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902330 毋庸置疑，信仰励志读物并非仅限于美国；凡当对个人进步的欲望如此强烈，以至于这一动机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差异变得模糊，那么这样的文学就会繁荣。在基督教文明中，总是存在一种确信：商业界和宗教界必定以某种方式相关，即使是通过彼此的敌意或紧张关系建立的，因为此两者都关联了道德、品格和规训。首先，负面的关系是最为明显的：中世纪对高利贷的禁令或限制都表达了如下信念，抑制经济剥削是普世教会之任务的一部分。而之后，清教徒的天职说则表明了另一种关系，但更为正面：勤勉经商是侍奉上帝的方式之一。另外，商业的成败可以作为标志，表明个人的信仰状况。但是，经历了多年之后，这一关系又渐渐地颠倒过来。侍奉上帝与自我侍奉的区别瓦解了。从前，商业成为宗教规训的工具，但如今，宗教规训，作为各种侍奉上帝的手段之一，又变为商业的工具：一种利用上帝达到世俗目的的方法。尽管曾经，人们能从商业成功中汲取信心，将之作为受到拯救的奇迹，然而现在，他们将救赎作为此世之中，通过自愿的努力可以获得的东西，它会在追求俗世的目标时带来成功。宗教是某种可以利用的事情。皮尔先生告诉自己的读者：他的作品证明了“一种简单可行的思考与行动的技术”。它“强调了在个人经历这一实验室中已然得到证明的、科学的信仰原则”。“要想为你的商业获得全新可行的思想，那么最佳的地方就在这一章描述的那种教堂的礼拜中。”“如果你会践行信仰，那么你就能治愈恶念、自卑、恐惧、内疚，或其他任何阻止流动的精力重新恢复的障碍。能力和功力可以供你使用，只要你愿意信仰。”[670]正如H.理查德·尼布尔[671]指出的，现代美国神学中，有一种倾向，“它在界定宗教时，往往以获得能力为目标，随神性现实进行调整，而非按照启示，因为启示会让获得启示的人遭受批评，批评的对象就是被启示的内容”。结果就是，“人依然是宗教的中心，上帝是他的帮助人，而非审判者和救世主”。[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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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32 旧有的自立文学，无论有什么缺陷，都与俗世凡尘和宗教生活建立着某种有机的联系。它假设，商业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品格的结果，品格由虔诚形成。按照这种方式，它就自然地回应了——即使在理智上是单纯的——新教的道德律令、古典经济学学说、流动开放的社会这三者的历史交会。对于美国社会来说，正如大多数针对这一主题的现代研究所表明的，它始终是流动的；但是如今，成功的条件发生了变化：虽然它也联系了那种在老的自立读物中如此突出、类型独特的品格特征，但成功似乎更密切地联系了采用正规训练的能力。对于一位19世纪早期的商人，如果有人询问他，促进成功的“磨炼”是什么，那么他有可能会回答：“贫穷是磨炼，吃苦头就是学校”或“勤俭就是磨炼”。而现代商人，面对同样的问题，他有可能如此答复：“嗯，法学最棒，不过工程学也很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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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34 现代信仰励志文学建立于旧式的自立传统，它大体上与后者相似，但也具有一些重要的差异。在老套的自立方法中，信仰影响品格，品格促成对俗世的成功掌控；而在新的方法体系里，信仰直接产生了自我掌控的能力，人们相信，它是健康、财富、名气或内心平和的关键。表面看去，这也许表明，它摆脱了老派自立书籍的世俗目标；然而实际上这标志着，它脱离了那些读物对现实的把握，因为它体现了对世俗界和信仰界之差异的抹除。在旧的自立文学里，这些领域是相互作用的；而在新的文学中，它们暧昧不分。我相信，这一过程所表现的，不是宗教的胜利，而是美国中产阶级心灵的根本性的世俗化，即使这大体上是不自觉的。毫无疑问，取代宗教的，不是自觉的世俗哲学，而是精神上的自我掌控，某种对魔力的信仰。宗教和对世俗现实的认识都变得糟糕不堪。很容易相信，曾经，成长起来的青年商人之所以在现实中转向旧式的自立文学，是为了一种粗略的指导，可使他们获得商业界的必要条件，无论他们得到的实际帮助有多么微小。今天，阅读信仰励志文学的人，用皮尔的话来说，主要是“失败之徒”，还有妇女，而非男性，因为他们尽管受到了商业的实用原则的影响，却并未在现实中进入商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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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36 成功学作家有意提供的，正是雷蒙德·福斯迪克[673]所谓的“日常生活的力量”。在19世纪，成功学作家的首要承诺，就是宗教会带来财富。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对于精神或身体健康的重视，渐渐增强；信仰励志作品之中，灌输了从精神病学里借来的稳妥的思想，而过去二十年来对存在的焦虑也轻微地感染了它。尽管成功文学让位于信仰励志读物，但后者的目标主要还是日常的实践目的。经过不止一代的时间，取自商业、技术和广告的表达，渗入了这一类作品的隐喻语言，并使之变得粗糙；人们通常会觉得，良好复制的思想可以推动信仰生活，系统的进步手段也可以实现它，就像实现技术进步。路易斯·施耐德（Louis Schneider）和桑福德·M.多恩布什（Sanford M. Dornbusch）在他们对信仰励志书籍之主题的、给人启迪的研究中，称这一看法为“信仰科技”（spiritual technology）。[674]一名成功学作家告诉我们：“上帝是二十四小时的电站。你需要做的一切就是接上插头。”另一位则讲：“宗教实践是精确的科学……遵循信仰的律法，忠实得就像广播遵循自己的规律。”还有一人说，“高辛烷（high octane）的思想意味着力量和性能”，读者应该“接通发电站”。还有一位说道，“身体是……从上帝的广播台获取消息的接收机”，“最伟大的工程师……就是你的这位默契的合伙人”。还有人说，铁路“将基督的手，放在节流阀上，节省财富”。又有一人劝告读者“张开你的存在的每个孔隙，朝向上帝的健康”。还有一位描述说，辛克莱汽油的广告“为布道”提供了“思想，关于灵魂中未曾开发的力量”。布鲁斯·巴顿[675]在其难以言喻的作品《无人知晓的人》（The Man Nobody Knows）中评述说，耶稣“从底层商人里拣选了十二人，将之铸就成一个征服世界的组织”。埃米特·福克斯[676]则督促说：“就用商业一样的方式处理你灵魂的事务吧。”祈祷被视为一种可用的工具。“一个人，”格伦·克拉克[677]讲道，“如果正确学习和实践祈祷的准则，他就会高尔夫球打得更好，更善于经商，工作更出色，更会爱，更会服务。”诺曼·文森特·皮尔则命令说：“要正确、科学地学习祈祷。”“使用检验过和证明过的方法。祈祷时不要敷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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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38 在信仰励志文学中出现的一个值得注意之处就是，我在评论美国新教精神发展时曾提到的种种唯意志论和主观的冲动，都似乎为人们广泛拥有，蔓延开来。宗教的成分一直都在渐进地减弱。早期阶段的新教精神免去了宗教的繁文缛节，在19和20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又进一步简化了教义。而对信仰励志的崇拜则完成了这一过程，因为它基本上清除了教义——至少，它清除了大部分可以称之为属于基督教的教义。于是，什么也没有留下，除了个人的主观经验，甚至，就连这种经验也基本上被简化为对个体意志的坚持。当信仰励志作家说，你靠意图就能实现你想要的一切时，他们的意思是，你能够希求目标，然后动员上帝来协助你释放惊人的能量。确乎惊人：“你的体内有着足够的力量，”诺曼·文森特·皮尔在一段令人震惊的文字里这样说道，“它足以摧毁纽约城，将之化为瓦砾。先进的物理学告诉我们的不外乎是这些。”信仰能释放这些力量，然后，人就能克服任何障碍。信仰不是让人顺从自己命运的方式：它“将斗争注入一个人的体内，让他培养出强烈的抵抗失败的力量”[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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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40 霍拉修·W.德雷瑟[679]曾经讨论过信仰励志思想的一个较早的外在表现，即新思想运动，他评论说：“新思想思潮……轻视智识，轻视‘客观的心智’，就仿佛变得有理智是不可取的，就仿佛只要‘将要求发送到强大的潜意识中’，人就能拥有他想要的一切。”[680]但是，总体来说，信仰励志崇拜的反智主义还是间接的；它代表了从现实中抽身而退，拒斥一切以处理现实问题为任务的哲学。与此同时，它还体现出了吊诡的世俗化。尽管自命为基督徒和牧师的福音派人士自豪于创作了种种成功的励志读物，但是，这些作品本身有可能让世俗知识分子觉得它们在亵渎上帝。看起来，守护西方宗教遗产的，更应该是这样的知识分子，而非那些衷心拥护宗教“实用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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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42 宗教与自我提升的混淆，或许最为恰切地体现在亨利·C.林克[681]的值得关注的作品《重返宗教》（The Return to Religion）的标题上，该书在1936到1941年尤为畅销。我认为，仅就这一部著作而言，还不能视之为代表了所有信仰励志文学；但是，在这里应该给予其重视，因为它很可能是美国历史上创作出来的，在庸俗和从众方面都达到极致的手册。尽管有这样的书名，但它并非宗教性或表达虔敬的作品。它的作者是心理咨询师和人事顾问，按其描述所说，他发现了自己重回宗教的道路，仰仗的就是科学；这本书视宗教为“积极进取的生活方式，通过它，个体会成为自己境遇的主人，而非沦为环境的自满的牺牲品”。[682]这位作者觉得有义务为了从众的意志打一场持久战，反对个性和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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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44 但问题并未以这样的方式提出。林克的基本对立概念是内向性和外向性（introversion and extroversion，在通俗的意义，而非荣格的意义上使用）。内向性是坏的，它包含孤僻、自省、个性和反思。事实上，它仅仅就是自私。对于苏格拉底的名言“认识你自己”，林克会用“做好你自己”（Behave yourself）这句命令取而代之，因为“良好的人格或品格要靠实践，而非靠内省来获得”。与之相对，外向性是无私的，是好的，包含社交性、和蔼可亲、服务他人。耶稣是伟大的外向者。宗教的功能之一——林克似乎认为这也是主要功能——就是发展外向性，从而磨炼人格。林克说，他去教堂做礼拜，“因为虽然我讨厌去，但我知道，这对我有好处”。参加礼拜建构了更优秀的人格。而打桥牌、跳舞、推销也是如此——它们让一个个体与他必须取悦的别的个体彼此交往。对于个体来说，重要之事就是避免自我分析，而去处理工作，因为工作会赋予他支配事情的能力。随后，也产生了支配他人的能力，这会提升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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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46 尽管有这些目的，但批判性的心智是不利因素。在大学里，正是知识分子，善于分析的研究者，丧失了自己的宗教；而在晚年的生活里，有思想的人，又过分离群。在题为“理性愚人”的一章中，林克主张说，智识和理性通常都被高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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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48 理性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个人使用的工具，用来调整自己，适应生活的、超越理性的价值与目标。正如牙齿意在用来咀嚼，而不是让它咀嚼自己，因此，心智也是意在用来思考，而非让它自寻烦恼。心智是生活使用的工具，不是生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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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50 笃信和按照信仰行动是中心。虽然宗教已然被称作软弱心智的避难所，但是，真正的弱点“在于心智没有认识到所有心智的弱点”。“不可知论是理智的疾病，对谬论的信仰也比毫无信仰要更佳……愚蠢的信仰也胜过信仰全无。”甚至手相术也会促成握住其他人的手，颅相学则促成研究他人的头颅——“所有这样的信仰都让个体走出自我，驱动他走入利益更大的世界。”无论如何，“对理性的偶像崇拜，理智对宗教的轻蔑”，都让庸医之术、伪科学和政治万灵药伤害了人们。在美国，国民有一个不幸的内向的趋势，它尤其会促使人们对失业者推卸责任，设想联邦政府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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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52 心智也威胁到了婚姻，因为内向削弱了夫妻间的幸福。可以证明，离婚者比婚姻幸福的人对理智怀有更大的兴趣。喜好哲学、心理学、激进政治，喜欢阅读《新共和》，这对于夫妇的快乐来说，并非吉兆，倒不如喜欢基督教青年会的作品、《圣经》研究和《美国杂志》。在题为“教育之恶”的一章里，林克攻击了“自由心智的创造”，“这很可能是教育之中最为有害的一个方面”——他发现，教育的教义与教会的任何教义一样，都是神秘和无理性的。这样的教育导致了“破除崇拜的无情之举”，为了自己创造出文化，为了自己创造出对知识的需求。自由主义将人从传统、从过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用虚无取代它们。接受自由教育的年轻人，总喜欢将父母视作古董，挥霍时间，对长辈的虔诚抱以理智的蔑视，谋求知识型的职务，而非父辈的工作，抨击从商，否认它是事业。对于丰裕的生活，更充分的洞见存在于陆军和海军的兵营，那里的人们面向着真实的价值，必定会变得更加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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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57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1704900967]

1704902358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第十一章 主题的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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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6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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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62 对于实践的优越性，商人所表达的口头禅，轻而易举就可以从美国生活的民间俗语中学得；并非总能确定，是谁在回应谁。口头禅的表达因时而异，因阶级而有别，但它的主旋律通常都能分辨出来，它在广泛的职业，在极为对立的政治阵营中都回响不断。这方面的证据颇为充分，而大众文化方面的证言则几乎达成了一致，它骄傲地确信，不利用正规知识，而且就算没有应用科学，它自己也有能力生活下去——甚至活得更好。正规知识的拥有和运用一向被认为具有可疑的价值；在任何情况中，它都被视作专业人群的特权，而他们的殊荣和优雅为自己招来了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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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64 我们可以首先对农民方面的主题予以关注，这完全是因为，美国很长时间以来都主要是农人之国。18世纪末，大约十分之九的美国人都以务农为生；1820年为十分之七；1880年之前，非农业人口与农民数量相当。在许多方面，美国农民都基本上是商人。通常来说，他们很可能认为务农就是生活方式，但是，这种生活方式很快就令人惊讶地在志向上如同商业一样，即使在行为模式方面并非总是如此。美国幅员辽阔，美国乡村生活的流动和非传统性，美国社会的新教动力，都促成了农事中的商业精神和投机作风。农民往往按捺不住占有更多的土地，这超出了他们在经济上能够耕种的范围；他们出于投机，持有土地，为了升值；他们从事大规模的粗耕，而非面积集中的精耕细作；他们着眼于种植单一、大型的经济作物；开发土壤，使之枯竭，然后售出，迁徙。早在1813年，卡罗林的约翰·泰勒[683]在其《耕者》（Arator）中指出，他发现，弗吉尼亚因为缺乏精耕而“毁坏殆尽”，他敦请同乡：“住手吧，啊，住手，切勿弑母，不为将来，不为上帝，也为了你们自己。”在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做出结论说：“美国人将商业般的特征引入了农业，他们做生意的激情也体现其中，就像体现在其他事业里一样。”[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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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66 对于何为实用性，农民自有其看法，这大部分都表达在他们对农业的科学发展与农业教育的态度中。在繁忙、艰苦劳作、不太富庶的农村社会，人们很难期待找到资助艺术和学术的人；但至少，接纳应用科学的心态，对农民自身来讲，本来会有巨大的用处，然而，就连这也被认为是无用的。当然，还是有一些违反潮流的少数派；不过，自耕农对自己产业发展的主流态度是一种愚钝、作茧自缚的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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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68 与美国生活中的其他所有方面几乎一样，农业也是规模庞大，有着形色各异的组成。但是，农业之内也曾经存在着一个单一的基本的阶层划分，它与哲学观的分裂合乎一致——此即19世纪自耕农与少数的绅士农民阶层的区分。绅士农是大农户，专业人士，学院或大学的科学家，商人，或是农业刊物的编委，他们通常从农业之外的资源里获取收入；他们对农学实验怀有兴趣，阅读而且偶尔还著述这一主题的书籍；他们希望用科学知识来发展农业；他们结成了农业社团，参加或领导提升农业教育的运动。一些在其他领域里因成就而知名的、杰出的名字，也可以在绅士农中一一发现。其中包括的人物，如康涅狄格布道师雅列·艾略特；1748到1759年，他撰写了经典的《论新英格兰农耕》（Essay on Field Husbandry in New England）。与其有过一段时间通信往来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新泽西布灵顿（Burlington）附近经营了一座农场，他希望从中获利，但他也利用它作为满足科学好奇心的场所。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和卡罗林的约翰·泰勒，也都属于开明农业家这条传统，他们试图将18世纪英国农耕改革的成效引入弗吉尼亚农业的实践中。他们之后，还有埃德蒙·鲁芬（Edmund Ruffin），因钙肥方面的试验而闻名；他是《农人记录》（Farmer’s Register）的编委，后来成为好战的南方分离分子，在桑特堡[685]打响了第一枪。弗吉尼亚之外，最为积极、让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推动农业发展的中心，并不在典型的农村社会，而是在耶鲁学院；那里，对农业需求的理解联系了先进的化学研究，而学院科学家，从小本杰明·西里曼[686]开始，都致力于土壤化学、农作物、科学农业；西里曼之后，有约翰·P.诺顿（John P. Norton）、约翰·艾迪逊·波特（John Addison Porter）、萨缪尔·W.约翰逊（Samuel W. Johnson）。其他方面不论，这些人主要试图将尤斯图斯·李比希[687]的土壤化学的著作加以普及。伊利诺伊的乔纳森·B.特纳（Jonathan B.Turner）也在耶鲁受过教育，他是推动农业教育发展的领军人物；有可能是他催动了《莫里尔法案》[688]，尽管尚不确定。在纽约，自学成才、出身农家的刊物编辑杰西·布尔（Jesse Buel）一贯宣传农业标准的提升。在宾夕法尼亚，杰出的植物生长和植物化学的研究家埃文·皮尤（Evan Pugh）成为宾夕法尼亚农学院的校长，在三十六岁英年早逝之前，他协助促进了《莫里尔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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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70 这些人将科学好奇心同农业实践，将公民责任感与追求农业收益结合在一起，故而他们作为范例，表现了知识分子和实干家的完美统一。他们总是有志趣相同的人。他们的工作影响了相当广泛的绅士农阶层——他们是农事社团与农业博览会的骨干，是农务期刊的读者，农学院校的倡议人。一本优秀的农业实用书籍，如果销售成功，可以卖上一万到两万册。或许，十个农民里就有一个订阅农业刊物；在南北战争前夕，这样的期刊有五十多种，其成功或失败的阶段，各有不同。[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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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72 但是，农业发展的支持者和绅士农，都受到了自耕农的怨恨。这种恨意之中有一种阶级情感：绅士举办而且推动了农业活动，他们的风头盖过了小农。在县城的农业博览会，他们很可能会露面，带着有希望获奖的标本，那是不计成本通过实验制作出来的；普通农民难以跟他们竞争。[690]他们的宣传也遭遇了保守、封闭、怀疑创新，通常还迷信的心态。美国农民，虽然在土地投机、各处迁移、采用新机器等方面，丝毫不保守，然而，对于农业教育或农事上的科学应用，还是保守至极。因此，职业农学家和农业刊物的编委都觉得，他们在一种充满怀疑，甚至敌意的环境中工作。“如果你的农民邻居，”本杰明·富兰克林给雅列·艾略特写道，“就像我身边的农夫一样，不愿意离开先辈走惯的老路，那么很难说服他们尝试任何改进的措施。”乔治·华盛顿在给阿瑟·扬[691]的信中致歉说，美国农民更渴望利用廉价的土地，而不是付出昂贵的劳动；故而，“大部分土地被搜刮一通，本应该培育出的东西或得到的提升，什么也没有”。埃德蒙·鲁芬在邻居嘲弄的目光下进行了他较早的实验，他得出结论说：“大部分农夫都坚决不想理解任何与化学有关的事情，无论多么简单。”“我们的农民，”杰西·布尔抱怨说，“对我们农业的普遍发展，似乎总体上漠不关心，毫不积极，这要么是因为，他们误解了自己的义务和真正的兴趣，要么是因为，在怪异的愚昧的影响下，他们担心，随着其他人崛起，自己会沉落。”1831年《美国农民》的主笔说，农民“既不会订农业报，给他们也不会读，他们不相信里面的内容，即使碰巧听见有人在读”。二十年后，杰出的英国农业科学家詹姆斯·F.W.约翰斯顿在美国结束讲座之旅后说，那里的农民“反感变革，更反感这样的看法，即他们对自己必须要做的一切，还不够聪明”。他发现，在纽约，他们反对农业大学，“理由是，学校教的知识毫无必要，那种知识用在土地上是否有收益，很值得怀疑”。[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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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74 事实上，农民从农业改革者那里要学习的还有很多。即使是头脑开明的农夫也有可能对动植物的培育、植物营养、合理耕作、土壤化学等方面的原则一无所知。许多农人都深陷对月耕的迷信中——随月相播种、收割、刈草。他们的做法并不经济，造成了损耗。[693]针对改革者在教育上的努力，他们以“实干家”对待理论家的轻视，用轻蔑的书耕（book farming）一词表达了鄙夷。“靠书本务农的人，在我看来，可不是农家，”有人这样说，“还是给我喜欢双手，胜过书本的人吧……让那些拿务农当消遣的家伙搞他的实验去……让学究们钻研变格、性、语气和时态吧：你和我要去照料畜群、乳厂、农田和篱笆。”[694]为了反对这种势不可挡的偏见，改革家与农业刊物编委勇敢地展开了艰难的斗争。杰西·布尔批评说，在其他各种领域——在战争和航海，法律与医学——中，美国人都认为正规教育是有意义的帮助，甚至是必不可少的：[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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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76 对于农业，凭着上天保佑，我们实际上“生活、动作、存留”[696]都依靠于它，它的确包含了更为广泛的有用的科学，超过了法律、医学、战争或航海；但是在这个领域，我们没有学校，我们给不出指导，我们没有政府的资助可用。可以认为，在生活的许多次要的职业里，科学知识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在这个影响力最为强劲和最为有用的、重要的行业里，我们却通过自己的习惯来判断，认为它就像小说家杜撰的作品一样毫不重要。我们认为，心智是有效的力量，可用于大多数其他的追求；我们忘记了，在农业里，它就是阿基米德杠杆，虽然不动，却会让世界满是富足，充满道德活力，处处人类幸福。在这些严重忽视的情况下，按照大众的评价，农业居然应该是我们之中的滑稽低贱的职业，这难道不让人惊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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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78 但是，布尔认为：“农业发展的巨大障碍，正是这样一种太多人都持有的、可耻的看法：冠名科学的所有东西，要么对农耕无用，要么超出了农民的理解。”[697]这位农业刊物主笔连续不断地劝告，坚持不懈地努力克服那种反对书耕的情绪，这些做法都证实了他自己的话。并非所有农业刊物都毫无瑕疵；有一些就兜售自己的庸医之术。不过，无论如何，它们总是觉得有必要以致歉的方式做出如下解释：它们并不支持任何极端理论化的东西，它们的大多数稿件都由实践的农民写成。当1841年李比希的论化学的巨著发行美国版时——必须指出，它在改革者中，甚至在少数自耕农里找到了愿意接受的热切的读者——他的种种发现被《南方种植主》（Southern Planter）描绘为“精心编造的新理论”。[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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