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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最重要的是，这种学院专家的技能，不仅是必需的，而且还受到了赞誉。或许有几位评论员担忧专家和民主的关系，[530]偶尔也有商人，害怕管控造成的代价，强烈斥责理论家的提升的影响力；[531]但是总体上，新型的专家颇受舆论的好评，被公众广为接受。1909年，布兰德·马修斯[532]认为，这证明了“美国人民的如下常识：对大学教授的偏见，就像对文人的偏见一样，正迅速地烟消云散，对于他们为合众国提供的服务，公众开始认可和欣赏……这一部分要归因于，对专家和理论者之真正价值的理解在增强”。[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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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就在政治领导人中，也出现了颇有意义的赞许。如以撒·马可松（Isaac Marcosson）这样的记者，可以给西奥多·罗斯福呈上厄普顿·辛克莱[534]之类的揭丑小说家的书籍校样，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加速纯净食品议案的通过。这样的做法，正是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而除了贝弗里奇和洛奇这样的参议员以自己的“学术”为傲之外，从立国以来，还是第一次有美国总统被描绘为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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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对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尔逊两人更加细致地观察一番，就能看出，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用自己生动的经历，提供了一种对智识和权力之关系的注解。他们就任总统这一点，恰恰鼓舞了思想在政府中具有关键作用这一信念；但是，这两人又并不完全同情他们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对于后者，他们也都不是完全信任。必须指出，西奥多·罗斯福对思想有着浓厚而广泛的兴趣，也喜欢与克罗利、李普曼、斯蒂芬斯[535]等人为友；他还为埃德温·阿灵顿·罗宾逊[536]提供了政府职位；并将那种精力充沛、甘于奉献的人吸收进来，从事公务，这样的人，在过去的一代中并不多见——人们可以想到罗伯特·培根（Robert Bacon）、查尔斯·波拿巴（Charles Bonaparte）、菲利克斯·富兰克弗特（Felix Frankfurter）、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Garfield）、富兰克林·K.莱恩（Franklin K. Lane）、吉福特·平肖特（Gifford Pinchot）[537]；他还召集了学院专家为铁路控制、移民、肉品监督等议题给予建议。在这方面，他让智识和人才重新回到了公共事务，他的作为超过了自林肯以来，甚至自杰斐逊以来的任何一位总统。布莱斯勋爵[538]评论过罗斯福这方面的成就，他认为自己“在任何国家都未曾目睹过会有一批公务员能比华盛顿、比这个地方的美国政府的工作者还要热诚、高尚、富有效率”。[539]这听起来就像是镀金时代的绅士改革派所需要的那种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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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罗斯福很快就对自己的知识分子友人发起了攻击，据认为，原因有可能是意见上的细微分歧；面对着异端的思想，他迅速地将自己打扮成一本正经的拥护美国的人。他错误地判定了许多温和抗议的重要性——例如，他猜想，揭丑记者是危险分子，正在大肆鼓吹“革命的情绪”。尽管20世纪之中，除了罗斯福之外，没有哪位总统更强烈地要求被视为知识分子，但是，对于智识在生活中的地位，他的态度就像景仰他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层一样，充满矛盾。他像赞美商业能力那样，称赞智识的能力，而且甚至，他对于智识的赞扬还要更坚定。[540]然而，他不断地将自己所谓的“品格”之类凌驾于这两者之上。诚然，他代表了美国人在政治和生活中偏爱品格、胜过智识的倾向，也代表了认为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彼此对立的普遍趋势。他的作品总是不断地回到这一对比上：“就像对于个人一样，对于民族来说，品格也比智识更为重要。”“恰如力量在美之前，品格也必定高于智识，高于天才。”“哦，我多么希望能提醒我的所有同胞……不要陷入那种最为堕落的过程中，就是一味地神化敏锐却丝毫没有道德责任心的智识……”[541]这些一再反对无品格之智识的严令之辞，似乎颇为可疑：这并不是说，它们是错的，相反，问题在于，它们无的放矢，除非他确实相信，美国生活中存在着一种牺牲道德、拔高智识的倾向——但在道德风气高涨的进步时代，这是奇怪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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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威尔逊，有人说过，他将学者的脾气，连同缺点和美德，一并带进了总统的职位里；他的研究者中，很少有人相信，威尔逊的个人品质最适合有效地在政治上领导美国。他精神中罕见的刚硬以及缺乏和蔼这一点，似乎源自他的长老派信仰，而非学者的职业，[542]很可能也归因于独特形成的个人品性。身为学者和批判性知识分子，他是昔日时代的产物。他的创造性的知识分子生涯，在19世纪80年代末几乎走到了尽头，就在那十年间，他撰写了论述《议会制政府》（CongressionalGovernment）的作品，还有更为简明的成果《国家》。按照他的品味、思想和阅读来看，他有点像是偏狭的、南方版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他的心灵惬意地安定在美国已然成为复杂的现代社会之前的时代。他信任小型商业、竞争经济、殖民主义、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白人至上，以及专属男性的选举权，但这个时代，如此的信念在很久之前就早已成为尖锐的批评分析的目标。他的首要理念来自白芝浩[543]和柏克；而他恰恰错过了置身于世纪末闪现的批判性思想的阳光下，这种思想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进步时期。在19世纪90年代，他作为担负重任的学术人物，联通了学术圈和学院外世界的鸿沟；他的许多同时代学者都抛弃了镀金时代的、扬扬自得的傲慢，而威尔逊，也向圈外人进行演讲，将大学校长提供的、那种令银行家和实业家颇为青睐的精神食粮一一呈上。从1902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开始，他就不再试图与思想界的发展保持接触。1916年，他坦率地承认：“十四年了，我没有通读过一本严肃的书。”[544]可以理解，在他活跃的公共生涯里，美国精神生活的最有创造性的那一面，并没有对他的思想风格产生太多的影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也未曾对他的心智不吝其词地加以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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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当威尔逊1912年当选总统之时，他受到了许多当时因西奥多·罗斯福而幻灭的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们响应了威尔逊身上再明显不过的高贵气质。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威尔逊并没有在政治上广泛地利用知识分子作为顾问，尽管他的学术背景，似乎给人以这样的希望。此外，他对于自己所说的“专家”一直都缺乏信任。与西奥多·罗斯福和拉·福莱特不同，他不认为专家有可能成为改革的推动者或管理者；相反，在他看来，专家只是供大企业和特殊利益阶层所用的雇员。最为进步的思想家们对比过大企业政府与平民政府，后者会使用专家来管控难以接受的商业行为，但威尔逊认为大企业、既得利益者和专家是牢不可破的联盟，只有当政府回归“人民”时，才会被击败。与西奥多·罗斯福形成对照，他主张，任何致力于管控大企业的专家，都会被大企业控制。1912年，他在竞选时说，“我担忧的是”，[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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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专家组成的政府。上帝禁止我们，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放弃任务，将政府转交给专家。如果我们被一小撮绅士来科学地照料，而且只有他们才理解这份工作，那我们图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不理解这工作，那么我们就不是自由人。我们倒应该放弃我们的自由制度，去学校找什么人，搞清楚我们关心的事情究竟是什么。我想说，在工人俱乐部里，我有时候会很荣幸地听到针对公共问题的争论，我从未听到过比这更具有穿透力的论争；因为，沉浸在日常生活问题中的人，是不会用花言巧语来谈事情的；他会按事实来说话。而我唯一感兴趣的就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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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出入工人俱乐部，鄙视花言巧语，威尔逊的这一形象，新奇而又新异。不过整体上，当威尔逊阐述自己的国内政策时，他并没有辜负这些论调的承诺。不可避免，专家在政府的地位于他执政期间还是有相当地提升，[546]就像过去十几年的情况一样。而且当然，这位总统在经济政策上从路易斯·D.布兰戴斯[547]那里征求了不少意见，后者关于商业竞争的思想与前者自己的偏好如出一辙。不过，威尔逊还是向后湾区的敌意低下了头，商业界始终不让布兰戴斯进入他的内阁。大体上，他寻求建议的对象，有不同类型——这些人如，他那受人尊敬的秘书，善于把控政治机器和媒体关系的乔·图穆迪（Joe Tumulty）；又如威尔逊的女婿威廉·吉布斯·麦卡杜（William Gibbs McAdoo），此人头脑足够进步，反思力却不强；尤其还有敏锐、聪明的豪斯上校，[548]但他的才华之中，并没有那种可以满足威尔逊的虚荣心的能力。豪斯的主要作用，是成为富人和有权者的观点的渠道；他极大地弥补了威尔逊圈子中的进步派人物的影响，如布兰戴斯、布莱恩和麦卡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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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政府在执政的头几年，不太受知识分子的欢迎——尤其是在这样的人中，他们认为进步运动不应该满足于实现旧式的小商人竞争的理想，还必须为童工、黑人的地位、工人的状况、女性选举权的需求做点事情。[549]对改革抱有兴趣的知识分子，对威尔逊太过怀疑，因此，他们不会毫无保留地欢迎他铿锵的演讲之声，在他们看来，其中暗示的似乎是充满道德说教，并不进步的往昔；而进行改革的蹒跚的方式，看起来也证实了他们的犹疑。赫伯特·克罗利就观察到，威尔逊的内心“完全相信自己的表现永远是正直的，在这一确信的周围，又环绕着一圈微微闪烁的修辞的光晕”；克罗利还批评说，总统的思想“甚至”将“最为具象的事情也看成了抽象……他的心灵如同一道光，破坏了它照射的事物的轮廓；光照虽强，但让人一无所见”。[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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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16年，鉴于“新自由”[551]的最新成就以及威尔逊不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功之举，自由知识分子才全心全意地对他表示支持。然而反讽的是，恰恰是战争，提升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影响力，这是国内问题难以做到的。史学家与作家都被动员起来，投身宣传，各种专家也招募到一起，担任顾问。军事情报、化学战、战时产业局中满是学院的科研者，华盛顿的宇宙俱乐部[552]也被称作“俨然如同各个大学的教员的会所”。[553]在1919年9月，豪斯上校为威尔逊组织起了一群学者，号称“研究团”（在英国和法国都有相似的组织）。一度，“研究团”的专家人员达到了150人——有史学家、地理学家、统计学家、民族学家、经济学家、政治科学家——这些人，再加上他们的助手和员工，整个组织的人数达到了好几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之前，“研究团”都处于保密之中；之后，被改组为美国和平谈判委员会情报处（Intelligence Division of the American Commission to Negotiate Peace）；它的全体成员随威尔逊奔赴巴黎，而且在那里，还发挥了颇为重要的作用。媒体上，关于这个团队，存在着一些有趣的评论；而老派的外交官则对这群政治业余人士颇为怀疑，尽管后者的文件装满了三辆军用卡车。[554]不过整体上，就战争、和平谈判、围绕协议和盟约的争论所引发的种种情绪来说，最值得关注的则是公众对学者担任顾问角色的普遍接纳。只有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劳伦斯·谢尔曼（Lawrence Sherman）这样的政治家，因为充满仇恨的反智主义而凸显出来，成为例外；他针对战时政府权力的扩张做出了长篇大论的猛烈抨击，尤其还反对“教授和知识分子掌管的政府”。[555]不过，他预见了未来，因为对战争的抵触清算了进步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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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的情绪突然间发生了惊人的转变。威廉·阿伦·怀特[556]在1919年时还向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说，本党中“生着硬壳的老反动派”全都不中用了；但一年后，他却哀叹道，“法利赛人在控制着圣殿”，人民甚至都懒得表示反对。1920年，他在致雷·斯坦纳德·贝克[557]的信中说：“这该死的世道！”“如果十年前有人跟我说，我们国家会是今天这般模样……那我肯定会质疑他的理由。”[558]对于知识分子的地位来说，结果是致命的：一旦将自己与威尔逊和战争行为绑在一起，他们就注定要承受公众对威尔逊的抵触，以及一切与之有关的事情。不过，更为关键的是，当大部分知识分子进入了战时气氛，他们的热情就丧失了批判力，这种热情挫伤了自己的士气。除了一些社会主义者和少数如兰道夫·伯恩[559]这样的思想家，以及《七艺》（Seven Arts）杂志[560]之外，知识分子要么参与战争，要么全心全意地支持它。对于进步运动，他们心存期待，期待胜利，以及胜利的结果，改革。和平却让他们失望，惭愧，负罪。“如果让我从头再来一遍的话，”沃尔特·李普曼说，“我会选择另一派……我们为死人营提供了太多的弹药。”赫伯特·克罗利坦承，他并不清楚，“在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压力下，美国人民的心理会变成什么样”。[561]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友好关系土崩瓦解，甚至比以往还要迅速。公众向知识分子发起袭击，视之为种种错误和多余之改革的倡导者，是行政国家[562]的设计师，战争的支持者，甚至是原始的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则攻击美国，认为它是蠢货、巴比特[563]、狂热之徒的国度。足够自由的年轻人移居海外；其他人则待在国内，读读曼肯。需要度过一段经济萧条期和另一场改革时代，这样的疏远才会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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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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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时代，知识分子与公众的和睦关系得到了修复。政治中的民众事业与知识分子的主导情绪之间，从未有过如此完满的和谐。在进步时代，知识分子与公众，大体上都支持相同的事业。而在新政时代，这样的事业则更加地吸引人；对知识分子发挥实际作用的需要越发迫切，这在威尔逊和西奥多·罗斯福时期，没有人能预见到。不过，反对新政的少数派预料到了；他们心怀着狂热的、在美国政治中颇为罕见的敌意。虽然知识分子春风自得，但反对他们的仇恨之情也在形成，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惊人地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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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来看，这些毫不妥协的少数派让知识分子承受的损害，几乎与后者在短期内从新政的庇护中获得的利益程度相当。不过在初期阶段，那真是庇护！与其他所有人一样，知识分子也饱受萧条之苦，承担失业和对斗志的打击。新政为年轻律师和经济学家提供了数千岗位，他们聚集到华盛顿，在新设立的监管机构担任职务；公共事业振兴署（WPA）和国家青年管理署（NYA）的科研、艺术和戏剧计划，都扶助了失业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比这种实际帮助更重要的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无形的帮助：通过将理论人士与教授用作顾问和意识形态思想家，新政让心灵之力与权力的关系更为紧密，在当世者的记忆中，这样的关系绝无仅有——自立国之父的时代以来，这也是最为紧密的一次。向大学和法律院校毕业的青年提供重要的工作，本身来说，就是引人瞩目的崭新之处。对于学院来的顾问，新政给予了他们这样的重视，这提升了每位教授和每个思辨或异见的心灵所具有的作用。思想、理论、批评都获得了全新的价值；到那些在理智上受过训练的人那里，就能找到它们。[564]经济的崩溃证明了这样的人是必需的，不过，正是新政揭示了，他们如何让自己具有存在感。毫不惊讶的是，新政唤起了所有人的热情，除了少数保守的知识分子，还有一小群激进人士。（甚至从1933到1935年激烈反抗新政的共产主义者，据我们现在所知，在那时，也能够渗透入新政的队伍中，对新政激发的公众情绪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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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地位变化的第一个表现就是智囊团的创立，在新政头几年里，它几乎不断地见于新闻之中。显要的智囊，如雷蒙德·莫里（Raymond Moley）、莱克斯福特·盖伊·特格韦尔（Rexford Guy Tugwell）、阿道夫·A.伯利（Berle），通常都遭到攻击；他们代表了数百位在联邦政府机构中任职的、不太出名的员工，尤其是菲利克斯·富兰克弗特的那些得意门生，他们从哈佛来到了华盛顿。在新政初期的日子里，正因为罗斯福总统享有着威望，故而，这让他的对手可以从心理上更加自然，从策略上更加容易地通过他身边的这些人来攻击他。为此，他们会指出，他的理念都从种种阴险或不负责任的顾问那里接受而来。此外，智囊团对于总统来说，还起到了某种避雷针的作用。大部分本来会直接朝向总统那里的谩骂，都落在了他周围这些人身上，尽管总统是新政的核心人物——当形势变得艰难时，这些人会迁移到更不显眼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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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期雷蒙德·莫里失势之后，[565]莱克斯福特·盖伊·特格韦尔教授成为批评新政的保守人士最为中意的目标。特格韦尔信任某些形式的计划，而且撰写了若干阐述自己思想的作品，这都成了他的祸患。1934年6月，他受任为农业部副部长，这引发了一波抗议，抗议这位得意扬扬的、阴险的理论家。南卡罗来纳的“棉花艾德”史密斯[566]，是参议院里恨意最深的大家伙之一。他坚持不懈地证明这样一个观点：特格韦尔“并不是上帝的伟大大学的毕业生”。为此，他让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必须不遗余力地证明自己是真正的自耕农，少年时期，靴子上就得满是泥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对亨利·A.华莱士[567]说：“告诉莱克斯，知道史密斯如此下作，我真是惊讶。”）史密斯告诉参议院，农业需要的文凭，“是艰苦的经验获得的，只有踹过酒醡[568]、具备这方面经验的人，才能解决美国的农业问题”。（在以往的农业部长中，哪怕是一个满足这种要求的人，他也说不出。）罗斯福为了平息史密斯，遂任命后者支持的一位选民担任美国法警，此人还有过杀人罪史，总统当着内阁将之描绘为史密斯“青睐的杀人犯”。凭借这一交易——教授换凶杀犯——特格韦尔才最终以53对24票赢得了参议院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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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格韦尔热衷支持纯净食品和药品的立法，从而促使专卖药房这样颇有影响的广告客户发动媒体反对他，此时他所受到的负面报道就变得更糟了。甚至既不激进，也非知识分子的詹姆斯·A.法利[569]，也在“没有掩饰、全无道理”的宣传面前畏缩不前。最为激烈的批评者，将特格韦尔的形象描述成如下两面：一方面，他是完全软弱、学究式的、不切实际的理论家（曼肯说，一半是劣质的人师，一半是“被收买的《新共和》的空想家”）；另一方面，他是充满效率、阴险狡诈的颠覆势力，完全能给社会的结构造成巨大的破坏。抨击之下，特格韦尔的耐心却意味着，招募进政界的学院中人，未必就需要多么敏感。[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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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智囊团被反对派用作合适的替罪羊，那么必然，其作为权力中心的重要性，也会被大肆渲染。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位作者说：“智囊团让内阁黯然失色。可以认为，它在总统那里的影响力更强……它从各个大学里带来教授，最后再安排内阁成员的职位——仅仅是部门主管，文员头目。在例行的行政事务上，你可以找内阁成员，但对于政策之事以及与更高层次的政治才能有关的事项，你要咨询教授。”[571]的确，在新政之始——最初的一百日里——紧张的国会迅速而且顺从地通过了大量法令；国会没有时间，也没有意向，用通常的细心，对这些法令加以审查。这就在法律起草，甚至在政策制定上，为新政内部的规划圈子，留下了不同寻常的自由裁量权；在圈子中，专家顾问虽然没有控制力，却毫无疑问地产生了影响。不过，美国的权力结构长久以来都造成了，在任何基础利益阶层或政治选民中没有根基的一小群教授，不可能让诸多关键的决定得以实行。随着紧张情绪过去，国会审查的常规流程重又回归，限制了技术专家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新政采取的让知识分子和实验者满意的种种步骤，之所以能进行，并不是因为专家支持它们，而是由于一些主要的选民希望如此。智囊们服务公众——通常都非常顺利——但并没有掌控后者。文人智囊的更理想、更有实验精神的规划，受到围困，约束，或阻挠。诚然，新政尝试了一些少数学院理论家拥护的、通货膨胀的货币实验。然而，参议院中主张通胀的、强大的压力，也支持了这些实验，罗斯福的大多数专家顾问对之并不满意。在关键议题上，自由专家几乎总是失利。如很快出局的杰罗姆·弗兰克[572]，他在国家复兴署（NRA）中试图代表消费者的利益，在农业调整署（AAA）里代表佃农的利益。而莱克斯福特·特格韦尔的富有想象力的、农村移民安置的理念，也一瘸一拐，面目全非。最终，特格韦尔本人也被打发到边缘部门。与国务卿柯德尔·赫尔[573]因伦敦经济会议陷入冲突的雷蒙德·莫里，则输给了这位内阁成员。[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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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教授操纵一切的观念广为流行，名副其实的智囊团战争开启，这唤醒、加速了旧时的反智主义传统。教授并未操纵一切——但是，在这个大众观念里，也有真实的要点：在美国的权力场中，他们的确代表了某种新兴的事物。他们本身并没有运用太多的权力，因为核心决定都不是出自他们之手。不过，对于那些行使权力的教授来说，他们发挥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因为，为理解议题创造条件、勾画经济和社会论题，这些举措已经成了专家的特权。这样，谴责教授和智囊的右翼分子，无论他们对于权力世界的设想有多么古怪，他们的本能还是健全的。如果说他们没有让大众听从自己，那么在他们这一边，至少还有一些老式的武器，就是民众的偏见，他们很快就会开始挥舞。此外，在一段时间内，教授享有的名声让他们能够盖过守旧的政治家和商人；而令后者气恼的是，这样一帮此前默默无名、不受重视的人，却让他们在公众的眼中失色，并且使他们的社会作用看起来是那么无足轻重。H.L.曼肯看到了改革中的讽刺味道，他的说法还是一贯的赤裸裸的夸张：“几年前，所有新政的以赛亚，还没什么名气，都是无能的家伙，街角的警察朝他们点个头，他们就得意得脸都红了；如今，他们位列亲王，拥有了红衣大主教的可怕的权能。”他接着说，智囊们都如此成功，以至于他们开始相信自己的灵丹妙药。他问道：“你会怎么办呢？”[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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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突然间，你被拽出空荡、酸臭的教室，那里面，大二学生咂舌的嘘声是你仅有的乐曲；然后，你被丢进适合卡里古拉、拿破仑一世或J.皮尔彭特·摩根的、权力与荣耀之地，整群整群的华盛顿记者蜂拥上前，记下你的每一次喘息，而他们报纸的第一版，为你全部的玄学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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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的批评者对知识分子的权力夸大其词，还将后者描绘为毫不实用、不负责任、心存阴谋的实验派，从无名突然发迹，因而变得自满，刻意曝光。从《星期六晚邮报》——毋庸置疑，这是反智主义的材料——中随手选些评论，就可以发现，知识分子的特点是：[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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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从教室里拽出来的教授，突然扔进新政的乱局里。刻意、得意地寻求宣传自己，现在，他们有机会做到了；他们是渴望自我表现的人，在自己新的荣誉里取暖，就像猫在壁炉跟前……他们到处乱闯，兴奋地询问：“美元能干什么？”就好像，对于他们来说，美元可以做什么，这无关紧要——他们之中，连一百块，都没有人能攒出来……教授的法律制定出来，当然，这里，还有那里，都由国会大厅中爱管闲事的、不是教授的人来修正，但是，他们心里也是教授的思想……思虑缜密的人，难以回避这个结论：智囊团的许多观念和计划都立足于苏联的意识形态……应该有人把商业生活的事实告诉这帮聪明年轻的知识分子还有教授。鹳带不来利益和繁荣，卷心菜的下面生不出稳健的货币……最终，只有自然扶助、政府英明支持的农民和工业家，才能治愈自己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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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不是太蠢，太懒散了，以至于，竟然允许业余的、自认是搞实验的人来拆散我们的社会和商业结构，就为了看看他们能不能按照他们更中意的模式来将之重新建起？……实验室的实验，针对了生活、自由和美国的工业……试管里做的实验与鲜活的国家中做的实验，有着巨大的差别。这完全意味着活体解剖，太过了……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人……业余人士——大学生，无论什么年龄——控制的政府，他们也许痛饮过皮埃里亚的泉水，最近还大口大口地狂喝了苏联的伏特加……理论家，做着政治梦的梦想家，祈雨的法师，变戏法的……务实的参议员和众议员无处可躲，只有退隐到更衣的休息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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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捍卫者试图做到更为合理地评估他们的实际能力，而且指出，他们做得再差，也不会比他们取代的那些“实干的”人更糟。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577]在《国家》杂志中写道，他欢迎“实干家的全部路线”；他指出，整个世界里，“实干家完全是茫然无措”。[578]当时的一位自由记者，也是从前的新政顾问乔纳森·米切尔，按照一种最为深刻的对问题的分析，试图证明，罗斯福对学院专家的使用是美国行政生活的危机和独特性的自然结果。他写道，事实上，主要的政策并非教授制定，他们只是针对手段提供意见。既然缺少一群为了这一目的而经受训练的公务员，故而，罗斯福总统会迅速地到政治或行政圈子之外向人求助，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579]在这方面，米切尔完全正确。政治家不可能处理经济萧条所引起的种种问题；解决它们的、正确类型的公务员并不存在；大部分商业领袖似乎比无用还要糟。就如萨缪尔·I.罗森曼[580]向罗斯福总统建议的那样：“通常在这样的形势下，竞选人会在身边聚集起一群人，其成员有一些成功的工业家，一些大金融家，一些国家的政治领袖。我认为，我们应该避开所有这样的人。他们似乎全都难以创造出建设性的东西，来解决我们今天陷入的困局……为什么不去国内的大学呢？”[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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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米切尔的分析，很可能被新政敌人视作煽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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