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902350 笃信和按照信仰行动是中心。虽然宗教已然被称作软弱心智的避难所，但是，真正的弱点“在于心智没有认识到所有心智的弱点”。“不可知论是理智的疾病，对谬论的信仰也比毫无信仰要更佳……愚蠢的信仰也胜过信仰全无。”甚至手相术也会促成握住其他人的手，颅相学则促成研究他人的头颅——“所有这样的信仰都让个体走出自我，驱动他走入利益更大的世界。”无论如何，“对理性的偶像崇拜，理智对宗教的轻蔑”，都让庸医之术、伪科学和政治万灵药伤害了人们。在美国，国民有一个不幸的内向的趋势，它尤其会促使人们对失业者推卸责任，设想联邦政府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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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52 心智也威胁到了婚姻，因为内向削弱了夫妻间的幸福。可以证明，离婚者比婚姻幸福的人对理智怀有更大的兴趣。喜好哲学、心理学、激进政治，喜欢阅读《新共和》，这对于夫妇的快乐来说，并非吉兆，倒不如喜欢基督教青年会的作品、《圣经》研究和《美国杂志》。在题为“教育之恶”的一章里，林克攻击了“自由心智的创造”，“这很可能是教育之中最为有害的一个方面”——他发现，教育的教义与教会的任何教义一样，都是神秘和无理性的。这样的教育导致了“破除崇拜的无情之举”，为了自己创造出文化，为了自己创造出对知识的需求。自由主义将人从传统、从过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用虚无取代它们。接受自由教育的年轻人，总喜欢将父母视作古董，挥霍时间，对长辈的虔诚抱以理智的蔑视，谋求知识型的职务，而非父辈的工作，抨击从商，否认它是事业。对于丰裕的生活，更充分的洞见存在于陆军和海军的兵营，那里的人们面向着真实的价值，必定会变得更加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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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57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1704900967]

1704902358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第十一章 主题的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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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6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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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62 对于实践的优越性，商人所表达的口头禅，轻而易举就可以从美国生活的民间俗语中学得；并非总能确定，是谁在回应谁。口头禅的表达因时而异，因阶级而有别，但它的主旋律通常都能分辨出来，它在广泛的职业，在极为对立的政治阵营中都回响不断。这方面的证据颇为充分，而大众文化方面的证言则几乎达成了一致，它骄傲地确信，不利用正规知识，而且就算没有应用科学，它自己也有能力生活下去——甚至活得更好。正规知识的拥有和运用一向被认为具有可疑的价值；在任何情况中，它都被视作专业人群的特权，而他们的殊荣和优雅为自己招来了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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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64 我们可以首先对农民方面的主题予以关注，这完全是因为，美国很长时间以来都主要是农人之国。18世纪末，大约十分之九的美国人都以务农为生；1820年为十分之七；1880年之前，非农业人口与农民数量相当。在许多方面，美国农民都基本上是商人。通常来说，他们很可能认为务农就是生活方式，但是，这种生活方式很快就令人惊讶地在志向上如同商业一样，即使在行为模式方面并非总是如此。美国幅员辽阔，美国乡村生活的流动和非传统性，美国社会的新教动力，都促成了农事中的商业精神和投机作风。农民往往按捺不住占有更多的土地，这超出了他们在经济上能够耕种的范围；他们出于投机，持有土地，为了升值；他们从事大规模的粗耕，而非面积集中的精耕细作；他们着眼于种植单一、大型的经济作物；开发土壤，使之枯竭，然后售出，迁徙。早在1813年，卡罗林的约翰·泰勒[683]在其《耕者》（Arator）中指出，他发现，弗吉尼亚因为缺乏精耕而“毁坏殆尽”，他敦请同乡：“住手吧，啊，住手，切勿弑母，不为将来，不为上帝，也为了你们自己。”在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做出结论说：“美国人将商业般的特征引入了农业，他们做生意的激情也体现其中，就像体现在其他事业里一样。”[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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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66 对于何为实用性，农民自有其看法，这大部分都表达在他们对农业的科学发展与农业教育的态度中。在繁忙、艰苦劳作、不太富庶的农村社会，人们很难期待找到资助艺术和学术的人；但至少，接纳应用科学的心态，对农民自身来讲，本来会有巨大的用处，然而，就连这也被认为是无用的。当然，还是有一些违反潮流的少数派；不过，自耕农对自己产业发展的主流态度是一种愚钝、作茧自缚的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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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68 与美国生活中的其他所有方面几乎一样，农业也是规模庞大，有着形色各异的组成。但是，农业之内也曾经存在着一个单一的基本的阶层划分，它与哲学观的分裂合乎一致——此即19世纪自耕农与少数的绅士农民阶层的区分。绅士农是大农户，专业人士，学院或大学的科学家，商人，或是农业刊物的编委，他们通常从农业之外的资源里获取收入；他们对农学实验怀有兴趣，阅读而且偶尔还著述这一主题的书籍；他们希望用科学知识来发展农业；他们结成了农业社团，参加或领导提升农业教育的运动。一些在其他领域里因成就而知名的、杰出的名字，也可以在绅士农中一一发现。其中包括的人物，如康涅狄格布道师雅列·艾略特；1748到1759年，他撰写了经典的《论新英格兰农耕》（Essay on Field Husbandry in New England）。与其有过一段时间通信往来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新泽西布灵顿（Burlington）附近经营了一座农场，他希望从中获利，但他也利用它作为满足科学好奇心的场所。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和卡罗林的约翰·泰勒，也都属于开明农业家这条传统，他们试图将18世纪英国农耕改革的成效引入弗吉尼亚农业的实践中。他们之后，还有埃德蒙·鲁芬（Edmund Ruffin），因钙肥方面的试验而闻名；他是《农人记录》（Farmer’s Register）的编委，后来成为好战的南方分离分子，在桑特堡[685]打响了第一枪。弗吉尼亚之外，最为积极、让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推动农业发展的中心，并不在典型的农村社会，而是在耶鲁学院；那里，对农业需求的理解联系了先进的化学研究，而学院科学家，从小本杰明·西里曼[686]开始，都致力于土壤化学、农作物、科学农业；西里曼之后，有约翰·P.诺顿（John P. Norton）、约翰·艾迪逊·波特（John Addison Porter）、萨缪尔·W.约翰逊（Samuel W. Johnson）。其他方面不论，这些人主要试图将尤斯图斯·李比希[687]的土壤化学的著作加以普及。伊利诺伊的乔纳森·B.特纳（Jonathan B.Turner）也在耶鲁受过教育，他是推动农业教育发展的领军人物；有可能是他催动了《莫里尔法案》[688]，尽管尚不确定。在纽约，自学成才、出身农家的刊物编辑杰西·布尔（Jesse Buel）一贯宣传农业标准的提升。在宾夕法尼亚，杰出的植物生长和植物化学的研究家埃文·皮尤（Evan Pugh）成为宾夕法尼亚农学院的校长，在三十六岁英年早逝之前，他协助促进了《莫里尔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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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70 这些人将科学好奇心同农业实践，将公民责任感与追求农业收益结合在一起，故而他们作为范例，表现了知识分子和实干家的完美统一。他们总是有志趣相同的人。他们的工作影响了相当广泛的绅士农阶层——他们是农事社团与农业博览会的骨干，是农务期刊的读者，农学院校的倡议人。一本优秀的农业实用书籍，如果销售成功，可以卖上一万到两万册。或许，十个农民里就有一个订阅农业刊物；在南北战争前夕，这样的期刊有五十多种，其成功或失败的阶段，各有不同。[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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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72 但是，农业发展的支持者和绅士农，都受到了自耕农的怨恨。这种恨意之中有一种阶级情感：绅士举办而且推动了农业活动，他们的风头盖过了小农。在县城的农业博览会，他们很可能会露面，带着有希望获奖的标本，那是不计成本通过实验制作出来的；普通农民难以跟他们竞争。[690]他们的宣传也遭遇了保守、封闭、怀疑创新，通常还迷信的心态。美国农民，虽然在土地投机、各处迁移、采用新机器等方面，丝毫不保守，然而，对于农业教育或农事上的科学应用，还是保守至极。因此，职业农学家和农业刊物的编委都觉得，他们在一种充满怀疑，甚至敌意的环境中工作。“如果你的农民邻居，”本杰明·富兰克林给雅列·艾略特写道，“就像我身边的农夫一样，不愿意离开先辈走惯的老路，那么很难说服他们尝试任何改进的措施。”乔治·华盛顿在给阿瑟·扬[691]的信中致歉说，美国农民更渴望利用廉价的土地，而不是付出昂贵的劳动；故而，“大部分土地被搜刮一通，本应该培育出的东西或得到的提升，什么也没有”。埃德蒙·鲁芬在邻居嘲弄的目光下进行了他较早的实验，他得出结论说：“大部分农夫都坚决不想理解任何与化学有关的事情，无论多么简单。”“我们的农民，”杰西·布尔抱怨说，“对我们农业的普遍发展，似乎总体上漠不关心，毫不积极，这要么是因为，他们误解了自己的义务和真正的兴趣，要么是因为，在怪异的愚昧的影响下，他们担心，随着其他人崛起，自己会沉落。”1831年《美国农民》的主笔说，农民“既不会订农业报，给他们也不会读，他们不相信里面的内容，即使碰巧听见有人在读”。二十年后，杰出的英国农业科学家詹姆斯·F.W.约翰斯顿在美国结束讲座之旅后说，那里的农民“反感变革，更反感这样的看法，即他们对自己必须要做的一切，还不够聪明”。他发现，在纽约，他们反对农业大学，“理由是，学校教的知识毫无必要，那种知识用在土地上是否有收益，很值得怀疑”。[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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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74 事实上，农民从农业改革者那里要学习的还有很多。即使是头脑开明的农夫也有可能对动植物的培育、植物营养、合理耕作、土壤化学等方面的原则一无所知。许多农人都深陷对月耕的迷信中——随月相播种、收割、刈草。他们的做法并不经济，造成了损耗。[693]针对改革者在教育上的努力，他们以“实干家”对待理论家的轻视，用轻蔑的书耕（book farming）一词表达了鄙夷。“靠书本务农的人，在我看来，可不是农家，”有人这样说，“还是给我喜欢双手，胜过书本的人吧……让那些拿务农当消遣的家伙搞他的实验去……让学究们钻研变格、性、语气和时态吧：你和我要去照料畜群、乳厂、农田和篱笆。”[694]为了反对这种势不可挡的偏见，改革家与农业刊物编委勇敢地展开了艰难的斗争。杰西·布尔批评说，在其他各种领域——在战争和航海，法律与医学——中，美国人都认为正规教育是有意义的帮助，甚至是必不可少的：[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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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76 对于农业，凭着上天保佑，我们实际上“生活、动作、存留”[696]都依靠于它，它的确包含了更为广泛的有用的科学，超过了法律、医学、战争或航海；但是在这个领域，我们没有学校，我们给不出指导，我们没有政府的资助可用。可以认为，在生活的许多次要的职业里，科学知识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在这个影响力最为强劲和最为有用的、重要的行业里，我们却通过自己的习惯来判断，认为它就像小说家杜撰的作品一样毫不重要。我们认为，心智是有效的力量，可用于大多数其他的追求；我们忘记了，在农业里，它就是阿基米德杠杆，虽然不动，却会让世界满是富足，充满道德活力，处处人类幸福。在这些严重忽视的情况下，按照大众的评价，农业居然应该是我们之中的滑稽低贱的职业，这难道不让人惊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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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78 但是，布尔认为：“农业发展的巨大障碍，正是这样一种太多人都持有的、可耻的看法：冠名科学的所有东西，要么对农耕无用，要么超出了农民的理解。”[697]这位农业刊物主笔连续不断地劝告，坚持不懈地努力克服那种反对书耕的情绪，这些做法都证实了他自己的话。并非所有农业刊物都毫无瑕疵；有一些就兜售自己的庸医之术。不过，无论如何，它们总是觉得有必要以致歉的方式做出如下解释：它们并不支持任何极端理论化的东西，它们的大多数稿件都由实践的农民写成。当1841年李比希的论化学的巨著发行美国版时——必须指出，它在改革者中，甚至在少数自耕农里找到了愿意接受的热切的读者——他的种种发现被《南方种植主》（Southern Planter）描绘为“精心编造的新理论”。[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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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80 毋庸置疑，尤斯图斯·李比希先生是聪明的绅士，最为深刻的化学家，但是，按照我们的看法，他对大部分农业的知识，就像耕地的马；弗吉尼亚的每一位踩着犁梢的老者，都能告诉他种种与他精心编造的理论完全不符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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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82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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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84 按照前述的对科学和书耕的反对态度来看，丝毫不令人惊讶的是，农民们极为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看法：教育（除了高度实践的农场培训之外）可以给他们的孩子带来很大的帮助。对于农业教育，农民有可能心存这样的希望，但他们似乎也被自己的恐惧压制了，他们害怕的就是，越来越多的学校仅仅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税。1827年，《美国农民》上，一位支持农学校的人发现，农民恰恰都对“它们表达了最为温和的异议”。[699]1852年，一位给《新英格兰农民》去信的人，反对建立马萨诸塞农学院的提议，他认为，该州里，90%的实干的农民都认同自己的观点。无论如何，针对这所学校，他都足够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反对主张：农民不会利用它；他们会认为这是“豪华又昂贵的实验”，保证不了相应的回馈；它只会给“少数人一个肥得流油、赚大钱的部门”，这些人并没有胜任它的经验；提倡这个计划的人都希望富家子弟还有文雅之士的孩子研究农耕的知识。对此，“只有实践才能教会技艺”。[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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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86 这仅仅是乡村人表达出来的、更一般的对支持教育事业的不情不愿。在分析对普通学校运动的态度时，西德尼·L.杰克逊描述说，农民“在改善学校的斗争中，更像是阻碍，而不是帮手”。[701]在1862年《莫里尔法案》通过之前，美国农学院中的各种实验主要是一小群有奉献精神的农业改革家在进行——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这解释了如下事实：在一个农业占据主导地位又迫切需要农业技术的国家中，[702]联邦政府出手干预之前，农业方面的实验居然微乎其微。1862年《莫里尔法案》的通过，并不归因于大众的热心；再一次，它的成功源自一群坚定的游说者。厄尔·D.罗斯（Earle D. Ross）在其对赠地运动的出色研究中评述说：“毫无迹象表明这来自公众自发的兴趣。”《莫里尔法案》在战争新闻中并未受到新闻界的普遍关注；农业报纸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热情，有一些甚至都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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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88 首先，这项法令本身只是初衷甚佳的期许；接下来的三十年里，改革者会发现，在舆论面前，很难按照意图深远地实施改革。参议员莫里尔的看法足够明智。他认识到，美国的土壤耕种恶劣，浪费颇多；在农业教育和机械教育上，其他国家比美国的投入要更多；需要的是实验和勘查；农民必须接受指导，学习新的科学发现；在公共用地收益的支持下，健全的农业和机械院校得以设立，它们合乎从前的美国先辈扶助教育的做法；这不会干预各州的自治权，也不会妨碍古典学院提供的那种教育。一段时间里，莫里尔的提议与分离倾向的政治观点发生了碰撞；赠地农学院的设想也于1859年让布坎南否决。但是三年后，林肯签署了类似的法案。比起大多数农民来说，国会似乎更被说服，相信需要改革。[704]但是很遗憾，如罗斯所述，对这项措施的讨论，并非围绕着它在教育方面的价值。反对它的看法，主要立足于它所谓的违宪，还有细枝末节——因此，当这项法律在国会上确立出来时，它还不足以实现其制定者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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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90 赠地学院一经建立，就面临着各种困难，尤其如现存学院的妒忌之心，以及美国人不喜欢集中精力，而偏爱教育的扩散和分散的倾向。招聘能干的员工也非常之难。古典学院传统培养出的老资格的教育家，其实通常都不能接受农业和机械教育的合法性；有时，他们还从内部破坏新的学院。与之相对，那种旧式的、心胸狭隘的异议，则来自农民和民间领袖，他们一贯认为，科学给农民带不来什么“实用”的东西。正如罗斯指出的，“农民最难相信，职业训练是必需和可行的”。他们就算不抗拒这种教育的理念，也会抵制让它隶属大学或与实验科学建立联系的提议。一些独立开设的农学院就会这样抵制，它们在目的上极为追求实用。威斯康星的格兰奇组织[705]主张，每种职业都应该由从业者教授。“牧师应该教牧师，律师教律师，机械师教机械师，农民教农民。”有些州长想要尽可能摆脱由古典学院代表的人文教育的传统。俄亥俄州州长就希望教育是“浅显、实用的，没有理论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特征”；得克萨斯州州长设想，农学院“以训练和教导农工为目的”；印第安纳州州长则认为，任何种类的高等教育都是对正直劳工的威慑。[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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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92 比任何论证都更为关键的，是这一事实：并没有许多农民送子弟进入农学院；当他们这样做了，孩子们就利用自己的教育机会摆脱了务农——通常从事工程技术。数年间，农学院的学生相对寥寥——其中，“机械技术”，即工程学的学生在数量上逐年高过了农学学生，从二比一、三比一、四比一，到五比一。农业科学的状况随1887年《哈奇法案》[707]而得到改善，该法案建立了联邦实验站制度，实验站与农学院紧密合作，还提供了越来越多可供使用的研究设备。到了19世纪90年代，农学院才最终在科学训练方面提供了相当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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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94 赠地制度的另一个缺陷在于，它的建设是由上至下，倒置而成。对于充分发展乡村中学制度，使毕业生可以进入农学院这方面，国会并未做任何准备。这一缺点在1917年通过《史密斯——休斯法案》[708]得到了弥补，它为农业方面的中等职业教育提供了可用的补贴。经过1873至1897年漫长的通货紧缩时期，农业繁荣的复苏让农业教育的命运出现了转折。更为丰厚的利益促使农民考虑商业管理、动物饲养、土壤科学、农业经济。机械化的发展也让他们更容易将自己的孩子从农事中解脱出来。1905年之后，农学学生的数量不断增长，而且速度迅猛；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其数量几乎与工程师的人数相当。按照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期的农业副部长M.L.威尔逊的回忆，他所在的衣阿华社会之中，对书耕的轻视几乎无处不在，直到世纪之交；仅仅在其青年时期，这种轻蔑方被克服：[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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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96 20世纪开始之后不久，科学在农民群体中实现了革命。当1902年我去艾姆斯研究农学时，在衣阿华的街坊里，我并不是第一个上大学的小伙子，然而，我是街坊中第一个去农业大学的年轻人。十年或十五年之后，所有能够攻读大学的人才都接受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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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2398 I.L.坎德尔1917年研究了这个问题，他充分合理地指出，“为了让科学在准备农事上发挥首要的功能，参议员莫里尔及其支持者计划了”赠地学院，但它们“在建立五十多年以后，才刚刚开始实现他们制定的这种功能”。[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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