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902280 此外，美国的自我奋斗者之所以是自我奋斗，并非因为其中的大多数人都从贫穷起步；他们的自我奋斗主要在于，他们并不是利用正规的学习或精心的培养才取得了事业成功。在理想上，自我奋斗者是这样的人：其成功并不取决于正式教育，而除了自己的事业素质之外，个人的文化无足轻重。到19世纪中叶为止，这样的人渐渐明显地主导了美国社会，以至于他们的生活方式迫切地需要代言人。费城小作家提摩太·谢伊·阿瑟（Timothy Shay Arthur），因其为《酒吧十夜及我之见闻》（Ten Nights in a Barroom and What I Saw There）[641]的作者而闻名于史，但是，他在当时声名大噪，是因为他是一位鼓吹道德、自立成功的作家。1856年，他指出：“在这个国家，最杰出、最有效率者，不是那些生来就有财富、有显赫社会地位的人，而是那些依靠不屈不挠的个人活力赢得这两者的人。”阿瑟坚称，国家的繁荣得益于他们。[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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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82 因此，这样的人，他们的生平对于新兴的一代人价值无量……迄今为止，美国人的传记太过密切地专注于种种获得政治或文学殊荣的人……我们的青年仅仅熟读这样的传记，他们必定接受了有关我们社会的真实结构的错误印象，他们没有明白国家的进步活力在于何处……我们需要的，是在我们眼前铺开的、我们的自我奋斗者的历史，因为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是如何从各类人中脱颖而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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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84 自我奋斗者的观念并不新鲜。它是清教徒的布道和新教的天职说的自然结果。本杰明·富兰克林就传布过它，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来的生涯，他并没有遵循自己的这些廉价的准则。赚取了适当的财富以后，他就专注于费城、伦敦和巴黎的理智生活与社会生活；比起商业，他更感兴趣政治、外交和科学。作为典型的一类美国人，自我奋斗者在19世纪初期成为显著的形象。据说，这个词是亨利·克莱首先于1832年在有关保护性关税的参议院演讲中使用的。他否认了关税可以造成世袭的实业贵族，他主张，相反，没什么能比它更民主了；它为人们提供了更充分的机会，可以从无名到富贵。“在肯塔基，几乎每个我所知道的工厂，都掌握在有事业心、自我奋斗的人手中，他们获得了一切他们凭借耐心与勤勉的劳动才会拥有的财富。”[643]直到三十年后克莱去世，这一类人更加知名，在信仰方面[644]，也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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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86 我所谓的信仰方面，毫无反话之意。欧文·G.怀利（Irvin G.Wyllie）在他的颇有启发性的研究《美国的自我奋斗者》（The Self-Made Man in America）中指出：自立的文学，并非商业方法或技巧的文学；它并不处理生产、会计、工程、广告或投资；它处理人物的成长，只有在这里，它的新教源头才最为显著。并不令人惊讶的是，牧师在自立作家中颇为突出，尤其是公理会牧师。[645]自立是品格上的磨炼。自立的文学说明了如何收集意志的资源——如何培养节俭与艰苦劳作的习惯，如何培养坚忍和冷静的美德。自立之书的作者设想，早年生活的穷困实际上是一种优势，因为它的磨炼有助于创造出那一类将会成功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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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88 自立作家和自我奋斗者提倡的品格观明确排除了他们笼统而言的天才。毋庸置疑，在这方面，存在着某种根本的矛盾心理——有谁会不渴望或羡慕“天才”呢？但是，自立文学中的主流假设是，品格才是必需，而非凡的才能却并非如此；而且，那些一开始就具有这种才能的人都失去了培养品格的动机或能力。平凡之人，通过强化自己的优良品质，通过高度地使用常识，有可能具备与天赋一样，甚至还要优秀的才能。“不需要天才，”一位纽约商人说，“就算需要，有些大人物已经说过了，天才仅仅是加强的常识。”依赖杰出的天分，这导致了懒惰，缺乏纪律，缺乏责任心。“天才”无用，毫无意义。1844年，在向听众谈论这一问题时，亨利·沃德·比彻指出：[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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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90 据我对这一类人的观察可以确定，他们遍布学院、大学和戏剧社团；在乡村的辩论会；在年轻艺术家和有志的职业青年的小圈子里。令他们闻名的，是矜持的气质，过分的敏感，十足的懒惰，长长的头发，敞开的领口，读了太多糟糕的诗，写了太多还要糟糕的东西，趾高气扬，矫揉造作，令人生厌，百无一用：这帮家伙，没人想当他们的朋友、学生或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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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92 几十年间，对天赋或才华的怀疑都植根于商业的原则中。在比彻对天才做了描述之后的第八年，一篇文章发表于《美国杂志》，题为《为什么我从不雇用有才之人》（“Why I Never Hire Brilliant Men”）。作者将商业上的才华等同于性格反复、神经过敏、不负责任；身为企业家，他与这种人为伍，其经历是灾难性的。“就算是上佳之材，草草拼凑，也不会做出精美的鞋子，”他说，“但是，即使材质平常，细心、专心打造，也会做出卓越的精品。”“所以，大部分原材料，我都是从运货车或其他手边的地方取来的。通过这种肌肉强健、头脑坚硬的素材，我筑就了商业，由此，按照我们当地的标准，我算是富有了。”这位作者多少是在辩护，他预见到了，他有可能被视为全然平庸之徒，毫无能力欣赏那些比自己优秀的人。他坦率地说，这一判断可以证明是合理的，[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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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94 因为我就是平庸。但是……商业与生活都建立于成功的平庸上；胜利之所以降临公司，并不是因为雇用了有才华的人，而是由于认识到了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平常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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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96 很遗憾，在杂货批发区，在我这相当邋遢的大楼里，我放弃了与［有才华］之人交往。不过，一想到克伦威尔，我就很欣慰，就靠愚钝而热情的自耕农，他在欧洲建立了最为精良的军队；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组织由十二位微贱之人组成，他们是在内陆之湖的岸边拣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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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98 由于上述这一切，对正规教育的顽固敌意，以及与之抗衡的对经验的崇拜，就出现了。崇拜经验的原则要求有志青年尽早，而且尽可能地接受一位作家所说的“日常劳苦生活的磨炼”。正规教育只会耽误这种经历，尤其是教育时间拖延太久。木材大亨弗雷德里克·威尔豪瑟（Frederick Weyerhaeuser）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学之人“习惯于认为，由于自己是大学毕业生，他就没有义务从梯子的底层开始干起，而勤杂的童工，十四岁就进办公室了”。[648]必须指出，在这一点上，自立之书的作者并不同意商人：他们通常都提倡更正规的教育，但是，这方面的要求对于商业中的自我奋斗者毫无说服力。商人队伍里，对免费公共学校的看法，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这样的学校创造了更有效率、训练更加有素的劳动阶层；而另一派对于相关的税务迟疑不决，或者，他们相信，教育只能让工人不再安分知足。[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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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00 有两个方面，几乎意见一致：教育应该更“实用”；高等教育——至少是旧时的美国传统大学理解的高等教育——作为从商背景来说，是无用的。在高中这一级别上，商业界推行了长期而且整体上颇为成功的职业与行业教育计划，但这大大削弱了作为人文教育中心的中等学校。有位马萨诸塞羊毛制造商，他的立场并不罕见，也并不极端，其认为，自己更喜欢只有公共小学（common-school）学历的工人，因为他觉得，更有学问的人，都只是为了进国会而做准备；他反对受过教育的工人，理由是，他没法用代数来经营工厂。而实业出版家亨利·凯雷·贝尔德（Henry Carey Baird）的逻辑也颇为常见，并不激进，他建立了美国第一家致力于技术图书与实业书籍的出版公司。1885年，他反对说，“有种类型的教育太多了”，[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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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02 如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德语，尤其还有记账，对于出身低微的人来说，它们十有八九会令其完全丧失斗志，会创造出一批心胸狭窄的绅士，他们不屑于所谓的“买卖”，仅仅满足于从事这样的工作：比如在柜台后，卖绸缎、手套、线筒或蕾丝，或者“记账”……我们的教育制度，按照法律来安排，在宾夕法尼亚，它超出了所谓的文法学校，邪恶至极——弄出了太多的坏事，比好事还多。若我大权在手，就只让男孩或女孩用公费在文法学校接受教育，一些有用的职业教育除外。我认为，今日的“高中”必须在开明的制度下，由技校，很可能还有相关的“工厂”取而代之……我们在制造太多的所谓的“绅士”和“女士”，这个结果令人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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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04 数年大学期间的范围拓展的古典学习和人文学习，通常都被视为比高中学校教育还要恶劣，因为它拖住了青年，让他们长久地经受无用的学习，加重了他们对优雅的闲暇的欲望。商人高兴的是，他的儿子没有通过大学入学考试，这让孩子省去了所有的麻烦。“无论何时，当我发现富人去世，留下大量财富去建立大学，我就跟自己说，‘可惜啊，他还不如穷的时候死掉’。”[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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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06 幸运的是，许多有影响力的商人并没有完全认同这样的态度。老科内利尤斯·范德堡通常被视为不学无术的极致，而且还自鸣得意；有个故事是讲，一位朋友跟他说了巴麦尊勋爵（Lord Palmerston）的一个观点：有能力的人如果不具备正规教育方面的优势，那太糟糕了。范德堡答道：“你告诉巴麦尊勋爵，我认为，如果我接受了学术教育，我就没有时间再学其他的东西了。”范德堡的财富还是让社会接纳了他，但他缺乏文化，这成了举步维艰的障碍（据说，他一生中只读过一本书，《天路历程》，而且还是在晚年）。“民众会说，我不关心教育，”他向自己的牧师忏悔说，“但是，我关心。我去过英国，看见种种贵族还有其他同类人物，我清楚，我所拥有的脑力是他们有可能具有的两倍之多，但是，因为害怕暴露这一点，我不得不一声不吭，一语不发。”此时，他的女婿进屋，听到了这番话，责备海军准将（Commodore）最后竟如此坦白，范德堡打了退堂鼓：“看起来，还是有一半像你们这样受过教育的人，能跟我相处融洽。”不过，他对自己的牧师说：“大博士，我要是能有你的学历，我今天就掏他个一百万”；最后，这笔巨款恰恰还是从他那里支取出来，资助了范德堡大学。[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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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08 据说，安德鲁·卡内基曾经在第五大道看见马路对面比他年长、更为富有的范德堡，他跟自己的同伴小声嘟囔：“我可不会用自己的莎士比亚的知识换他的好几百万美金。”[653]不过，卡内基在更高的层面上，依然具有范德堡表现出来的、针对教育的态度。他曾经写道：“人文教育培养出了这样的人，他实际上吸收了更高级的品味和目标，超过了获取财富，它也提供了一个仅仅是富豪却还难以进入的、可以享受的世界；因此，一旦发现，对于商业来说，它不是最佳的训练，这也就证明了它要求的是更高的领域。”[654]卡内基对教育的慷慨馈赠，他与知识分子为伴时明显的快乐，都让人无法指责他的上述说法只是虚伪之词。但是，在证明高等教育对于商业毫无用处时，他又沾沾自喜；尽管高度赞扬“人文教育”，他却对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一味轻视。他很喜欢列举其他成功人士的名字，这些人都跟他一样经历过艰苦的学徒生涯；他也很乐意记下商业界里没有读过大学的人比大学人士更加优秀的证据。他写道：“看起来，大学教育的存在对于商业领域的成功几乎是毁灭性的。”[655]关于大学的古典课程，他毫不客气。这样的东西，人们“将宝贵的光阴虚度在那上面，试图从愚昧的过去选取知识，它的主要领域教给我们的，都是不可采纳，而要避开的内容”。人们将自己的儿子送进大学，“把精力都浪费在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这样的语言知识上，这些东西就像乔克托语[656]一样，对于他们毫无实际的用处”；在大学里，他们“塞满了各种琐碎、无聊的有关野蛮人厮斗的细节”。他们的教育只会给他们灌输错误的思想，给予他们“对实际生活的厌恶”。“假如他们在大学的几年里投身积极的劳动，他们本来会成为更有‘教养’的人——在这个词的每一个真正的意义上。”[657]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是另一位不信任现存教育制度的教育慈善家。他说，在所有从东部来到他这里求职的人中，最没用的就是大学生。当他们被问到能做什么时，他们会说“什么都行”，但事实上，对于任何事情，他们都不具备“任何确定的技术知识”，他们没有清楚的目的或目标。他希望，自己捐助的大学能克服这一点，为此，可以提供“实践性，而非理论性的教育”。[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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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10 虽然有人厌恶按照旧式大学的教导方式进行的古典课程，但对于由此得出的结论，我们还要多加谨慎；许多在智识方面水平较高、颇为优异的人也具有这样的态度。旧式大学试图保存西方的文化遗产，传授高贵形式的精神训练，但是，它对于批判性智识的强劲发展毫无助益。迅速提升的科学知识，在最坚定的守护者的手中依然顽固不化的老式课程，古典学院里通常占据主流的沉闷的教学方法，都比商人的鄙视更为强烈地削弱了古典学的教育。诸如卡内基、洛克菲勒、斯坦福、范德堡、约翰·霍普金斯还有其他富豪，他们的功绩中，必须补上这样一点：他们的资助让旧式大学得以翻新，创建了美国的新型大学。但是，如果仔细地观察商业对教育的主张，那么可以发现，有一套修辞表明了对反思性精神、对文化、对过去的轻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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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12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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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14 在世纪之交的前后，对于正规教育作为商业成功的条件背景，商人的态度出现了明显的转变。19世纪最后二十年里，大规模商业的迅速发展让典型的大企业的工作变成了官僚制下的事业。自我奋斗者，恰恰通过自身的成功，很快就让自己这一类人变得过时。无论多么不情愿，他们都开始明白，没受过教育而成为自我奋斗者这一理想，越来越难以实现，尤其是达到最为想要的商业地位。不得不承认，对于如今在官僚体制的商业中进行的、更为稳定的事业来说，正规教育才是独特的优势：对工程学、会计学、经济学、法学的需要随着商业组织的变化增长起来。因此，尽管“经验当学校”和“吃苦头就是大学”仍然吸引着商业代言人，令其有怀旧之感，但是，对正规培养成的技术的需求，人们必须要认识到。《商业金融时报》在1916年就认清了这一点：“从前，年轻人只要从底层干起，仅仅在日常工作里积累锻炼的经验，成长为比现实企业的经理略高那么一点，为了能同外国培养的专业型青年商人一争高下，接受必要的广阔知识和完备的训练，这就够了；但如今，那样的时代无影无踪。”钢铁大亨艾伯特·H.加里（Elbert H. Gary）也认为，商人对于“一般学校、学院和大学教育的知识”学习得越多，“这对他着手商业，就越为有利”。[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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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16 这种重新接纳教育的态度，反映在了那些掌控大企业之人的条件背景中。1900到1910年发迹的那一代企业高管，其教育程度，仅仅比19世纪70年代那一批略胜一筹。[660]不过，新世纪头十年崛起的年轻高管都是从大学中招聘而来。在马布尔·纽克默（Mabel Newcomer）对企业高层主管的抽样调查中，1900年抽选的人员里，有39.4%具有大学学历；但是在1925年，这一数字上升至51.4%，1950年为75.6%。[661]1950年，还有大约五分之一的高管在研究生院接受过某些培训（主要是法学和工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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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18 尽管这些数字表明了，曾经受到钟爱的自我奋斗者这一典范，正在遭到抛弃，但很难认为，它们表明了，商人对于人文学科的尊重会有所提升。在选课制度下，大学本身更加与职业接轨。19世纪，当富裕家庭将子弟送入大学时，可以合理地认为，他们让孩子上学，不是为了职业培训，而是出于对理智教育和社会优势的重视（这两点并不总是能轻易地区分开来）。在20世纪，他们之所以如此，是为了金钱上的显著的收益，这有可能通过职业培训加以获得。（在1954—1955年的男性大学毕业生里，最大的一个群体主修商学和贸易；他们在数量上压过了基础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学生总和。）[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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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20 美国高等教育不断加强的、以职业为方向的特征，其标志之一就是本科商学院和研究生商学院的出现。第一所这样的院校是宾夕法尼亚大学1881年成立的沃顿商学院；第二所则在十八年后建立于芝加哥大学。这以后，1900到1914年，类似的学院如雨后春笋。早期的商学院受到了大学教师的敌意，以及商人们迟迟不去的怀疑，因为后者有时候依然不愿意相信，任何学术训练，甚至是商学院里接受的培训，会有实际的用处。种种商学院，几乎与美国其他各色教育机构一样，很快就在师生素质以及包含人文课程的程度上变得参差不一。托斯丹·凡勃仑曾辛辣地将它们称为“高等商业精神（animus）的守护者”；他调侃地指出，它们跟神学院不相上下，因为这两者都同样跟智识事业毫不相干，但智识事业才是大学的真正目的。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663]在他对大学的著名调查中承认，商科院校有时候也招聘了杰出的人才，但他认为，过重的职业课程大体上失却了学术事业的尊严。[664]大学内部，商学院通常都是反智的，有时还是反智的中心，信奉严格保守的理念。哈佛商学院研究生院的华莱士·多纳姆院长（Dean Wallace Donham）曾向中西部一所类似院校提议，开设有关工会制度问题的课程，而答复却是：“我们可不想让自己的学生关注任何让他们在头脑中质疑管理或商业政策的东西。”[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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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22 正如威廉·H.怀特（William H. Whyte）在其知名的对大企业组织的社会与文化方面的研究中所反映的，今日美国商业的状况表现出了一种与过去类似的模式，这一点很容易认清。自我奋斗者当然已去。他们可以受到珍视，作为神话人物，在粗暴的政治宣传战里发挥作用；然而，所有明白事理的商人都清楚，在大企业实际的人事聘任和培训中，至关重要的则是官僚制下的职业经历。不过，在这样的招聘与训练中，自我奋斗这一理想催动的商业反智主义传统依然活跃不已。它的表现形式，不再是嘲讽大学或其他正规的商业预备教育的价值观，而是受狭隘的职业原则控制，有选择地进行招聘。在这方面，需要指出的是，按照怀特的看法，企业高层主管并未特别维护这些职业原则。在接见新人的典礼，还有其他场合，他们都针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声明，但他们通常谈及商业界中人文教育、广泛技能的培训、富有创意的政治手腕的重要性。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诚意。他们的大多数人，尽管工作极为勤奋，过于专心，没有让自己的整体文化素养保持生机，但是，他们受过的教育优于自己的下属；他们往往会委婉地哀叹自己的理智水平停滞不前。他们早已着手为下级主管组织了艺术课程，发起了知识分子与商人的聚会。以这种方式，商贾重视文化，视之鼓励了商业生活这一旧有的看法，重又复苏。不过，虽然他们对于接受过人文教育的人有所关注，但这方面的消息并没有向下扩散到那些每一年都会在校园露面、招募人才的人事部门的员工中。正是立足于这样的支点，商业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势不可挡的压力严重地倒向了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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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24 对职业教育论的偏爱联系了偏好品格——或个人魅力——胜过理智，偏好顺从和易于操控，胜过个性和才干的倾向。“我们从前总是习惯于首先寻找才华”，一位总裁如是说，他必定是在谈论一家公司的过往史，一个奇异又反常的公司。“如今，‘品格’这一滥用太多的词变得至关重要。我们并不关心你是不是斐·贝塔·卡帕或涛·贝塔·斐的成员。我们想要的，是多面手，他能应付其他全才的人。”一名人事经理描述说：“任何进步的雇主都看不惯个人主义者，他们可不想将这样的思想灌输在实习生的脑子里。”有位实习生也表示赞同：“我愿意牺牲才华，换来每一次对人的理解。”怀特先生在题为“反对天才”（“The Fight against Genius”）的一章中告诉我们，即使在产业科学的领域里，这一准则也是颇为盛行；产业科学家要研究应用知识，这对他们造成了束缚；有家知名的化学公司，拍了部纪录片，用来为本企业招聘科学家，它展示了三位研究人员在实验室中讨论意见，而旁边解说道：“这里没有天才；只有一群平凡的美国人在合作”；比起大学同行来说，产业科学家的创造力低得可怜；当才华横溢这个词出现时，它通常都搭配着古怪、反常、内向和乖僻。[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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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26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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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28 随着19世纪后期美国变得越发世俗，传统宗教之中充满了对宗教实用性的奇特的崇拜，而最终在某种程度上，它被这种崇拜取而代之。如果我们承认畅销手册的漫长历史可以作为证据——从罗素·H.康维尔的《钻石田》[667]到诺曼·文森特·皮尔[668]——那么，这种崇拜拥有几百万的信徒。通过所有内部证据以及关于读者我们知道的一切来看，这一崇拜成了美国中产阶级的主流信仰之一。正如我希望揭示的，它是旧式的自立文学的后代，而且改头换面；但是不管怎样，它又提供了显著的证据，证明了美国社会中广泛传播的实用性动机。现代的信仰励志文学（inspirational literature）坚定地与俗世站在了一起：它必须提供实用的东西。诺曼·文森特·皮尔写道：“基督教完全是实用的。当失败之徒在现实中利用自己的宗教信仰作为可行的工具，从而变成胜利者时，这样的方式是令人惊奇的。”[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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