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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先生需要的是中立者，一个没有华尔街气味的人，但他也不会吓跑富人。此外，他还需要一个有脑子、有能力的人，他愿意贯彻他所决定的任何政策。罗斯福先生选择了大学教授；国家之中，再无其他群体符合这些具体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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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我们没有世袭的地主阶层，可以从中招募出我们新政的公务员。我们拥有的，最接近的相当者就是大学教授，华盛顿的中立的教授就是决定新政成功或失败的要素……从前，我们留出过一个阶层以供使用，但其他阶层都毫无疑问地向它提出了争议。这个阶层就是殖民地大臣，尤其是新英格兰的大臣。他们通常并不关心世间的俗事；他们管理自己的社会，其手腕要比罗斯福先生的新政有可能使用的手腕还要严厉，他们按照自己的观点做出判断……新英格兰大臣很久之前都已逝去，但大学教授是他们旁系的继承人……在将来，我们会成功地为自己建立一套专业的美国的公务员制度，支持它的，是它的忠诚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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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期待这段话安抚或安慰这样一些商人、被取代的政治家，以及保守阶层的其他成员：他们觉得专业的公务员毫无必要；可以理解，他们难以相信教授是“中立的”；他们认为，教授的确威慑到富人；而且仅仅是想到有某个阶层，会“毫无疑问”地受到争议，他们就感到恐慌。没有什么答案，甚至没有一个回答能比米切尔的答复表达得更中肯了，但没有什么答案能平息他们根本的恐惧。他们恐惧的，不是智囊团或专家，而是他们信仰的那个世界的崩溃。处于这样的敌人之中，新政为知识分子和专家带来的特权，仅仅有助于证实那些古老的反智主义传统，并且随着新生的怀疑和怨恨，它们变得更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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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增强了对专家的需要；这样的专家，不仅属于新政使用的那种，而且还来自以前尚未开辟的学术领域——甚至一些古典学家和考古学家也因为具备了地中海地区的知识而突然得到了重视。但是，甫一停战，新政的经历和战争本身所导致的、延迟已久的厌恶，席卷了全国。反对智囊团的斗争早已为这种反应奠定了基础。由此，知识分子与大众民主的和睦关系再一次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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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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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对知识分子和智囊的不满，让阿德雷·史蒂文森成了牺牲品；而从1933年开始，这种不满就已经在美国右翼之中日益加深。很遗憾，史蒂文森的政治命运被视作一种准绳，自由知识分子通过它来衡量智识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这种做法虽然有误，但很自然：因为史蒂文森在某些方面如同悲剧主人公，并且拥有后者的吸引力，而知识分子也将他的事业等同于自己的事业。经历过杜鲁门在任期间的种种难堪，史蒂文森的言论风格，令人耳目一新。但是，更为关键的，则是史蒂文森的风范与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的竞选方式之间的绝对差异。史蒂文森的语言机敏的天分（还有他显而易见的、与竞选顾问的合作能力，而顾问也具备这样的能力），与艾森豪威尔早期政治风格的拙嘴笨舌、语无伦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但是，这样的差别又在尼克松那里得到了加强，这靠的就是，恶名昭彰的“跳棋”演说[582]，对俗气的陈腔滥调的稳健发挥，对自己年长搭档的粗鄙的歌颂。最终，麦卡锡的丑陋形象出现了，他的党派太过露骨地欢迎着他对竞选的贡献。人们并不期待美国总统大选能达到多高的格调，但是，共和党1952年的竞选基调——比较来看，似乎是在杜鲁门对华尔街无耻的引诱中加入了老式的高贵——更凸显出了史蒂文森的每一个富有魅力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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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全体一致，欣然拥护史蒂文森，这在美国历史上似乎绝无先例。虽然西奥多·罗斯福在长期的公共事业中赢得了同时代知识分子的欢迎，但毕竟，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当他担任总统之时，有许多知识分子都带着怀疑和消遣的态度来看待他；罗斯福与他们的关系，也只是在他离开白宫之后，才真正地达到了最密切的程度；在1912年公麋党[583]竞选时达到高峰，之后，却因他战时的沙文主义而渐渐衰退。至于伍德罗·威尔逊，尽管风度翩翩、学院出身，但知识分子界的大部分人都冷眼相待，态度保留，这与他自己的方式也正匹配；许多知识分子都同意沃尔特·李普曼在当时对“新自由”的诊断，即这是一场计划不周、守旧不前的运动，其设计主要是为了小企业的利益阶层；最后，对战争年代的群氓思维的抵触情绪，也损害了威尔逊的名声，而总统本人其实也并没有摆脱这样的思维。至于富兰克林·D.罗斯福，尽管他的智囊团对其广为宣传，但他在第一次总统竞选时，也让大多数知识分子颇为失望，而在新政的头几年里，他依然是左翼怀疑和尖锐批评的目标。知识分子并没有对他报以太大的热情，这直到1936年竞选前夕才有所改观，但就算在那时，他们也主要是因为罗斯福树立的敌人才似乎对他热爱起来。史蒂文森则截然不同：在他任伊利诺伊州州长时，有些人从未听说过他，对他们来说，当他在1952年被提名竞选时，是上层政坛的冉冉新星，但一听到他的候选演说，他们就立刻对他报以关注。他似乎太过优秀而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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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蜂拥的麦卡锡主义之徒全力追击时，人们很难抗拒这样的结论：史蒂文森的脆败，也是公民用投票来抛弃美国知识分子和智识本身。做出这一结论的知识分子，也在他们的批评者那里得到了确认，因为其中，不少人严肃地摇首反对：据其所言，美国知识分子并没有体谅或理解自己的国家；他们变得不负责任，骄傲自满；对他们的惩戒是必须的。毋庸置疑，许多知识分子都受到了伤害；但是，如果认为，公众是因为史蒂文森的才智和智识上的声誉才排斥他，那么这一看法经不起分析；而他失利的含义，也有可能在这方面被夸大了。1952年，他毫无希望地一败涂地。这一年，任何具有吸引力的共和党人都有可能击败任何一个民主党人，而艾森豪威尔的魅力则更强：他是民族英雄，有着难以抗拒的磁性，在政治舞台，他的欢迎度不仅盖过了史蒂文森，也压过了其他所有人。民主党执政二十年后，党派变更的时候早就该到了，如果两党制的体系还有意义的话。仅靠朝鲜战争和对其的不满，共和党就得到了充分的议题；他们也能够利用一些次要的争议，如希斯案，以及其他披露的共产主义渗透入联邦政府的真相，还有揭发出来的杜鲁门政府中微不足道但又令人亢奋的腐败。在共和党的竞选中，尼克松和麦卡锡比艾森豪威尔更加瞩目，而竞选又给人留下了不小的印象，促使人们愿意相信：史蒂文森这样的人必定会被公众拒斥。故而，史蒂文森的绝望处境，也许还是不难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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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回顾往昔，似乎没有理由认为，史蒂文森的风度、才干和正直就并非是竞选中的优势；也没有理由认为，假如他在这些方面没有为自己赢得声望，那么他的失败本有可能会更加彻底。若认为大部分公众对他品质的价值完全无动于衷，那么这种看法甚至都经不起随意的推敲。如果他的个人品质毫无魅力，就像某些赞美者和诋毁者相信的那样，那么很难理解，他如何能在1948年赢得伊利诺伊州的州长之职，而且在伊州的历史上，票数最多；也很难理解，为什么民主党大会要在四年后，当他仅仅简短但又雄辩地做了欢迎致辞，就将他作为人选，尽管广为宣传的是，他对于提名并不情愿。（从1916年休斯[584]被推选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如此；也许在我们的政治历史中，这还是仅有的一次，候选者完全不情愿的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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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史蒂文森失利的种种方面，也被他的竞选与民主党的竞选之间戏剧性的反差放大了。早在十二年前，温德尔·威尔基[585]，也是与当时的政治英雄展开竞逐，公民普选中，他获得的百分比与史蒂文森几乎相同——44.4%和44.3%——而威尔基也被认为是具备非凡活力品质的领袖。真相似乎是，1952年，两位竞选者都在个人方面具有强劲实力，随着政治热潮不断走高，他们都从选民那里获得了大量的票数。在公民普选中，失败的史蒂文森所得到的票数，其实高于1948年胜出的杜鲁门，或1944和1940年的罗斯福。大选后，他收到的邮件里，大量信函都来自艾森豪威尔的支持者，但他们表达了对史蒂文森竞选的赞扬，还有期待，期待在以后不同的形势下，可以证明他们对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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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否认史蒂文森投射出的“形象”——按照现在流行的术语——欠缺了什么。在民主党执政二十年后接受该党的领袖之职，其中的困难，他再清楚不过。但是，他对于掌权的不情愿——尽管从某个角度来看，这可以认为值得称赞——太过真切，这就引发了不满。“我接受你们的任命和方案，”他对民主党大会这样说，“但我更愿意这些话出自一位比我自己更强大、更聪明、更优秀者之口。”对于那个时代来说，这不是恰当的方式；它导致了不安，而且许多人觉得，比起艾森豪威尔的温和的自信，这种做法的魅力不足。史蒂文森的谦逊似乎是真心的，但它表现得太过孤傲。人们能够欣赏他正直、不趋从于老套空谈的分析公共问题的能力，但又依然怀疑他是否能颇有想象力地把控权力的运用和可能，就在不久之前的时代，两位罗斯福以最为有效的力量展现出了这样的手腕。（不过，人们不可能不去评论艾森豪威尔和史蒂文森留下的截然不同的印象之中，一个让人产生错觉的特征：艾森豪威尔的执政自有其优点，但是，掌权的这位将军，并没有统一或提升自己的党派；与之相对，在野的史蒂文森，却做出了大量工作，革新和振作了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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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史蒂文森的失利归因于他在智识上的名声，或者甚至于去设想，这种名声是不利之处，而非优势，那我们才是有了错觉。但是，对于很大一部分公众来讲，这种品质恰恰就是劣势；我们必须考察这群人的规模或影响，因为对于反智主义者形象的研究，这些人都是首先需要关注的，但我们并不想夸大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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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森身上那个频繁激起攻击的品质并不是智识本身，而是他的风趣。[586]在这个国家，政治领袖身上的风趣从来不会受到欢迎。公众欣赏和接受的，是幽默——如林肯、西奥多·罗斯福就利用它达到了某种效果——但幽默是通俗的，通常十分简单，很容易做到。而风趣，是理智化的幽默；它更犀利；它与风度和高雅有关，有贵族之风味。一而再，再而三，史蒂文森都被称为“滑稽优伶”或“小丑”，他被描绘为卡通形象，画成弄臣，戴着傻瓜的铃铛帽。在朝鲜战争的阴郁、愤怒、沮丧的背景下，抨击者认为，他的风趣似乎并不得当；艾森豪威尔的冷静话语，虽然迟钝，却可靠，似乎更合时宜。史蒂文森的支持者没有充分指出，他并未揶揄朝鲜战争本身，或其他对于选民来说的庄严之事。他的风趣没有克服他公众形象中的其他不利因素，相反，似乎扩大了他本人与重要选民的距离。（“他对英语流利的掌握，远远超过了一般美国人的理解程度。”）关于竞选，有一个评论透露了内情，一位女性在给底特律的《新闻报》去信时说：“我们应该与总统竞选人有些共同点，这就是为什么我选艾森豪威尔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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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森曾经是阿尔杰·希斯的品德证人（character witness），由于这一原因，将智识与激进主义、激进主义与不忠串联在一起的常见联想尤其会影响到他。他的知识分子支持者无疑也是一丘之貉；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来自东部，尤其来自哈佛，正是这一事实在很多批评者心里有着重要的意义。“哈佛告诉印第安纳如何投票”，芝加哥《论坛报》社论的头版标题这样写道；社论的观点就是，史蒂文森在施莱辛格父子和阿奇鲍德·麦克利什[587]的手中，这些人被认为建立了最为阴险的关联。没有忘记菲利克斯·富兰克弗特对新政之影响的维斯布鲁克·佩格勒[588]，就极力提醒读者记住，与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一样，史蒂文森也与哈佛有牵连。他曾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就读过几年，按照佩格勒的看法，他肯定在那里中了富兰克弗特的花招；佩格勒认为，“从1933年开始”，史蒂文森就“断断续续地”成为“最危险的那一类新政官僚”。佩格勒臆测说，他已经注意到了史蒂文森拥趸和立传者的企图，他们想要淡化史蒂文森的哈佛背景，及其与左派的关系；但是，警惕的佩格勒仍然察觉到：“这个斯普林菲尔德的奇才在为一种炒冷饭的左翼政治路线卖命。”史蒂文森与哈佛有着邪恶的联系，因此，富兰克弗特、希斯、施莱辛格父子，还有史蒂文森，全都在右翼的幻想中融合成了一个不祥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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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大学背景也同样不妙。哥伦比亚大学的众多教员发布了赞美史蒂文森、批评艾森豪威尔——也是哥大校长[589]——的声明，纽约《每日新闻报》的回击则是，曝光了签名者中所谓的“粉红[590]教授”。一份来自中西部的报纸更为温和地指出，哥大学生和教员的抗议反而会帮助艾森豪威尔，因为众所周知，大学之人的“脑子里都渗透着强烈的左翼社会主义思想，还有明确的对共产主义的忠诚”。这样的支持只会毁了史蒂文森。“知识分子史蒂文森，必定与自己的顾问观点一致，否则的话，他根本不会选用他们。美国的平民啊，投艾森豪威尔一票，就是投给民主。”在重视这种不忠逻辑的作家那里，反对新政的旧恨无处不在，显而易见：“我们误入歧途，远离了让这个国家变得伟大的、正确古老的美国之路。我们的大学满是左派分子，而这些‘聪明的小伙子’想让这个国家跃进‘美妙的新世界’。保佑我们吧，远离又一个四年的新政和公政[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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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在关于镀金时代改革者的语境中，我论述过理智性与风度同阴柔气的联系，这在1952年竞选里死灰复燃。竞选中，史蒂文森令人遗憾地受到了挫折。在两场世界大战中，他都以非军方的身份参与工作，因此，他抵不过艾森豪威尔担任将军的履历。倘若他像西奥多·罗斯福一样是拳手、猎人或士兵，或是橄榄球手（艾森豪威尔在这方面也值得称道），或像哈里·杜鲁门一样是炮兵，或如肯尼迪是战斗英雄，那么，他与刚强的男性世界格格不入的印象就有可能减弱了。然而，他只不过是一位有常春藤联盟背景的绅士，他的生涯里，没什么事情能让他摆脱这段历史在美国心灵的黑暗角落里激起的负面效应。纽约的《每日新闻报》如此下作，竟叫他阿德蕾德，批评说，他嗓音“柔润”，话语“啼啭”。他的声音和措辞都成了质疑的对象——按其所说，“一茶盅的词”，让人想起了“温文尔雅的老处女，她难忘的是，自己曾在史密斯小姐的淑女学校朗诵得了A”。他的支持者呢？他们是“典型的袖口纹着花边的哈佛自由派”，“穿蕾丝裤的外交官”，“蓬巴杜头的哈巴狗”，他们在麦卡锡的控诉下号啕不已，“沉浸在透着香气的痛苦中”，时不时，还冲着指控中对共产主义的批判“吃吃傻笑”。史蒂文森的批评者动不动就说，政治是凶狠的男人游戏。这位州长及其追随者应该准备好一决雌雄。理查德·尼克松“对财政的、男人气的解释”会好好地教训他们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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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没有恨意和粗鄙之气的地区，也频繁有人说，比起透着“象牙塔”味道的史蒂文森，他们更喜欢艾森豪威尔的“已经证明过的能力”。“基于过去的表现，我觉得，我们需要艾森豪威尔这位成就杰出的人，而不是思想家、演说家史蒂文森。”在下面一段表达拥护的言论中，杰斐逊和约翰·昆西·亚当斯很可能会发现熟悉的论调：“比起国内的另外两个人来说，艾森豪威尔对世界局势的了解要更多，他不是靠报纸和书本获得的知识。”这一论点不会失去自己的用途。八年后，在为尼克松和洛奇助选时，艾森豪威尔这样说他们：“这两位可不是仅仅从书本里学东西——他们连书也不写。他们迎接着我们多变世界中的、日复一日的问题，就靠这个，他们得到了自己的经验。”[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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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恰恰在这次竞选中，约翰·F.肯尼迪证明了也许无须再证明的一点——读书，甚至写书，对于有志于总统，将智力上的名气与其他必要的品质结合在一起的人来说，并不是严重的阻碍。肯尼迪似乎将西奥多·罗斯福在20世纪初期展现出的智识与品格的融合重新带回了总统的政治活动中——通过这种融合，对智识优异和文化深厚的尊重，对公务中智力和专家知识的热爱之情，都与进取、实干的美德联合在了一起。身为竞选者的史蒂文森，似乎太敏感，太羞怯；他诉诸的，是知识分子钟爱的，对自我疏离、自暴自弃的迷恋之情；相反，肯尼迪却极具威信，充满信心，他利用了知识分子想让智识与文化同权力和责任联合在一起的渴望。他完全拥有艾森豪威尔的那种自信，却不像他那么被动；尽管提名时，存在着宗教[593]、资历浅、名气相对过小等问题，但他还是战胜了尼克松；这次获胜大部分可以归因于他在电视辩论中明显展现出的、过人的进取心和自信——或者西奥多·罗斯福可能说，归因于他所表现的男性的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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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知识分子，甚至在许多对权力的宣示天生怀疑的知识分子看来，这位新总统的心灵，就算不深刻，似乎也至少机警又宽宏，老成且雄猜；他迅速传达了他的这样一个信念：在这个国家的各种利益的合作中，对智识和文化的主张应有一席之地。在肯尼迪之前，有些颇具智慧的总统——如胡佛——对于这一职位在仪式方面的职能全无耐心，在他们看来，这仅仅是在琐事上浪费宝贵的时间。但立国之父们对总统之职看法不同。他们大多认为，首先按照共和的政治秩序，国家的首脑应该是名士（personage），而公众则是政府组织中的一条重要的主线。对于华盛顿来说，他的风采就为新政府的成功做出了贡献，他恰恰是展现这一职能的完美典范。在20世纪，美国人热衷宣传，大众媒体的发展为总统职位的仪式和公开性这一面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而富兰克林·D.罗斯福，通过对广播和新闻发布会的巧妙运用，成为第一位将现代宣传的要求转化为一大优势的总统。肯尼迪则第一个认识到：如今，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是公众中极为重要的群体，他们决定了，不仅需要将他们纳入各方面的政府的仪式活动，也应该做出某种特殊的努力，给予他们官方的认可来博取他们的忠诚。由此，修复的总统官邸成为象征：它的翻新通过电视展现给了庞大的观众；[594]对于部分数量更少，但又关键的受众，它再一次成为接受文化的中心——罗伯特·弗罗斯特、e.e.卡明斯、帕布罗·卡萨尔斯[595]，都在那里受到了迎接。权力要对智识报以尊重的观念，也一再得到重申——这方面也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体现，就是1962年春举办的诺贝尔获奖者纪念晚宴，肯尼迪总统在席上，以其独特的风格发言指出：此刻的白宫，桌前的人才之众，超过了从托马斯·杰斐逊在这里单独用餐以来的所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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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所有这些还仅仅是认可特殊利益阶层之合法地位的仪式性手段——这种礼仪的功能，长久以来都得到了认识，如参加意大利裔节庆的爱尔兰裔政治家，或参加爱尔兰人守灵的犹太政要。与少数族裔一样，知识分子也在官方的承纳方案中有其地位。不过，新政府通过仪式来承认文化，这方面的兴趣和欲望，相比持久地谋求人才，让专家知识在美国政府中达到崭新高度来说，还不算特别要紧。通常，智识在政治中的名声和认可也许多有变动，但是，对专业技术的需求似乎不断地增强。例如艾森豪威尔政府，尽管表达了对蛋头的轻视，表达了后者抗议时自己的恼怒，但是，在使用专家上，还是相当有策略的；对于亲共和党的学者，该党党魁也表现出了他们所谓的“利用”的兴趣。在我的最后一章里，我还会回到一个更大的问题上来，它关涉了同样身为知识分子，而且人数众多的专家与知识分子界其他成员的关系；它也论及了当知识分子发现自己处于权力边缘时，他们是何种状况。在智识同权力的关系上，一个问题在于：普遍认为，智识的某些首要功能，不仅在受到贬抑、处于无权的地位时会受到威胁，而且在它们与权力建立关联时，情况亦然。作为现代社会的一股力量，智识面临的这样一个尖锐又吊诡的难题，源于如下事实：它不可能轻易就甘心自己与权力牵扯在一起，但也不甘于从关键的政治地位中被驱逐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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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第四部分 实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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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商业与智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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