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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读者可能不认为农业学院和机械学院是理智主义的大本营，他们可能会质疑我在这里所做的、所主张的东西。在这个方面，我并不想虚报农学院的如下特征：它们的意图仅仅是让职业教育和应用科学达成某种富有成效的统合，我认为这是颇为有用的目的。此处的关键点在于：这种急需的融合仅仅是在农业改革者的一个世纪的活动之后才得以实现；这一百年里，他们对抗着农民之中存在的一个无处不在、极端顽固的信念：理论对实践毫无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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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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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可以貌似合理地被描绘为生活的“自然”方式；它的从业者，如果倾听世故的批评，采信书本或科学的思想，就会极为得不偿失。产业工人阶层则情况不同，其生活方式被认为是不自然的，他们需要达到某种水平的自我意识和组织形式，这之后，才能表达有关自身命运的态度。从一开始，知识分子的批评与工人运动的关系就体现出了比在农民当中的情况还要复杂的特征。在《社会主义心理学》中对书名这一主题的卓越研究里，亨利·德·曼评述说：“工人运动并未受到知识分子及其动机（Intelligenzlermotives）的影响，它仅仅是这样一种利益代表，它想让无产阶级转变为新的布尔乔亚。”[711]这一观察中存在的某种讽刺，也适用于美国的工人运动，较之其他国家来说，它的目的更是在于让无产阶级成为新的布尔乔亚。就像其他地方一样，美国之中，工人运动也在确乎真正的意义上是知识分子发起的。然而这个孩子，对自己的父亲反戈一击，就为了铸造自己独特的性格。它不可能培养出那一类最终可以在美国成功建立永久组织的工人领袖，除非某种奇异的辩证法得到了仔细的审视：首先，知识分子的影响及其对资本主义的系统批评，创造出了对工人运动的必然性和可行性的意识；但是之后，一系列阶段之中，这一影响不得不被丢弃，只有如此，工人运动才可以消除分心和累赘，献身于组织有工作意识的工会，并立足于持久而成功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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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美国的工人运动在开始时，并没有专注于工作、薪资议价，以及最终成为工人运动本质特征的罢工。它总是在很大程度上渗透进了资产阶级领袖，这些人受到了改革理论家的目标的影响，受到了运动成员的兴趣的感染，要么想在资产阶级社会获得稳固的地位，要么想要彻底变革社会。运动的早期历史联系了这种或那种一刀切的政治万灵药——土地改革、反垄断、绿钞主义[712]、生产合作社、马克思主义、亨利·乔治的单一税[713]。这样的实验持续了四分之三个世纪还要多的时间，它让美国工人运动在建立牢固永久的组织方面毫无作为；仅当萨缪尔·贡珀斯[714]和阿道夫·施特拉瑟[715]这样务实的领袖先后接管，运动才发展出了效果，他们让运动集中于工作和薪资议价，集中于足够强大而希望凭借自己的技能垄断劳动市场的技术行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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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已然成为社会主义者的阿道夫·施特拉瑟与美国劳工联盟（A. F. of L.）第一代的精神领袖萨缪尔·贡珀斯，都从他们年轻时与社会主义者的对话中受益良多。对于自传中提及的早年接受过的理智训练，贡珀斯给予的也许只是勉为其难的赞颂，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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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工会运动奠定基础的人中，有许多都借助了社会主义的经验，他们找到了制定合理政策的途径……他们总都是远见卓识之士……如果个体的发展能够超越社会主义的方案，社会主义的经验就起到了建设性的作用，因为这样就为方案的实际义务带来了活跃的洞见和理解力，使得有形之物仅仅是达到更高的精神目的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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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会将工人运动的可行性教给这样的人，不过，工人运动本身一旦建立，就将社会主义在美国的不可行教与了他们。从工人运动的最早时期开始，贡珀斯就必须同“跟风派、改革分子、爱看热闹的人”展开斗争——他用这些词描绘在工人运动周边徘徊的意识形态家；有时，这样的意识形态学者还属于他们的强敌之列。正是在这些社会主义者的作用下，1894年，他落选了美国劳工联盟的主席之职，只有在这一年，他没有连选。他深信，领导权可以“仅仅”委托“给那些为生计每日劳动，其心灵和思想由这方面的经验编织而成的人”。“我认识到了同知识分子纠缠、结盟的危险，他们并不理解，工人运动的实验就是人的生活的实验。”[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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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贡珀斯这样的工人领袖疏远，是因为他们对工人运动的期待完全不同。知识分子倾向于将工人运动视为实现更大目标的手段——社会主义或其他某种类型的社会重建。他们来自工人运动的外部，他们很少是从工人阶级内部吸收而来。一般说来，他们轻视大多数工人领袖，事实上还有大多数底层技术工人所向往的那份中产阶级的体面。美国劳工联盟之类的务实的组织，从来不诉诸知识分子的理想；而知识分子也固执地轻视组织的领导层。我相信，最合适的理解也许是，工人领袖是一群自我奋斗者，在这一方面，他们同产业公司中大量这样的奋斗者相比，并没有什么迥然的差别。如施特拉瑟在一次典型的交锋中所说：“我们全是实干家。”[717]这些人大部分来自工人阶级队伍，他们从来都希望，工人及其领导者会得到商人所享有的体面。他们接触了反资本主义和反垄断的思想，但与知识分子不同，他们并不了解资产阶级文明的全面衰败，而这种败象弥漫于政治和审美的先锋思想之中。他们是出色的爱国者，相当顾家的人，早晚也会是优秀的共和党人或民主党徒。[718]他们与知识分子——或他们视作知识分子的人——早年间的接触引起了他们的怀疑。首先，在工人运动的内部，就出现了与社会主义理论家的斗争。工人领袖总是因为学院经济学家的批评而懊恼，[719]长时间以来，后者都是一队摆开阵势、几乎团结一致、反对工人的队伍——“教授”群体，按照贡珀斯贴的标签，是“工人的又明又暗的敌人”，“跟风之徒，空谈理论的人，娘炮”。最后，大约在世纪之交，“科学管理”运动又被工人视为严重的威胁；贡珀斯认为运动的领导者是“学院观察家”和“知识分子”，他们只想充分利用工人的力量，然后送他们去垃圾堆。这些都不是增强信心的经验。[720]事实上，工人运动是尽力在并不友好的环境中立足；1900年之前，总的来说，是官方知识分子为这种不友好推波助澜。在任何情况下，那些友善的知识分子，都被视作愚蠢、讨厌的工人盟友。直到进步运动来临以后，不计其数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才对工人事业明显友好起来；直到新政时代，强大的同盟才铸就而成，即使并不完全持久。[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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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珀斯时代以来，数年之间，种种工会的成长、成功和稳定，让这些庞大、具备官僚等级制的组织越来越必须雇用专家，他们有的负责法律、保险、经济方面的建议，有的负责调查和新闻业，有的负责宣传和游说，有的负责大型的教育部门。以这样的方式，对于美国1800万有组织的工人来说，他们的领袖成了数量可观的知识分子员工的雇主。但是，相较于工会支部组织的知识分子来讲，工会总部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找到舒适的家园——事实上，他们与工会领导人的关系并未完全相似于企业知识分子同公司负责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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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有三种压力似乎让知识分子与工会环境疏离开来。第一种仅仅对一些人产生作用，它是对改革的热情，对意识形态的担当，它有可能让知识分子一上来就想为工会服务。迟早，他将看到，自己阻止了工人运动变得激进——然而，他还会看见，他本人被吸入了这个巩固领袖权力和威信的机器。无可避免，工会专家的理想主义不再锋锐，他发觉自己卷入了一个乐意使用他，却不愿顺从其意志的持续运行的机构。（以传教士般的热情从事这份工作的工会专家，其所得报酬要略少于更重视自我、有事业野心的人。）第二种疏离的根源是知识分子对科研的职业感情，对真理的无私的欲望，这有时就与工会作为激进组织的必然性或领导者个人的命令相抵触。“他们在使用数据上马马虎虎”，一位专家这样批评自己的工会同事。[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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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可不管这一套。他们是哲学上的相对主义者，对真理或科学的客观性，并没有真正的信仰；或者至少，他们认为，对真理的探求太困难了，所以，他们就放弃了，为拒绝真理给自己开脱。他们说：“总之，谁会喜欢真理呢？——管理层吗？”基本上，这是因为，他们具有马克思主义或社会改革的态度。一切都与党派利益有关……他们想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激化领导者的偏见……我有时候真希望自己可以进大学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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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时常都在探寻不受欢迎的真理，或是成为工会领袖的中介，通过他们，领导人可以面对某种不受欢迎的现实，比如法律界或经济界。因为这一能力，尽管对他们的需要非常迫切，但他们还是遭到了怨恨。工人刊物的编辑也许有志于经营一种理智的期刊，致力于舆论批评；他的工会领导者也许更关心：工会的刊物在派系纷争中是否采取了右倾的立场。工会的教育主管或许希望为工人提供某种与人文教育相近的东西；而领导人却仅仅寻求简单的灌输和意识形态上的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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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一类疏离，它完全是个人性的，源自教育，在某些情况中，还是因为专家的个人文化。如果他的工作不再必需，他就失去其位，不再是合适的人选，不会被青睐，作为同伴。工会的办公室中，一句句嘀嘀咕咕的抱怨尾随着他，就好像他实际上在流水线里——或者还有这样的情况，在扶轮社[723]集会时抱怨说，他们“恃才傲物……根本没法与他们合作……他们不受欢迎……他们不是普通的男人。他们也不喜欢普通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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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领袖对待工会知识分子的态度体现出了某种矛盾心理，而类似的心理在商业界和整个社会中也能发现。哈罗德·维兰斯基在他对工会专家的研究中发现，知识分子的专家知识有时候威胁或威慑到了工人领袖，但通常，后者又会称赞前者。不过，他轻视专家的迂阔，甚至其古怪的言论却可以让自己安下心来。一位工会的高级官员夸口说：“我上过吃苦头的学校。”当他以同样的骄傲说出如下这番话时，上述复杂的感受又表达了出来：“我跟自己的儿子说了，在学院学劳动法！”在一些部门，对专家职位的埋怨又羡慕，困扰着非知识分子：“那个婊子养的，为什么他能有这么舒服的活……我就得在底层费死劲听他胡说八道，我连着几夜都得出去参加当地的集会，他却坐在桌子后面，写着各种材料。”与商人一样，工会领导人都高声称颂实践经验——对工作台或工会组织活动的直接认识。“从书本里，你学不到这些。经验无可替代。”从一开始，他就在斗争中；而专家在局外，是后来入行的，他不可能理解工人斗争或工人心理，因为他没有直接处理过这样的事情。“在这方面，你的整个思维……都是异想天开。你有法律思想；你来自哈佛或耶鲁，或其他地方，跟那里的其他家伙都是一个样；你不懂工人的思想。”在这样的环境中，毫不惊讶的是，畏缩自疑的感觉时时让专家退却，采取了缄默的姿态或试图掩饰自己。他们工作的氛围也许在诸多方面都是振奋人心、宽厚和善的，但是，研究工会官僚制之专家的学者认为，该体制的一个方面正是“无处不在的反智主义”。[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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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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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可吃惊的是，以“布尔乔亚”为目标指向的、组织化的美国工人运动，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并不完全合乎志趣的环境。相反，令人更为吃惊的却是，在不搞共产主义的左翼里也会发现有相似的问题产生，尤其是在社会党[725]中，因为知识分子其实让他们受益匪浅。不过，如果说在当时，社会党是一股反智的势力，它对知识分子颇为冷淡，那么这一看法，完全会具有误导性。1900到1914年，美国社会党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他们的支持难以估量，他们的著作给自己带来了威望，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影响力。在他们之中，不仅有厄普顿·辛克莱和约翰·斯帕戈[726]这样的揭丑人士，还有撰写批判作品的作者，这样的著作刺激人心，关注的是社会主义以及美国生活中一向值得解读的各种方面——这一类的人物有路易斯·B.布丁（Louis B. Boudin）、W.J.根特（W. J. Ghent）、罗伯特·亨特（Robert Hunter）、阿尔杰·M.西蒙斯（Algie M. Simons）、威廉·英格利什·华灵（William English Walling）。与后来的共产党不同，社会党维护了远非整齐划一的思想氛围，它还出版了并未完全被马克思主义经院派束缚的理论文献。在社会上招募人才时，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以多元为特征，始终不拘一格，甚至在思想上颇有胆略，它的一些支持者还让它具有了神气轻灵的波希米亚风格。“《群众》，”一份社会党期刊这样宣传自己，“是懂幽默的……享受革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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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一些地区，甚至社会党也承受了无产阶级崇拜之苦。在党内频繁的派系斗争里，知识分子代言人通常都被打上中产阶级学院派的标签，他们还被不公平地类比成作为运动堡垒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当革命热情受到质疑时，知识分子其实通常都在左派之中，而非右翼。）社会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尽管通常来自稳固的中产阶级，有时还是富家出身，[727]但都在精神上努力脱离自己的阶级，尽力适应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理想，因此不可避免的是，这产生了某种自我贬抑和自我疏离。故而，党内的反智主义派系也依然拥有知识分子代言人。[728]其中之一就是W.J.根特，他认为，《群众》的热情放纵无拘，太过轻率，难以严肃地致力于让工人信奉社会主义这一基本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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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轻易就会将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新芬主义[729]、立体主义、男性至上、直接行动、破坏怠工混合成一团差不多和谐的整体。它尤其产生于一个个焦躁不安的都会里的团体，它们心有旁骛；它们总是在疯人院的门口寻求泡影般的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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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知识分子罗伯特·李维斯·拉·蒙特（Robert Rives La Monte）认为，尽管本党需要充足的头脑，但是，头脑不应该等同于拥有“传统的布尔乔亚教育”；他得出的结论是：“适度的对知识分子和空谈社会主义者（parlor socialist）的怀疑”，它的存在是“最令人安心的标志，意味着无产者作为阶级正在接近成熟”。[730]对此，右翼党派的应声虫，如乔治·H.戈贝尔（George H.Goebel）就会表示赞同。当知识分子、传道者或教授同工人之间需要做出选择时，戈贝尔说，“工人阶级队伍里培养的新人，在日常生活中与劳动和斗争实际接触的人”，这样的人才总是代表着工人阶级。[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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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内，采取最极端的反智主义立场——名副其实的流氓无产者的风格——的人，并不是右派，也非自我疏离的知识分子，而是受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 W. W.）之精神影响的西部的党员。充分体现这种精神的，是俄勒冈系，它是西部地区强大的派系之一。有一个故事说，1912年印第安纳波利斯召开该党大会，俄勒冈代表拒绝出席晚餐，就因为饭馆有桌布。该州书记托马斯·斯拉登（Thomas Sladden），曾经取消了俄勒冈各个总部的痰盂，因为他觉得，嚼烟叶的无产阶级硬汉用不着这种斯文的器具。还是斯拉登，在《国际社会主义评论》上写下了对知识分子的、不可调和的挑衅。如他所见，运动属于工人，而不属于其他任何人。社会党和工会“都必须要么让位于‘用胃口思考的人’，要么拿起武器反击他们”。斯拉登用如下的话描述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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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自己的语言，不同于公认的文明语言；他外表没有教养，粗野无礼；他有着道德和伦理准则，但不被社会承认；他信奉的宗教，不会传布，无论在正统，还是不正统的教会，那是恨的宗教……他拥有的智慧，超过了在他的世界之外出生、成长和生活的知识分子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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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森林中野兽的本能一样，他的视野清晰，他总是警惕，他听觉敏锐，他生性多疑，他的精神不可征服……他会猛扑，撕碎你那孱弱的理智，还有你的伪造的体面；他巡视众人，他是众人之主，他会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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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无产者……他没有学历，没有礼貌，不关心人们怎么想他。他的学校就是人间经历的艰苦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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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对无产者的崇拜似乎掺杂了种种原始主义精神，而另一位西部人杰克·伦敦也试图将这种精神嫁接到社会主义运动上，尽管并不成功。社会党内非知识分子的更典型的态度，还是温和的立场，如其领导人尤金·V.德波斯（Eugene V.Debs）。他观察到，有许多社会主义者“蔑视知识分子，仿佛他们是入侵者，在社会主义者中不伦不类”；于是他反对说，知识分子不应该成为骂人的词。运动需要头脑；党应该争取吸引他们。对于德波斯来说，重要的事情就是，通常，“官员和代表、公职的候选人，都应该从工人队伍中选拔。知识分子应该是例外，可以在基层任职”。工人组织不应该由知识分子来管理，正如知识分子的组织不应该由工人来管控。德波斯认为，工人有充分的胜任职位的能力。他担心知识分子任职，这与他担心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出现分层和官僚制是一致的。与标准的杰克逊派人士一样，他承认自己信任“职位轮换”。“我坦承，”他说，“我对官僚作风有偏见，我害怕官僚制。”[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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