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902230 想想过去六年里做出的不计其数的发明创造，为了让我们既舒适又享受——我们的浴缸，冰库，冰桶——我们的捕蝇器和蚊帐——门铃和大理石壁炉，还有滑动桌——专利墨水台，婴儿跳跳椅——自动服务机，扫路机——总之，扫一眼卷帙厚重的专利局报告，你真是吉星高照，命运垂青，就在我们主的这一年，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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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32 在这方面，马克·吐温尤其值得关注，是因为，他格外真实地折射出了主张技术治国的心灵所关心的事情。我说折射，而不是呈现，是因为，他又太过提倡道德，太过悲观，难以想象机械进步就是完全自足的目的。他是个矛盾人物，很少有人能如此，既是热情地支持商业工业的价值，同时又轻蔑地将其否定。他对技术进步的最为全面的评述，见《康州的美国佬在亚瑟王朝》（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该书将19世纪掌握科技的美国佬的心智同6世纪的社会并列在一起，同时讽刺了这两种文明。这一传奇的道德忧虑就在于，人的卑劣和轻信甚至会战胜机械技术的进步；但是，在这个故事的辩证逻辑里，所有优势都在康州美国佬这边，他凭借蒸汽动力和电力确立了仁慈的独裁。“在我的统治下，我做过的第一件正式的事情——就在执政的第一天——正是建立一家专利局；因为我知道，没有专利局和正规专利法的国家就是只螃蟹，根本走不了路，只能往侧面翻，或是向后退。”[621]当然，吐温对于自己的主人公、这位美国佬，态度有点两可；虽然如亨利·詹姆斯辛辣指出的，吐温有可能还是一位心智不全的作家，但是，他的不健全至少还没有让他意识不到这种工匠的某些局限。[622]不过，尽管如此，康州美国佬还是享受着精神和道德上的优越性；吐温也希望我们对他报以同情。马克·吐温的民族自尊也在书中有所涉及——他给自己的英国出版方这样写道：这部作品的创作，不是为了美国，而是为了英国，它是为了回答英国人对美国的批评（尤其是回应马修·阿诺德的批评，尽管吐温没有提及），它也试图“撬起英国民族，使其人性的水准稍微提高一点”。事实上，他在普遍的意义上讽刺人类，从更特殊的角度讽刺美国佬的工业主义，如此的意图却被这样的冲动吞噬，即他想要证明后来所谓的美式生活是合理的。尽管这本书对于现代美国的弊病旁敲侧击，但它主要还是回应了欧洲和过去，回应了一个以肮脏、迷信、残忍、愚昧、剥削为全部特征的社会。如果马克·吐温的意图是以同等的程度讽刺6世纪的社会和19世纪的社会，那么，他的实际做法出了差错。但是更容易相信，他的敌意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朝向了一个方向；这一解释更为贴切，符合了他对佩奇排字机的狂喜，尽管他希望这种机器能赚个几百万，他却赔了好几千。此外，它也符合《傻瓜出国记》（The Innocents Abroad）的论调，吐温在书中承认，他关心的，是欧洲的铁路、车站、收费公路，而不是意大利的各种艺术，“因为我能理解前者，而没有本事欣赏后者”。[623]这也许有助于解释《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Huckleberry Finn）中临近结局，长长的一系列虎头蛇尾的情节的一个方面，其中，痴迷于欧洲冒险史里陈腐英雄事迹的汤姆·索亚，坚持要求必须按照他所认为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将黑鬼吉姆从囚禁中营救出来，尽管它的程序累赘不堪，他拒绝了哈克·费恩自己摸索出来的常识建议。这一出过分的滑稽戏饱受批评，因为它偏离了书中基本的道德剧，但是，在马克·吐温看来，它至关重要。汤姆·索亚代表了传统文化的不实用，而哈克则象征了美国人土生土长的应对现实的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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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3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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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36 马克·吐温表达了一种毫无疑问极为普遍的、美国式的矛盾心理。它的主要原则是对专利局和未来的强烈信仰；但是，许多美国人都与马克·吐温一样，对于主要在东部繁荣兴盛的高雅文化，存有某种尊重和渴念。（克莱门斯，即马克·吐温既想用这种文化“来弥补”，但又莫名其妙地要去蔑视它，这酿成了我们整个历史中最令人不快的一次对峙——他的惠蒂埃生日致辞，惨不忍睹的窘况。[624]）这种文化自有其局限，然而，在马克·吐温的大部分生涯里，它是这个国家所知道的、仅有的高等文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依赖于商业阶层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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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38 在美国，艺术和学术的状况既缺少强劲的世袭的贵族制度，也缺乏国家的资助，它们倚靠商业的财富；在这一方面，美国商业阶层的个人文化总是对理智生活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从建国开始，美国就必然地是一个离不开劳动的社会，但甚至早在18世纪中期，艺术和学术的物质基础就已经在沿海城市建立起来；一种对文化具有兴趣的商贾社会，其根基也得以奠定。早在1743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就勾画了殖民地之间发展科学的合作计划，他观察到：“建立新殖民地的第一拨苦差已经大功告成，它让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不可或缺的事情上；而在每个地方，种种环境下，许多人都安居下来，有闲暇培养更为高雅的艺术，提升积累的常识。”[625]在当时的英帝国最大的一些海滨城市里，商贾和专业人士阶层对于学问、科学和艺术的促进有着严肃的兴趣；正是这一阶层，建立了新世界的资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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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40 这个阶层的支柱就是贸易财富——必须指出，它们掌握在这样的人手中：他们并非一成不变地将追求商业和积累金钱视为生活的充分目的。按照一些生意人的看法，商业是一种生活的方式（a way of life）；而在其他商人看来，它是生活的途径（a way to life），是多面存在的一个方面而已，有可能只是这种存在的手段。后者中，在积聚大量财富之后过上退休生活，至少是可以设想的目标。对于这种理想，安德鲁·卡内基，在他那一代巨富里，算是个例外，因为他口头上还是表示了赞同，但并没有履行过。三十三岁时，卡内基一年能赚50000美金，他这样写道：[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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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42 对商业的照理让我长久以来应接不暇，我的大部分思想都完全集中于如何最短时间内赚到更多的钱，这必定让我失去了永久复原的希望。我会在三十五岁退出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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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44 有强烈生意头脑的人一向存在于美国，对他们而言，退休毫无意义。但是，卡内基表达的理想具有不小的力量。波士顿、纽约、费城或查尔斯顿的旧派商人都是多才多艺，通常也是见过世面的国际性人物。与欧洲和东方的贸易往来，让他们的心灵对外开放。航海时代的商业交易，速率缓慢，但随着19世纪中叶通讯的不断迅猛发展，速度很快得到了提升，这就让成功的经商与体面的悠闲生活毫无冲突。在18世纪晚期的相对分层的社会里，上层商业阶级中相当一部分人都是财富和地位的继承者，他们让自己的商贾角色在教养、闲暇、教育方面发挥了优势。此外，18世纪的商人通常还积极参与政治；除了商业，他们也关心做官、立法、行政，这有助于让人在行动中全面多用，在思想上具备反思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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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46 19世纪初期承袭了这一理想——它所属的商人，既是文明人，也是文明的推动者。这种理想的代言人并不觉得传布清教徒献身工作、节俭、节制的价值观与绅士悠闲、文化、全才的理想有什么矛盾。有一份一流的商业刊物，其专栏里也表达了这种生活态度，即《亨特商贾杂志》（Hunt’s Merchants’ Magazine）。[627]它的发行人和主编弗里曼·亨特（Freeman Hunt）是马萨诸塞州一位造船师的儿子，与19世纪其他许多发行人一样，都是从印刷业开始了自己的事务。在他个人之中，他将新英格兰的理智主义和经商思想的遗产同自我奋斗者的实践经验结合在了一起；亨特幼时失怙，这让他不得不自谋生路。1839年，亨特这份月刊的创刊号将商务描绘为提升心灵的崇高职业，它扩展理解力，为“常识的储备”带来增益。“我们最为突出的目标之一，”他写道，“就是提高和增进商业品格。”他强调了“正派”的重要性，“这是崇高意义上的荣耀，无论在其他东西上有多么充裕，一旦缺少它，一个人也许就徒有其名，完全缺少高尚又高贵的商人的所有特质”。商业也是“包含和要求知识的专业，如其他国家的土壤、气候、生产、消费——如全世界的历史、政治色彩、法律、语言、习俗等方面的一般信息；比起其他任何专业的必要知识，商业的这些更为多样……”他承担了维持交易的理智和道德水平的责任。“当年轻人的心智成熟时［取代老派商人］，他们会发现我们……在尽全力协助初出茅庐的商贾，就在他的崇高又高贵的职业里。”[628]他的著作之一《价值与财富》，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题目。后来的作家则频繁地重申“商业与文明携手前行”的观念。许多年以后，亨特的杂志还设立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文学栏目”，论及了知识分子普遍感兴趣的书籍。其中也报道了纽约商业图书馆协会（New York Mercantile Library Association）主办的讲座。有一位牧师的文章《闲暇——其正用与误用》（“Leisure—Its Uses and Abuses”）还被认为非常重要，予以发表。另有一篇文章《商业的优势与利益》（“Advantages and Benefits of Commerce”）则指出，“在每一个其商业的发展都基于伟大而开明之原则的国家，其自由研究和事业都已然达到了相当高超的水平”。此中的本质在于，商贾的作用之所以得到了证实，不仅仅是因为他在物质上是有用的，甚至也不只是因为他追求事业时的荣誉和正派，而是归因于，他是商业之外的更为普遍的文化的推动者。[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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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48 旧式的从商理想，有着一套强制的实践、道德、文化上的责任，它似乎很难做到；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尤其在海滨的大城市，他们能够履行这一理想，并使其具有活力，成为现实。比如，不妨考虑富可敌国、实力强劲的波士顿的阿普尔顿兄弟（Appleton brothers），萨缪尔（Samuel，1776—1853）和纳坦（Nathan，1779—1861）。除了商业，萨缪尔也活跃于政治领域，他六十岁选择退出商界，将余生奉献于慈善。他慷慨解囊，资助大学和研究院、学术社团、医院、博物院。他的弟弟纳坦则对科学、政治、神学都怀有积极的兴趣，他助建了波士顿图书馆（Boston Athenaeum）、马萨诸塞历史协会（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还有其他文化机构；他曾说，倘若不是偶入棉花业，他靠贸易赚的200000美金就足够花了。亨利·亚当斯和布鲁克斯·亚当斯的外祖父彼得·查顿·布鲁克斯（Peter Chardon Brooks，1767—1849）——他有三女，嫁与爱德华·埃弗雷特[630]、纳撒尼尔·福兴汉姆[631]，还有老查尔斯·弗兰西斯·亚当斯——在三十六岁时就充分脱离商业，隐退而去（数年后，他又重返而来）；他将自己的时间投入公职、慈善，还有两位女婿的政治事业。诸如此类之人，尽管在商务中兢兢业业，但也能够超然于其外。建立文明成就的理想依然在他们的心灵中闪现。爱默生为约翰·穆雷·福布斯（John Murray Forbes，1813—1898）——全才、富有教养的商人和铁路企业家——所做的动人的悼词，就标志着：在知识分子与商贾理想的最佳楷模之间，有可能建立和谐关系：[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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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50 无论他到何处，都是乐善好施的人。当然，他善骑马，精于射击，驾一手好船，会当家，能理政；此外，在公司里，他还是一流的演说家……不过，我对自己说，此公对人有同情之心，敬重文士与科学家，人们不必怀疑，在任何公司里，他都遇不到一位比他本人还要上佳的人。我认为，这真是优秀之国，能诞下像他这样的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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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52 在纽约，商贾理想的杰出典范是著名的日记作家菲利普·霍恩（Philip Hone，1780—1851）。霍恩的经历证明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地方贵族社会如何能吸收具有天分的新来者，因为没有人能比这位新贵更充分地体会文明商人的生活了。他是细木工之子，父亲的经济手段有限，十九岁那年，霍恩与兄长涉足进口贸易。四十岁时，他带着500000美元的财产，退出事业，出国而去，壮游欧洲。霍恩十六岁之后就再也没有上过学，但与典型的自食其力的人不同，他并未发挥这种条件的优势。“我非常清楚自己的缺陷，”1832年，他这样写道，“我会用我在世界上拥有的一半财富来享受古典教育的便利。”[633]但是，就他的情况而言，对经验的强烈渴求平衡了正规教育的欠缺。数年间，他的书室，网罗典籍，其阅读广泛而精心，他还得到了数量不多，却颇为优良的艺术作品集；他成为歌剧团与剧院的资助人，还是纽约社会界的专业导师，哥伦比亚大学董事，不计其数的慈善事业的赞助者。他的家成为政治领袖、作家、演员、外交官的会所。他积极参政；还担任市议员助理，短时期内任职过纽约市长；与韦伯斯特、克莱、苏厄德一样，在主持辉格党和作为党顾问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的文化，就如许多他的同类人一样，是附庸风雅，故作斯文；但是，倘若没有这些人的资助和兴趣，美国文化和理智生活就会变得贫瘠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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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5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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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56 可以认为，像福布斯和霍恩这样的商贾，他们的生涯让托克维尔的一个说法打了折扣：“美国并没有这样的阶层……其中，对理智愉悦的趣味靠世袭的财富与闲暇来传递，而且智识的劳动会受到尊崇。”[634]但是，对于托克维尔来说，“世袭”毫无疑问才是关键词；结果就是，霍恩家族和福布斯家族基本上不可能推广他们的社会类型。甚至从19世纪30年代起，这一点就开始变得显著起来——托克维尔那时正游历美国，写下了伟大的评论——而在之后几十年里，又越发明显。随着商业的重要性相对衰落，制造业兴起，商业界内，只有较少一部分人面临着海外贸易的渐渐扩大的国际性影响。美国的经济和美国的精神开始向内调转，更为独立。当商业在内陆迅速蔓延，跨越阿勒格尼地区，延伸至中西部，文化制度和悠闲的精神习惯被抛在了后面。人力和物质快速迁移，超过了制度和文化。阶级壁垒崩溃，新的商机为普通人开启，这意味着，商业和社会的各个等级之中，满是暴发的新贵，他们的品味与习惯渐渐主导了社会。初期阶段，尤其在沿海城市，建制性的地方贵族社会足够强大，可以吸收、塑造、规训霍恩之类的新贵。而对于内地的新城市，早在繁荣的文化以波士顿、纽约、费城为中心时，这些新城尚是荒野；如今，新人和贵族的后裔却能会聚于此，彼此颉颃；在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里，正是新贵让绅士的地位降低。当然，某些内地城市，如辛辛那提和列克星敦，则设法按照自己的方式成为文化中心，但是，它们的努力相对虚弱无力。在内陆社会，新近成功的商人毫无必要，也没有机会磨炼自己，并且让他们的子女通过婚姻进入建制的专业和商业贵族阶层，就像波士顿那里的显贵。万象更新，万象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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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58 不仅新鲜，原始，而且渐渐不安，危机四伏。甚至如霍恩这样的人，也受到了动荡时代的伤害。在19世纪30年代，他失去了可能有三分之二的财富，当逆境让他重返商界之后，他却无力重现之前的成功。按照美国商业中异常投机的习气，财富会轻易地得而复失。交易的步伐加快；商业在持续地专业化。对于过去的进口商来说，当他们的业务与跨大西洋的贸易速度保持一致时，他们常常能够获得偶尔的闲暇，但对于那些面临着新的威胁或新的机遇的人来讲，他们在每个方面都遇到了变局，因而，这样的闲暇就不复存在了。商业需要更多的照料。在一定程度上，商人不再像以往那样直接参与政治，担任公职；而在更大的程度上，他们也退出了文化生活。1859年，英国游客托马斯·科里·格拉坦（Thomas Colley Grattan）观察了年轻的美国商人：[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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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60 他们就像苦力一样从事商务，强烈狂热地参与政治。他们已婚。他们不参加宴席。他们不喜欢炫耀服饰。他们难以阻挡脸上的褶皱和鱼尾纹，但他们呈现出，而且很快得到了一副缩拢、敏锐、瘦削的面容。他们的气质、举止、交谈也同样是收缩的。他们没有宽度，无论是肩膀，还是信息、志向。他们的体力被打垮，他们的精神力拘禁在狭小的界限里。他们大脑中的很小一个部分，在持续地运转；其他所有部分，都停滞了。只有赚钱的能力得到了培养。他们能学会范围广阔而普遍的常识。但一切仅限于贸易、金融、法律，窄小、局部、偏狭的信息。艺术、科学、文学对于他们而言，几乎就是死去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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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62 与此同时，商业出版物的文化格调也衰落了。之前，亨特杂志的文学栏目相当鲜明，而又严肃，但此时，这份刊物也任由这种特征渐渐减弱。在1849年及之后，曾经每期八页的图书评论，缩减至四或五页，然后变为两页半敷衍了事的书籍评介，最终在1870年倒数第二期时彻底消失。在这一年年末，杂志与《商业金融时报》（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合并。《亨特商贾杂志》曾经是月刊；而它的继任者则是周报。在老版刊物的最后一期里，出版商解释了商业通讯日渐增长的速度，它让那种商业月刊不再合乎时宜。[636]接续它的刊物也是精心编辑，但那种对文学的认同已经寥寥无几，零零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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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64 商业对美国社会的主导越是彻底，它就越是觉得不再需要用自身领域之外的价值观来证明它的存在是合理的。在之前的时代，为了寻求支持，它会宣称，全力经商就是服侍上帝；后来又说，这也是服务于道德与文化。尽管这种逻辑并未消逝，但在商业原则里，还是渐趋式微。随着商务成为美国生活里的主要基调，随着庞大的物质帝国在新大陆蓬勃兴起，为了寻觅合法性，商业慢慢地采取了纯粹物质性和内在性的标准——也就是它创造出的财富。曾经，捍卫美国商业的理由，就是它所建立的高度的文化标准，但如今，维护的依据主要是它造就的高级的生活标准。[637]大部分商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说，物质繁荣，就算不是一种道德理想，也至少是其他一切道德理想的前提。1888年，铁路经理查尔斯·艾略特·珀金斯（Charles Elliott Perkins）问道：[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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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66 比起布道家和慈善家，巨商豪贾、制造大王、大发明家，他们为这个世界的贡献难道不是更多？……让生活的必需物和便利品的成本变得低廉，此乃文明和进步的最有力的动因，这一点可还有疑问？其他条件不变，饱暖之人会成为比冷饿之徒更优秀的公民，这个事实难道没有回答问题？贫穷是世界上大多数罪行和不幸的原因——让生活的必需物和便利品的成本变得低廉就是减少贫困，再也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将之减轻，绝对没有。历史和经验证明，随着财富的积累，东西变得便宜，人类才会……在思维习惯、对他人的同情心、正义观和仁慈观上有所提升……物质进步必须首先实现……而其他进步都立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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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68 几乎一个半世纪之前，富兰克林就认为文化进步的物质基础已然建立起来，但如今还是有人，凭着超过以往的强烈信心，断定物质先决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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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73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1704900966]

1704902274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第十章 自立和信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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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76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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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278 随着商贾理想的减弱，成为自我奋斗者这一理想取而代之；这样的理想反映了不计其数的，即使没有当上富豪，也至少变为大商人的乡村青年的经历与雄心。研究现代流动性的学者已经无可置疑地揭示：传奇般脱贫致富的美国故事，作为神话和象征，要比作为统计事实更为重要，尽管商业年鉴上装点着可观的范例。[639]美国实业界的最高地位，甚至在19世纪扩张的最为狂热的时期，也被那些从生涯一开始就具备了决定优势的人，占据了大部分位置。不过，还是有足够的奋斗者，他们的崛起也足够戏剧性、足够吸引人，他们让神话有了实质内容。除了最高阶层，还有中间位置，那也代表了可观的成功；只有少数人能切合实际地希望自己成为范德堡[640]或洛克菲勒，但许多人可以以更小的规模效仿他们的成功。就算生活不是从贫到富的变迁，它至少也能是从穷困到体面的过程；人们热切地检视经验的视野，搜寻那些暗示出这种转变如何可以成功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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