特可以同麦卡锡、范·海斯校长、康芒斯、爱德华·A.罗斯[518]、伊利和其他大学教授促膝而谈，讨论州中的问题。[519]饱受进步主义政策之苦的商业利益阶层——其实，许多人承受的仅仅是对干预过度的恐惧——开始相信，大学和立法参考服务部必须算入他们的敌人之列，与它们一起的，还有铁路委员会、税收委员会、工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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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威斯康星的共和党进步派受到了打击，这源自全国范围内的党的分裂，保守派看到了自己的机会。他们击败拉·福莱特的进步派的继任者，跟随铁路和木材商以马内利·L.菲利普（Emanuel L.Philipp），再度执政。在竞选中，菲利普斥责了大学专家，体现了反智主义的倾向；他主张税收减免，缩减大学开支，结束它对政治的“插手”。他说，大学必须来一场全面的整肃；社会主义在那里已然蔓延开来，“许多毕业生离开时，都带着反美的思想”。他说，专家的聘任会导致大学不断地侵入政治。在任何情况下，将政府移交给专家，就等于是承认，正式选出的官员不胜其职。如果整个州都承认，一切政治智慧全部封藏大学之中，那么其余的民众也不如承认“精神的破产”。菲利普在攻击时，还要求废除麦卡锡的“议案工厂”，即立法参考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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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经当选，对于上述这些机构，较之竞选时的承诺，菲利普体现了更为和蔼的态度。虽然他的确要求立法机关废除麦卡锡的资料库，要求大学节省开支，合并精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变得越加慎重。尽管大学的发展受到抑制，影响被削弱，不过，当菲利普面对着全国之内、大学朋友之中，令人敬畏、极受尊重的反对派时，他与范·海斯还是达成了和解。甚至麦卡锡也逃过一劫：当保守提案的起草者开始使用立法参考服务部时，这位州长发现，麦卡锡对中立性的主张还是有一定根据的。[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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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所机构之内，大学投身于进步主义的做法，也并未完全获得接受。按照康芒斯的说法，该大学的许多员工都是彻头彻尾的守旧派。不仅如此，很多人又觉得，这所大学参与实用，而不顾及严格的政治背景，这本身就背叛了旧式的、纯粹而无功利的理智主义理想。1920年，J.F.A.派厄[521]描绘威斯康星大学时，与范·海斯的一个观点展开了争论，后者认为，大学应该被设想成“国家的资产”。派厄说，这种对大学功能的看法，过分地注重物质，贬低了无功利、自律的学习传统，最终是以整个大学作为代价。[522]不过毫无疑问，这所大学中的大多数专家，都基本认同了麦卡锡在他的《威斯康星理念》一书中表达的实用主义观点。他主张说，在诸如经济学这样的领域里，老派思想家已然是“掌握理论教条之徒，他们从不直接去研究政府的实际难题”。而直面经济问题的常识专家取代了他们，前者可以“通过实际情况中的铁的事实”来检验自己的理论。[523]因此，当学院外的社会争论着应该接受，抑或拒绝专家时，学院内部却辩论着，是有用的专家，还是具备纯学问的人，掌握着大学未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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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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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进步派在权力场上的成就，很可能受到了限制，但是，进步倾向的氛围似乎还是无限地扩展开来；这极大地鼓舞了那些对美国社会中的精神领域颇为关切的人士。智识的地平线越加辽阔，它自由而生意盎然，此时，它似乎不仅触及了国民的情绪，也接触到了更高层次的权力。玛布尔·道奇·卢翰[524]有个说法，虽然主要考虑的是艺术和文学，但也适用于美国生活的各个领域：“障碍倾覆，之前从未有过接触的人，彼此相近；各种新颖的交流方式，新的沟通，全都有了。”[525]在这段“小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和文学的基调就是解放；对于学术来说，它有了扩大影响力的可能。在每个地方，都有令人陶醉的新的旨趣，新的自由。没有什么不被重新审视，从铁路专营权、托拉斯的不端，到性生活、教育的实行。颇受欢迎的，有揭丑的记者，恰恰需要他们告诉公众不轨之事如何存在；还有宣传家，他们诠释事件的含义；有牧师和主笔，指明道德的内涵；有学者，在哲学、法律、历史、政治科学上，为进步主义制定出理论性的原则；还有各行技术人员，从学院中涌现，针对社会和经济问题，进行详尽的事实性的研究，甚至还担任新型的管理委员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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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思想的酝酿并未带来社会革命；旧式的主控美国的人，在这一时期之末又浮现出来，几乎完全处于掌控的地位，就像这段时期开始之前的那个样子。但是，在语气和风格方面，还是出现了有力的提升；语气和风格不仅对学者和文人来说，头等重要，而且对于政治家，也是如此。但没有人能比知识分子更为受益，无论是像沃尔特·李普曼[526]和赫伯特·克罗利[527]这样的宣传家，还是约翰·杜威和查尔斯·A.比尔德[528]之类的学院中的学者。为他们的所有工作带来活力的，就是这样一种振奋人心的感觉，即理论世界和实践世界的鸿沟终于得到了跨越。在1914年出版的《偏离与掌控》（Drift and Mastery）一书中，李普曼捕捉到了这种感觉的实质。书中写道，按照他的发现，新型的控制力和掌控力成为他这一代人的希望之关键。就算对此最为无动于衷的学者，也能意识到，属于这样一个学术界，是多么重要，因为比它更为辽阔的世界，为了探索控制社会的充分手段，也不得不向它咨询。不再可能将思想称为“学院派的”而对其不予理会，因为没有人能看到学院和社会之间的清楚界限。“一种更新型的大学教授……无处不在，显而易见”，有一位观察者这样写道：[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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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这样的专家，对铁路、桥梁、地铁，对汽油委员会、电力供应，对货币和银行业，对菲律宾的关税、委内瑞拉的国界，对波多黎各的工业，对公务的分类，对托拉斯的控制，都无所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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