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902300 有两个方面，几乎意见一致：教育应该更“实用”；高等教育——至少是旧时的美国传统大学理解的高等教育——作为从商背景来说，是无用的。在高中这一级别上，商业界推行了长期而且整体上颇为成功的职业与行业教育计划，但这大大削弱了作为人文教育中心的中等学校。有位马萨诸塞羊毛制造商，他的立场并不罕见，也并不极端，其认为，自己更喜欢只有公共小学（common-school）学历的工人，因为他觉得，更有学问的人，都只是为了进国会而做准备；他反对受过教育的工人，理由是，他没法用代数来经营工厂。而实业出版家亨利·凯雷·贝尔德（Henry Carey Baird）的逻辑也颇为常见，并不激进，他建立了美国第一家致力于技术图书与实业书籍的出版公司。1885年，他反对说，“有种类型的教育太多了”，[650]

1704902301

1704902302 如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德语，尤其还有记账，对于出身低微的人来说，它们十有八九会令其完全丧失斗志，会创造出一批心胸狭窄的绅士，他们不屑于所谓的“买卖”，仅仅满足于从事这样的工作：比如在柜台后，卖绸缎、手套、线筒或蕾丝，或者“记账”……我们的教育制度，按照法律来安排，在宾夕法尼亚，它超出了所谓的文法学校，邪恶至极——弄出了太多的坏事，比好事还多。若我大权在手，就只让男孩或女孩用公费在文法学校接受教育，一些有用的职业教育除外。我认为，今日的“高中”必须在开明的制度下，由技校，很可能还有相关的“工厂”取而代之……我们在制造太多的所谓的“绅士”和“女士”，这个结果令人沮丧。

1704902303

1704902304 数年大学期间的范围拓展的古典学习和人文学习，通常都被视为比高中学校教育还要恶劣，因为它拖住了青年，让他们长久地经受无用的学习，加重了他们对优雅的闲暇的欲望。商人高兴的是，他的儿子没有通过大学入学考试，这让孩子省去了所有的麻烦。“无论何时，当我发现富人去世，留下大量财富去建立大学，我就跟自己说，‘可惜啊，他还不如穷的时候死掉’。”[651]

1704902305

1704902306 幸运的是，许多有影响力的商人并没有完全认同这样的态度。老科内利尤斯·范德堡通常被视为不学无术的极致，而且还自鸣得意；有个故事是讲，一位朋友跟他说了巴麦尊勋爵（Lord Palmerston）的一个观点：有能力的人如果不具备正规教育方面的优势，那太糟糕了。范德堡答道：“你告诉巴麦尊勋爵，我认为，如果我接受了学术教育，我就没有时间再学其他的东西了。”范德堡的财富还是让社会接纳了他，但他缺乏文化，这成了举步维艰的障碍（据说，他一生中只读过一本书，《天路历程》，而且还是在晚年）。“民众会说，我不关心教育，”他向自己的牧师忏悔说，“但是，我关心。我去过英国，看见种种贵族还有其他同类人物，我清楚，我所拥有的脑力是他们有可能具有的两倍之多，但是，因为害怕暴露这一点，我不得不一声不吭，一语不发。”此时，他的女婿进屋，听到了这番话，责备海军准将（Commodore）最后竟如此坦白，范德堡打了退堂鼓：“看起来，还是有一半像你们这样受过教育的人，能跟我相处融洽。”不过，他对自己的牧师说：“大博士，我要是能有你的学历，我今天就掏他个一百万”；最后，这笔巨款恰恰还是从他那里支取出来，资助了范德堡大学。[652]

1704902307

1704902308 据说，安德鲁·卡内基曾经在第五大道看见马路对面比他年长、更为富有的范德堡，他跟自己的同伴小声嘟囔：“我可不会用自己的莎士比亚的知识换他的好几百万美金。”[653]不过，卡内基在更高的层面上，依然具有范德堡表现出来的、针对教育的态度。他曾经写道：“人文教育培养出了这样的人，他实际上吸收了更高级的品味和目标，超过了获取财富，它也提供了一个仅仅是富豪却还难以进入的、可以享受的世界；因此，一旦发现，对于商业来说，它不是最佳的训练，这也就证明了它要求的是更高的领域。”[654]卡内基对教育的慷慨馈赠，他与知识分子为伴时明显的快乐，都让人无法指责他的上述说法只是虚伪之词。但是，在证明高等教育对于商业毫无用处时，他又沾沾自喜；尽管高度赞扬“人文教育”，他却对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一味轻视。他很喜欢列举其他成功人士的名字，这些人都跟他一样经历过艰苦的学徒生涯；他也很乐意记下商业界里没有读过大学的人比大学人士更加优秀的证据。他写道：“看起来，大学教育的存在对于商业领域的成功几乎是毁灭性的。”[655]关于大学的古典课程，他毫不客气。这样的东西，人们“将宝贵的光阴虚度在那上面，试图从愚昧的过去选取知识，它的主要领域教给我们的，都是不可采纳，而要避开的内容”。人们将自己的儿子送进大学，“把精力都浪费在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这样的语言知识上，这些东西就像乔克托语[656]一样，对于他们毫无实际的用处”；在大学里，他们“塞满了各种琐碎、无聊的有关野蛮人厮斗的细节”。他们的教育只会给他们灌输错误的思想，给予他们“对实际生活的厌恶”。“假如他们在大学的几年里投身积极的劳动，他们本来会成为更有‘教养’的人——在这个词的每一个真正的意义上。”[657]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是另一位不信任现存教育制度的教育慈善家。他说，在所有从东部来到他这里求职的人中，最没用的就是大学生。当他们被问到能做什么时，他们会说“什么都行”，但事实上，对于任何事情，他们都不具备“任何确定的技术知识”，他们没有清楚的目的或目标。他希望，自己捐助的大学能克服这一点，为此，可以提供“实践性，而非理论性的教育”。[658]

1704902309

1704902310 虽然有人厌恶按照旧式大学的教导方式进行的古典课程，但对于由此得出的结论，我们还要多加谨慎；许多在智识方面水平较高、颇为优异的人也具有这样的态度。旧式大学试图保存西方的文化遗产，传授高贵形式的精神训练，但是，它对于批判性智识的强劲发展毫无助益。迅速提升的科学知识，在最坚定的守护者的手中依然顽固不化的老式课程，古典学院里通常占据主流的沉闷的教学方法，都比商人的鄙视更为强烈地削弱了古典学的教育。诸如卡内基、洛克菲勒、斯坦福、范德堡、约翰·霍普金斯还有其他富豪，他们的功绩中，必须补上这样一点：他们的资助让旧式大学得以翻新，创建了美国的新型大学。但是，如果仔细地观察商业对教育的主张，那么可以发现，有一套修辞表明了对反思性精神、对文化、对过去的轻蔑。

1704902311

1704902312 二

1704902313

1704902314 在世纪之交的前后，对于正规教育作为商业成功的条件背景，商人的态度出现了明显的转变。19世纪最后二十年里，大规模商业的迅速发展让典型的大企业的工作变成了官僚制下的事业。自我奋斗者，恰恰通过自身的成功，很快就让自己这一类人变得过时。无论多么不情愿，他们都开始明白，没受过教育而成为自我奋斗者这一理想，越来越难以实现，尤其是达到最为想要的商业地位。不得不承认，对于如今在官僚体制的商业中进行的、更为稳定的事业来说，正规教育才是独特的优势：对工程学、会计学、经济学、法学的需要随着商业组织的变化增长起来。因此，尽管“经验当学校”和“吃苦头就是大学”仍然吸引着商业代言人，令其有怀旧之感，但是，对正规培养成的技术的需求，人们必须要认识到。《商业金融时报》在1916年就认清了这一点：“从前，年轻人只要从底层干起，仅仅在日常工作里积累锻炼的经验，成长为比现实企业的经理略高那么一点，为了能同外国培养的专业型青年商人一争高下，接受必要的广阔知识和完备的训练，这就够了；但如今，那样的时代无影无踪。”钢铁大亨艾伯特·H.加里（Elbert H. Gary）也认为，商人对于“一般学校、学院和大学教育的知识”学习得越多，“这对他着手商业，就越为有利”。[659]

1704902315

1704902316 这种重新接纳教育的态度，反映在了那些掌控大企业之人的条件背景中。1900到1910年发迹的那一代企业高管，其教育程度，仅仅比19世纪70年代那一批略胜一筹。[660]不过，新世纪头十年崛起的年轻高管都是从大学中招聘而来。在马布尔·纽克默（Mabel Newcomer）对企业高层主管的抽样调查中，1900年抽选的人员里，有39.4%具有大学学历；但是在1925年，这一数字上升至51.4%，1950年为75.6%。[661]1950年，还有大约五分之一的高管在研究生院接受过某些培训（主要是法学和工程学）。

1704902317

1704902318 尽管这些数字表明了，曾经受到钟爱的自我奋斗者这一典范，正在遭到抛弃，但很难认为，它们表明了，商人对于人文学科的尊重会有所提升。在选课制度下，大学本身更加与职业接轨。19世纪，当富裕家庭将子弟送入大学时，可以合理地认为，他们让孩子上学，不是为了职业培训，而是出于对理智教育和社会优势的重视（这两点并不总是能轻易地区分开来）。在20世纪，他们之所以如此，是为了金钱上的显著的收益，这有可能通过职业培训加以获得。（在1954—1955年的男性大学毕业生里，最大的一个群体主修商学和贸易；他们在数量上压过了基础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学生总和。）[662]

1704902319

1704902320 美国高等教育不断加强的、以职业为方向的特征，其标志之一就是本科商学院和研究生商学院的出现。第一所这样的院校是宾夕法尼亚大学1881年成立的沃顿商学院；第二所则在十八年后建立于芝加哥大学。这以后，1900到1914年，类似的学院如雨后春笋。早期的商学院受到了大学教师的敌意，以及商人们迟迟不去的怀疑，因为后者有时候依然不愿意相信，任何学术训练，甚至是商学院里接受的培训，会有实际的用处。种种商学院，几乎与美国其他各色教育机构一样，很快就在师生素质以及包含人文课程的程度上变得参差不一。托斯丹·凡勃仑曾辛辣地将它们称为“高等商业精神（animus）的守护者”；他调侃地指出，它们跟神学院不相上下，因为这两者都同样跟智识事业毫不相干，但智识事业才是大学的真正目的。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663]在他对大学的著名调查中承认，商科院校有时候也招聘了杰出的人才，但他认为，过重的职业课程大体上失却了学术事业的尊严。[664]大学内部，商学院通常都是反智的，有时还是反智的中心，信奉严格保守的理念。哈佛商学院研究生院的华莱士·多纳姆院长（Dean Wallace Donham）曾向中西部一所类似院校提议，开设有关工会制度问题的课程，而答复却是：“我们可不想让自己的学生关注任何让他们在头脑中质疑管理或商业政策的东西。”[665]

1704902321

1704902322 正如威廉·H.怀特（William H. Whyte）在其知名的对大企业组织的社会与文化方面的研究中所反映的，今日美国商业的状况表现出了一种与过去类似的模式，这一点很容易认清。自我奋斗者当然已去。他们可以受到珍视，作为神话人物，在粗暴的政治宣传战里发挥作用；然而，所有明白事理的商人都清楚，在大企业实际的人事聘任和培训中，至关重要的则是官僚制下的职业经历。不过，在这样的招聘与训练中，自我奋斗这一理想催动的商业反智主义传统依然活跃不已。它的表现形式，不再是嘲讽大学或其他正规的商业预备教育的价值观，而是受狭隘的职业原则控制，有选择地进行招聘。在这方面，需要指出的是，按照怀特的看法，企业高层主管并未特别维护这些职业原则。在接见新人的典礼，还有其他场合，他们都针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声明，但他们通常谈及商业界中人文教育、广泛技能的培训、富有创意的政治手腕的重要性。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诚意。他们的大多数人，尽管工作极为勤奋，过于专心，没有让自己的整体文化素养保持生机，但是，他们受过的教育优于自己的下属；他们往往会委婉地哀叹自己的理智水平停滞不前。他们早已着手为下级主管组织了艺术课程，发起了知识分子与商人的聚会。以这种方式，商贾重视文化，视之鼓励了商业生活这一旧有的看法，重又复苏。不过，虽然他们对于接受过人文教育的人有所关注，但这方面的消息并没有向下扩散到那些每一年都会在校园露面、招募人才的人事部门的员工中。正是立足于这样的支点，商业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势不可挡的压力严重地倒向了职业。

1704902323

1704902324 对职业教育论的偏爱联系了偏好品格——或个人魅力——胜过理智，偏好顺从和易于操控，胜过个性和才干的倾向。“我们从前总是习惯于首先寻找才华”，一位总裁如是说，他必定是在谈论一家公司的过往史，一个奇异又反常的公司。“如今，‘品格’这一滥用太多的词变得至关重要。我们并不关心你是不是斐·贝塔·卡帕或涛·贝塔·斐的成员。我们想要的，是多面手，他能应付其他全才的人。”一名人事经理描述说：“任何进步的雇主都看不惯个人主义者，他们可不想将这样的思想灌输在实习生的脑子里。”有位实习生也表示赞同：“我愿意牺牲才华，换来每一次对人的理解。”怀特先生在题为“反对天才”（“The Fight against Genius”）的一章中告诉我们，即使在产业科学的领域里，这一准则也是颇为盛行；产业科学家要研究应用知识，这对他们造成了束缚；有家知名的化学公司，拍了部纪录片，用来为本企业招聘科学家，它展示了三位研究人员在实验室中讨论意见，而旁边解说道：“这里没有天才；只有一群平凡的美国人在合作”；比起大学同行来说，产业科学家的创造力低得可怜；当才华横溢这个词出现时，它通常都搭配着古怪、反常、内向和乖僻。[666]

1704902325

1704902326 三

1704902327

1704902328 随着19世纪后期美国变得越发世俗，传统宗教之中充满了对宗教实用性的奇特的崇拜，而最终在某种程度上，它被这种崇拜取而代之。如果我们承认畅销手册的漫长历史可以作为证据——从罗素·H.康维尔的《钻石田》[667]到诺曼·文森特·皮尔[668]——那么，这种崇拜拥有几百万的信徒。通过所有内部证据以及关于读者我们知道的一切来看，这一崇拜成了美国中产阶级的主流信仰之一。正如我希望揭示的，它是旧式的自立文学的后代，而且改头换面；但是不管怎样，它又提供了显著的证据，证明了美国社会中广泛传播的实用性动机。现代的信仰励志文学（inspirational literature）坚定地与俗世站在了一起：它必须提供实用的东西。诺曼·文森特·皮尔写道：“基督教完全是实用的。当失败之徒在现实中利用自己的宗教信仰作为可行的工具，从而变成胜利者时，这样的方式是令人惊奇的。”[669]

1704902329

1704902330 毋庸置疑，信仰励志读物并非仅限于美国；凡当对个人进步的欲望如此强烈，以至于这一动机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差异变得模糊，那么这样的文学就会繁荣。在基督教文明中，总是存在一种确信：商业界和宗教界必定以某种方式相关，即使是通过彼此的敌意或紧张关系建立的，因为此两者都关联了道德、品格和规训。首先，负面的关系是最为明显的：中世纪对高利贷的禁令或限制都表达了如下信念，抑制经济剥削是普世教会之任务的一部分。而之后，清教徒的天职说则表明了另一种关系，但更为正面：勤勉经商是侍奉上帝的方式之一。另外，商业的成败可以作为标志，表明个人的信仰状况。但是，经历了多年之后，这一关系又渐渐地颠倒过来。侍奉上帝与自我侍奉的区别瓦解了。从前，商业成为宗教规训的工具，但如今，宗教规训，作为各种侍奉上帝的手段之一，又变为商业的工具：一种利用上帝达到世俗目的的方法。尽管曾经，人们能从商业成功中汲取信心，将之作为受到拯救的奇迹，然而现在，他们将救赎作为此世之中，通过自愿的努力可以获得的东西，它会在追求俗世的目标时带来成功。宗教是某种可以利用的事情。皮尔先生告诉自己的读者：他的作品证明了“一种简单可行的思考与行动的技术”。它“强调了在个人经历这一实验室中已然得到证明的、科学的信仰原则”。“要想为你的商业获得全新可行的思想，那么最佳的地方就在这一章描述的那种教堂的礼拜中。”“如果你会践行信仰，那么你就能治愈恶念、自卑、恐惧、内疚，或其他任何阻止流动的精力重新恢复的障碍。能力和功力可以供你使用，只要你愿意信仰。”[670]正如H.理查德·尼布尔[671]指出的，现代美国神学中，有一种倾向，“它在界定宗教时，往往以获得能力为目标，随神性现实进行调整，而非按照启示，因为启示会让获得启示的人遭受批评，批评的对象就是被启示的内容”。结果就是，“人依然是宗教的中心，上帝是他的帮助人，而非审判者和救世主”。[672]

1704902331

1704902332 旧有的自立文学，无论有什么缺陷，都与俗世凡尘和宗教生活建立着某种有机的联系。它假设，商业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品格的结果，品格由虔诚形成。按照这种方式，它就自然地回应了——即使在理智上是单纯的——新教的道德律令、古典经济学学说、流动开放的社会这三者的历史交会。对于美国社会来说，正如大多数针对这一主题的现代研究所表明的，它始终是流动的；但是如今，成功的条件发生了变化：虽然它也联系了那种在老的自立读物中如此突出、类型独特的品格特征，但成功似乎更密切地联系了采用正规训练的能力。对于一位19世纪早期的商人，如果有人询问他，促进成功的“磨炼”是什么，那么他有可能会回答：“贫穷是磨炼，吃苦头就是学校”或“勤俭就是磨炼”。而现代商人，面对同样的问题，他有可能如此答复：“嗯，法学最棒，不过工程学也很好啊。”

1704902333

1704902334 现代信仰励志文学建立于旧式的自立传统，它大体上与后者相似，但也具有一些重要的差异。在老套的自立方法中，信仰影响品格，品格促成对俗世的成功掌控；而在新的方法体系里，信仰直接产生了自我掌控的能力，人们相信，它是健康、财富、名气或内心平和的关键。表面看去，这也许表明，它摆脱了老派自立书籍的世俗目标；然而实际上这标志着，它脱离了那些读物对现实的把握，因为它体现了对世俗界和信仰界之差异的抹除。在旧的自立文学里，这些领域是相互作用的；而在新的文学中，它们暧昧不分。我相信，这一过程所表现的，不是宗教的胜利，而是美国中产阶级心灵的根本性的世俗化，即使这大体上是不自觉的。毫无疑问，取代宗教的，不是自觉的世俗哲学，而是精神上的自我掌控，某种对魔力的信仰。宗教和对世俗现实的认识都变得糟糕不堪。很容易相信，曾经，成长起来的青年商人之所以在现实中转向旧式的自立文学，是为了一种粗略的指导，可使他们获得商业界的必要条件，无论他们得到的实际帮助有多么微小。今天，阅读信仰励志文学的人，用皮尔的话来说，主要是“失败之徒”，还有妇女，而非男性，因为他们尽管受到了商业的实用原则的影响，却并未在现实中进入商业生活。

1704902335

1704902336 成功学作家有意提供的，正是雷蒙德·福斯迪克[673]所谓的“日常生活的力量”。在19世纪，成功学作家的首要承诺，就是宗教会带来财富。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对于精神或身体健康的重视，渐渐增强；信仰励志作品之中，灌输了从精神病学里借来的稳妥的思想，而过去二十年来对存在的焦虑也轻微地感染了它。尽管成功文学让位于信仰励志读物，但后者的目标主要还是日常的实践目的。经过不止一代的时间，取自商业、技术和广告的表达，渗入了这一类作品的隐喻语言，并使之变得粗糙；人们通常会觉得，良好复制的思想可以推动信仰生活，系统的进步手段也可以实现它，就像实现技术进步。路易斯·施耐德（Louis Schneider）和桑福德·M.多恩布什（Sanford M. Dornbusch）在他们对信仰励志书籍之主题的、给人启迪的研究中，称这一看法为“信仰科技”（spiritual technology）。[674]一名成功学作家告诉我们：“上帝是二十四小时的电站。你需要做的一切就是接上插头。”另一位则讲：“宗教实践是精确的科学……遵循信仰的律法，忠实得就像广播遵循自己的规律。”还有一人说，“高辛烷（high octane）的思想意味着力量和性能”，读者应该“接通发电站”。还有一位说道，“身体是……从上帝的广播台获取消息的接收机”，“最伟大的工程师……就是你的这位默契的合伙人”。还有人说，铁路“将基督的手，放在节流阀上，节省财富”。又有一人劝告读者“张开你的存在的每个孔隙，朝向上帝的健康”。还有一位描述说，辛克莱汽油的广告“为布道”提供了“思想，关于灵魂中未曾开发的力量”。布鲁斯·巴顿[675]在其难以言喻的作品《无人知晓的人》（The Man Nobody Knows）中评述说，耶稣“从底层商人里拣选了十二人，将之铸就成一个征服世界的组织”。埃米特·福克斯[676]则督促说：“就用商业一样的方式处理你灵魂的事务吧。”祈祷被视为一种可用的工具。“一个人，”格伦·克拉克[677]讲道，“如果正确学习和实践祈祷的准则，他就会高尔夫球打得更好，更善于经商，工作更出色，更会爱，更会服务。”诺曼·文森特·皮尔则命令说：“要正确、科学地学习祈祷。”“使用检验过和证明过的方法。祈祷时不要敷衍。”

1704902337

1704902338 在信仰励志文学中出现的一个值得注意之处就是，我在评论美国新教精神发展时曾提到的种种唯意志论和主观的冲动，都似乎为人们广泛拥有，蔓延开来。宗教的成分一直都在渐进地减弱。早期阶段的新教精神免去了宗教的繁文缛节，在19和20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又进一步简化了教义。而对信仰励志的崇拜则完成了这一过程，因为它基本上清除了教义——至少，它清除了大部分可以称之为属于基督教的教义。于是，什么也没有留下，除了个人的主观经验，甚至，就连这种经验也基本上被简化为对个体意志的坚持。当信仰励志作家说，你靠意图就能实现你想要的一切时，他们的意思是，你能够希求目标，然后动员上帝来协助你释放惊人的能量。确乎惊人：“你的体内有着足够的力量，”诺曼·文森特·皮尔在一段令人震惊的文字里这样说道，“它足以摧毁纽约城，将之化为瓦砾。先进的物理学告诉我们的不外乎是这些。”信仰能释放这些力量，然后，人就能克服任何障碍。信仰不是让人顺从自己命运的方式：它“将斗争注入一个人的体内，让他培养出强烈的抵抗失败的力量”[678]。

1704902339

1704902340 霍拉修·W.德雷瑟[679]曾经讨论过信仰励志思想的一个较早的外在表现，即新思想运动，他评论说：“新思想思潮……轻视智识，轻视‘客观的心智’，就仿佛变得有理智是不可取的，就仿佛只要‘将要求发送到强大的潜意识中’，人就能拥有他想要的一切。”[680]但是，总体来说，信仰励志崇拜的反智主义还是间接的；它代表了从现实中抽身而退，拒斥一切以处理现实问题为任务的哲学。与此同时，它还体现出了吊诡的世俗化。尽管自命为基督徒和牧师的福音派人士自豪于创作了种种成功的励志读物，但是，这些作品本身有可能让世俗知识分子觉得它们在亵渎上帝。看起来，守护西方宗教遗产的，更应该是这样的知识分子，而非那些衷心拥护宗教“实用性”的人。

1704902341

1704902342 宗教与自我提升的混淆，或许最为恰切地体现在亨利·C.林克[681]的值得关注的作品《重返宗教》（The Return to Religion）的标题上，该书在1936到1941年尤为畅销。我认为，仅就这一部著作而言，还不能视之为代表了所有信仰励志文学；但是，在这里应该给予其重视，因为它很可能是美国历史上创作出来的，在庸俗和从众方面都达到极致的手册。尽管有这样的书名，但它并非宗教性或表达虔敬的作品。它的作者是心理咨询师和人事顾问，按其描述所说，他发现了自己重回宗教的道路，仰仗的就是科学；这本书视宗教为“积极进取的生活方式，通过它，个体会成为自己境遇的主人，而非沦为环境的自满的牺牲品”。[682]这位作者觉得有义务为了从众的意志打一场持久战，反对个性和理智。

1704902343

1704902344 但问题并未以这样的方式提出。林克的基本对立概念是内向性和外向性（introversion and extroversion，在通俗的意义，而非荣格的意义上使用）。内向性是坏的，它包含孤僻、自省、个性和反思。事实上，它仅仅就是自私。对于苏格拉底的名言“认识你自己”，林克会用“做好你自己”（Behave yourself）这句命令取而代之，因为“良好的人格或品格要靠实践，而非靠内省来获得”。与之相对，外向性是无私的，是好的，包含社交性、和蔼可亲、服务他人。耶稣是伟大的外向者。宗教的功能之一——林克似乎认为这也是主要功能——就是发展外向性，从而磨炼人格。林克说，他去教堂做礼拜，“因为虽然我讨厌去，但我知道，这对我有好处”。参加礼拜建构了更优秀的人格。而打桥牌、跳舞、推销也是如此——它们让一个个体与他必须取悦的别的个体彼此交往。对于个体来说，重要之事就是避免自我分析，而去处理工作，因为工作会赋予他支配事情的能力。随后，也产生了支配他人的能力，这会提升自信心。

1704902345

1704902346 尽管有这些目的，但批判性的心智是不利因素。在大学里，正是知识分子，善于分析的研究者，丧失了自己的宗教；而在晚年的生活里，有思想的人，又过分离群。在题为“理性愚人”的一章中，林克主张说，智识和理性通常都被高估了。

1704902347

1704902348 理性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个人使用的工具，用来调整自己，适应生活的、超越理性的价值与目标。正如牙齿意在用来咀嚼，而不是让它咀嚼自己，因此，心智也是意在用来思考，而非让它自寻烦恼。心智是生活使用的工具，不是生活的目的。

1704902349

[ 上一页 ]  [ :1.704902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