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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尤斯图斯·李比希先生是聪明的绅士，最为深刻的化学家，但是，按照我们的看法，他对大部分农业的知识，就像耕地的马；弗吉尼亚的每一位踩着犁梢的老者，都能告诉他种种与他精心编造的理论完全不符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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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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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前述的对科学和书耕的反对态度来看，丝毫不令人惊讶的是，农民们极为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看法：教育（除了高度实践的农场培训之外）可以给他们的孩子带来很大的帮助。对于农业教育，农民有可能心存这样的希望，但他们似乎也被自己的恐惧压制了，他们害怕的就是，越来越多的学校仅仅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税。1827年，《美国农民》上，一位支持农学校的人发现，农民恰恰都对“它们表达了最为温和的异议”。[699]1852年，一位给《新英格兰农民》去信的人，反对建立马萨诸塞农学院的提议，他认为，该州里，90%的实干的农民都认同自己的观点。无论如何，针对这所学校，他都足够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反对主张：农民不会利用它；他们会认为这是“豪华又昂贵的实验”，保证不了相应的回馈；它只会给“少数人一个肥得流油、赚大钱的部门”，这些人并没有胜任它的经验；提倡这个计划的人都希望富家子弟还有文雅之士的孩子研究农耕的知识。对此，“只有实践才能教会技艺”。[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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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仅仅是乡村人表达出来的、更一般的对支持教育事业的不情不愿。在分析对普通学校运动的态度时，西德尼·L.杰克逊描述说，农民“在改善学校的斗争中，更像是阻碍，而不是帮手”。[701]在1862年《莫里尔法案》通过之前，美国农学院中的各种实验主要是一小群有奉献精神的农业改革家在进行——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这解释了如下事实：在一个农业占据主导地位又迫切需要农业技术的国家中，[702]联邦政府出手干预之前，农业方面的实验居然微乎其微。1862年《莫里尔法案》的通过，并不归因于大众的热心；再一次，它的成功源自一群坚定的游说者。厄尔·D.罗斯（Earle D. Ross）在其对赠地运动的出色研究中评述说：“毫无迹象表明这来自公众自发的兴趣。”《莫里尔法案》在战争新闻中并未受到新闻界的普遍关注；农业报纸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热情，有一些甚至都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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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项法令本身只是初衷甚佳的期许；接下来的三十年里，改革者会发现，在舆论面前，很难按照意图深远地实施改革。参议员莫里尔的看法足够明智。他认识到，美国的土壤耕种恶劣，浪费颇多；在农业教育和机械教育上，其他国家比美国的投入要更多；需要的是实验和勘查；农民必须接受指导，学习新的科学发现；在公共用地收益的支持下，健全的农业和机械院校得以设立，它们合乎从前的美国先辈扶助教育的做法；这不会干预各州的自治权，也不会妨碍古典学院提供的那种教育。一段时间里，莫里尔的提议与分离倾向的政治观点发生了碰撞；赠地农学院的设想也于1859年让布坎南否决。但是三年后，林肯签署了类似的法案。比起大多数农民来说，国会似乎更被说服，相信需要改革。[704]但是很遗憾，如罗斯所述，对这项措施的讨论，并非围绕着它在教育方面的价值。反对它的看法，主要立足于它所谓的违宪，还有细枝末节——因此，当这项法律在国会上确立出来时，它还不足以实现其制定者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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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地学院一经建立，就面临着各种困难，尤其如现存学院的妒忌之心，以及美国人不喜欢集中精力，而偏爱教育的扩散和分散的倾向。招聘能干的员工也非常之难。古典学院传统培养出的老资格的教育家，其实通常都不能接受农业和机械教育的合法性；有时，他们还从内部破坏新的学院。与之相对，那种旧式的、心胸狭隘的异议，则来自农民和民间领袖，他们一贯认为，科学给农民带不来什么“实用”的东西。正如罗斯指出的，“农民最难相信，职业训练是必需和可行的”。他们就算不抗拒这种教育的理念，也会抵制让它隶属大学或与实验科学建立联系的提议。一些独立开设的农学院就会这样抵制，它们在目的上极为追求实用。威斯康星的格兰奇组织[705]主张，每种职业都应该由从业者教授。“牧师应该教牧师，律师教律师，机械师教机械师，农民教农民。”有些州长想要尽可能摆脱由古典学院代表的人文教育的传统。俄亥俄州州长就希望教育是“浅显、实用的，没有理论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特征”；得克萨斯州州长设想，农学院“以训练和教导农工为目的”；印第安纳州州长则认为，任何种类的高等教育都是对正直劳工的威慑。[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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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任何论证都更为关键的，是这一事实：并没有许多农民送子弟进入农学院；当他们这样做了，孩子们就利用自己的教育机会摆脱了务农——通常从事工程技术。数年间，农学院的学生相对寥寥——其中，“机械技术”，即工程学的学生在数量上逐年高过了农学学生，从二比一、三比一、四比一，到五比一。农业科学的状况随1887年《哈奇法案》[707]而得到改善，该法案建立了联邦实验站制度，实验站与农学院紧密合作，还提供了越来越多可供使用的研究设备。到了19世纪90年代，农学院才最终在科学训练方面提供了相当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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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地制度的另一个缺陷在于，它的建设是由上至下，倒置而成。对于充分发展乡村中学制度，使毕业生可以进入农学院这方面，国会并未做任何准备。这一缺点在1917年通过《史密斯——休斯法案》[708]得到了弥补，它为农业方面的中等职业教育提供了可用的补贴。经过1873至1897年漫长的通货紧缩时期，农业繁荣的复苏让农业教育的命运出现了转折。更为丰厚的利益促使农民考虑商业管理、动物饲养、土壤科学、农业经济。机械化的发展也让他们更容易将自己的孩子从农事中解脱出来。1905年之后，农学学生的数量不断增长，而且速度迅猛；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其数量几乎与工程师的人数相当。按照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期的农业副部长M.L.威尔逊的回忆，他所在的衣阿华社会之中，对书耕的轻视几乎无处不在，直到世纪之交；仅仅在其青年时期，这种轻蔑方被克服：[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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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开始之后不久，科学在农民群体中实现了革命。当1902年我去艾姆斯研究农学时，在衣阿华的街坊里，我并不是第一个上大学的小伙子，然而，我是街坊中第一个去农业大学的年轻人。十年或十五年之后，所有能够攻读大学的人才都接受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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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坎德尔1917年研究了这个问题，他充分合理地指出，“为了让科学在准备农事上发挥首要的功能，参议员莫里尔及其支持者计划了”赠地学院，但它们“在建立五十多年以后，才刚刚开始实现他们制定的这种功能”。[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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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读者可能不认为农业学院和机械学院是理智主义的大本营，他们可能会质疑我在这里所做的、所主张的东西。在这个方面，我并不想虚报农学院的如下特征：它们的意图仅仅是让职业教育和应用科学达成某种富有成效的统合，我认为这是颇为有用的目的。此处的关键点在于：这种急需的融合仅仅是在农业改革者的一个世纪的活动之后才得以实现；这一百年里，他们对抗着农民之中存在的一个无处不在、极端顽固的信念：理论对实践毫无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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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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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可以貌似合理地被描绘为生活的“自然”方式；它的从业者，如果倾听世故的批评，采信书本或科学的思想，就会极为得不偿失。产业工人阶层则情况不同，其生活方式被认为是不自然的，他们需要达到某种水平的自我意识和组织形式，这之后，才能表达有关自身命运的态度。从一开始，知识分子的批评与工人运动的关系就体现出了比在农民当中的情况还要复杂的特征。在《社会主义心理学》中对书名这一主题的卓越研究里，亨利·德·曼评述说：“工人运动并未受到知识分子及其动机（Intelligenzlermotives）的影响，它仅仅是这样一种利益代表，它想让无产阶级转变为新的布尔乔亚。”[711]这一观察中存在的某种讽刺，也适用于美国的工人运动，较之其他国家来说，它的目的更是在于让无产阶级成为新的布尔乔亚。就像其他地方一样，美国之中，工人运动也在确乎真正的意义上是知识分子发起的。然而这个孩子，对自己的父亲反戈一击，就为了铸造自己独特的性格。它不可能培养出那一类最终可以在美国成功建立永久组织的工人领袖，除非某种奇异的辩证法得到了仔细的审视：首先，知识分子的影响及其对资本主义的系统批评，创造出了对工人运动的必然性和可行性的意识；但是之后，一系列阶段之中，这一影响不得不被丢弃，只有如此，工人运动才可以消除分心和累赘，献身于组织有工作意识的工会，并立足于持久而成功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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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美国的工人运动在开始时，并没有专注于工作、薪资议价，以及最终成为工人运动本质特征的罢工。它总是在很大程度上渗透进了资产阶级领袖，这些人受到了改革理论家的目标的影响，受到了运动成员的兴趣的感染，要么想在资产阶级社会获得稳固的地位，要么想要彻底变革社会。运动的早期历史联系了这种或那种一刀切的政治万灵药——土地改革、反垄断、绿钞主义[712]、生产合作社、马克思主义、亨利·乔治的单一税[713]。这样的实验持续了四分之三个世纪还要多的时间，它让美国工人运动在建立牢固永久的组织方面毫无作为；仅当萨缪尔·贡珀斯[714]和阿道夫·施特拉瑟[715]这样务实的领袖先后接管，运动才发展出了效果，他们让运动集中于工作和薪资议价，集中于足够强大而希望凭借自己的技能垄断劳动市场的技术行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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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已然成为社会主义者的阿道夫·施特拉瑟与美国劳工联盟（A. F. of L.）第一代的精神领袖萨缪尔·贡珀斯，都从他们年轻时与社会主义者的对话中受益良多。对于自传中提及的早年接受过的理智训练，贡珀斯给予的也许只是勉为其难的赞颂，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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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工会运动奠定基础的人中，有许多都借助了社会主义的经验，他们找到了制定合理政策的途径……他们总都是远见卓识之士……如果个体的发展能够超越社会主义的方案，社会主义的经验就起到了建设性的作用，因为这样就为方案的实际义务带来了活跃的洞见和理解力，使得有形之物仅仅是达到更高的精神目的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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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会将工人运动的可行性教给这样的人，不过，工人运动本身一旦建立，就将社会主义在美国的不可行教与了他们。从工人运动的最早时期开始，贡珀斯就必须同“跟风派、改革分子、爱看热闹的人”展开斗争——他用这些词描绘在工人运动周边徘徊的意识形态家；有时，这样的意识形态学者还属于他们的强敌之列。正是在这些社会主义者的作用下，1894年，他落选了美国劳工联盟的主席之职，只有在这一年，他没有连选。他深信，领导权可以“仅仅”委托“给那些为生计每日劳动，其心灵和思想由这方面的经验编织而成的人”。“我认识到了同知识分子纠缠、结盟的危险，他们并不理解，工人运动的实验就是人的生活的实验。”[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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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贡珀斯这样的工人领袖疏远，是因为他们对工人运动的期待完全不同。知识分子倾向于将工人运动视为实现更大目标的手段——社会主义或其他某种类型的社会重建。他们来自工人运动的外部，他们很少是从工人阶级内部吸收而来。一般说来，他们轻视大多数工人领袖，事实上还有大多数底层技术工人所向往的那份中产阶级的体面。美国劳工联盟之类的务实的组织，从来不诉诸知识分子的理想；而知识分子也固执地轻视组织的领导层。我相信，最合适的理解也许是，工人领袖是一群自我奋斗者，在这一方面，他们同产业公司中大量这样的奋斗者相比，并没有什么迥然的差别。如施特拉瑟在一次典型的交锋中所说：“我们全是实干家。”[717]这些人大部分来自工人阶级队伍，他们从来都希望，工人及其领导者会得到商人所享有的体面。他们接触了反资本主义和反垄断的思想，但与知识分子不同，他们并不了解资产阶级文明的全面衰败，而这种败象弥漫于政治和审美的先锋思想之中。他们是出色的爱国者，相当顾家的人，早晚也会是优秀的共和党人或民主党徒。[718]他们与知识分子——或他们视作知识分子的人——早年间的接触引起了他们的怀疑。首先，在工人运动的内部，就出现了与社会主义理论家的斗争。工人领袖总是因为学院经济学家的批评而懊恼，[719]长时间以来，后者都是一队摆开阵势、几乎团结一致、反对工人的队伍——“教授”群体，按照贡珀斯贴的标签，是“工人的又明又暗的敌人”，“跟风之徒，空谈理论的人，娘炮”。最后，大约在世纪之交，“科学管理”运动又被工人视为严重的威胁；贡珀斯认为运动的领导者是“学院观察家”和“知识分子”，他们只想充分利用工人的力量，然后送他们去垃圾堆。这些都不是增强信心的经验。[720]事实上，工人运动是尽力在并不友好的环境中立足；1900年之前，总的来说，是官方知识分子为这种不友好推波助澜。在任何情况下，那些友善的知识分子，都被视作愚蠢、讨厌的工人盟友。直到进步运动来临以后，不计其数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才对工人事业明显友好起来；直到新政时代，强大的同盟才铸就而成，即使并不完全持久。[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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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珀斯时代以来，数年之间，种种工会的成长、成功和稳定，让这些庞大、具备官僚等级制的组织越来越必须雇用专家，他们有的负责法律、保险、经济方面的建议，有的负责调查和新闻业，有的负责宣传和游说，有的负责大型的教育部门。以这样的方式，对于美国1800万有组织的工人来说，他们的领袖成了数量可观的知识分子员工的雇主。但是，相较于工会支部组织的知识分子来讲，工会总部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找到舒适的家园——事实上，他们与工会领导人的关系并未完全相似于企业知识分子同公司负责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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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有三种压力似乎让知识分子与工会环境疏离开来。第一种仅仅对一些人产生作用，它是对改革的热情，对意识形态的担当，它有可能让知识分子一上来就想为工会服务。迟早，他将看到，自己阻止了工人运动变得激进——然而，他还会看见，他本人被吸入了这个巩固领袖权力和威信的机器。无可避免，工会专家的理想主义不再锋锐，他发觉自己卷入了一个乐意使用他，却不愿顺从其意志的持续运行的机构。（以传教士般的热情从事这份工作的工会专家，其所得报酬要略少于更重视自我、有事业野心的人。）第二种疏离的根源是知识分子对科研的职业感情，对真理的无私的欲望，这有时就与工会作为激进组织的必然性或领导者个人的命令相抵触。“他们在使用数据上马马虎虎”，一位专家这样批评自己的工会同事。[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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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可不管这一套。他们是哲学上的相对主义者，对真理或科学的客观性，并没有真正的信仰；或者至少，他们认为，对真理的探求太困难了，所以，他们就放弃了，为拒绝真理给自己开脱。他们说：“总之，谁会喜欢真理呢？——管理层吗？”基本上，这是因为，他们具有马克思主义或社会改革的态度。一切都与党派利益有关……他们想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激化领导者的偏见……我有时候真希望自己可以进大学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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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时常都在探寻不受欢迎的真理，或是成为工会领袖的中介，通过他们，领导人可以面对某种不受欢迎的现实，比如法律界或经济界。因为这一能力，尽管对他们的需要非常迫切，但他们还是遭到了怨恨。工人刊物的编辑也许有志于经营一种理智的期刊，致力于舆论批评；他的工会领导者也许更关心：工会的刊物在派系纷争中是否采取了右倾的立场。工会的教育主管或许希望为工人提供某种与人文教育相近的东西；而领导人却仅仅寻求简单的灌输和意识形态上的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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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一类疏离，它完全是个人性的，源自教育，在某些情况中，还是因为专家的个人文化。如果他的工作不再必需，他就失去其位，不再是合适的人选，不会被青睐，作为同伴。工会的办公室中，一句句嘀嘀咕咕的抱怨尾随着他，就好像他实际上在流水线里——或者还有这样的情况，在扶轮社[723]集会时抱怨说，他们“恃才傲物……根本没法与他们合作……他们不受欢迎……他们不是普通的男人。他们也不喜欢普通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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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领袖对待工会知识分子的态度体现出了某种矛盾心理，而类似的心理在商业界和整个社会中也能发现。哈罗德·维兰斯基在他对工会专家的研究中发现，知识分子的专家知识有时候威胁或威慑到了工人领袖，但通常，后者又会称赞前者。不过，他轻视专家的迂阔，甚至其古怪的言论却可以让自己安下心来。一位工会的高级官员夸口说：“我上过吃苦头的学校。”当他以同样的骄傲说出如下这番话时，上述复杂的感受又表达了出来：“我跟自己的儿子说了，在学院学劳动法！”在一些部门，对专家职位的埋怨又羡慕，困扰着非知识分子：“那个婊子养的，为什么他能有这么舒服的活……我就得在底层费死劲听他胡说八道，我连着几夜都得出去参加当地的集会，他却坐在桌子后面，写着各种材料。”与商人一样，工会领导人都高声称颂实践经验——对工作台或工会组织活动的直接认识。“从书本里，你学不到这些。经验无可替代。”从一开始，他就在斗争中；而专家在局外，是后来入行的，他不可能理解工人斗争或工人心理，因为他没有直接处理过这样的事情。“在这方面，你的整个思维……都是异想天开。你有法律思想；你来自哈佛或耶鲁，或其他地方，跟那里的其他家伙都是一个样；你不懂工人的思想。”在这样的环境中，毫不惊讶的是，畏缩自疑的感觉时时让专家退却，采取了缄默的姿态或试图掩饰自己。他们工作的氛围也许在诸多方面都是振奋人心、宽厚和善的，但是，研究工会官僚制之专家的学者认为，该体制的一个方面正是“无处不在的反智主义”。[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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