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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可吃惊的是，以“布尔乔亚”为目标指向的、组织化的美国工人运动，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并不完全合乎志趣的环境。相反，令人更为吃惊的却是，在不搞共产主义的左翼里也会发现有相似的问题产生，尤其是在社会党[725]中，因为知识分子其实让他们受益匪浅。不过，如果说在当时，社会党是一股反智的势力，它对知识分子颇为冷淡，那么这一看法，完全会具有误导性。1900到1914年，美国社会党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他们的支持难以估量，他们的著作给自己带来了威望，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影响力。在他们之中，不仅有厄普顿·辛克莱和约翰·斯帕戈[726]这样的揭丑人士，还有撰写批判作品的作者，这样的著作刺激人心，关注的是社会主义以及美国生活中一向值得解读的各种方面——这一类的人物有路易斯·B.布丁（Louis B. Boudin）、W.J.根特（W. J. Ghent）、罗伯特·亨特（Robert Hunter）、阿尔杰·M.西蒙斯（Algie M. Simons）、威廉·英格利什·华灵（William English Walling）。与后来的共产党不同，社会党维护了远非整齐划一的思想氛围，它还出版了并未完全被马克思主义经院派束缚的理论文献。在社会上招募人才时，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以多元为特征，始终不拘一格，甚至在思想上颇有胆略，它的一些支持者还让它具有了神气轻灵的波希米亚风格。“《群众》，”一份社会党期刊这样宣传自己，“是懂幽默的……享受革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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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一些地区，甚至社会党也承受了无产阶级崇拜之苦。在党内频繁的派系斗争里，知识分子代言人通常都被打上中产阶级学院派的标签，他们还被不公平地类比成作为运动堡垒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当革命热情受到质疑时，知识分子其实通常都在左派之中，而非右翼。）社会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尽管通常来自稳固的中产阶级，有时还是富家出身，[727]但都在精神上努力脱离自己的阶级，尽力适应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理想，因此不可避免的是，这产生了某种自我贬抑和自我疏离。故而，党内的反智主义派系也依然拥有知识分子代言人。[728]其中之一就是W.J.根特，他认为，《群众》的热情放纵无拘，太过轻率，难以严肃地致力于让工人信奉社会主义这一基本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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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轻易就会将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新芬主义[729]、立体主义、男性至上、直接行动、破坏怠工混合成一团差不多和谐的整体。它尤其产生于一个个焦躁不安的都会里的团体，它们心有旁骛；它们总是在疯人院的门口寻求泡影般的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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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知识分子罗伯特·李维斯·拉·蒙特（Robert Rives La Monte）认为，尽管本党需要充足的头脑，但是，头脑不应该等同于拥有“传统的布尔乔亚教育”；他得出的结论是：“适度的对知识分子和空谈社会主义者（parlor socialist）的怀疑”，它的存在是“最令人安心的标志，意味着无产者作为阶级正在接近成熟”。[730]对此，右翼党派的应声虫，如乔治·H.戈贝尔（George H.Goebel）就会表示赞同。当知识分子、传道者或教授同工人之间需要做出选择时，戈贝尔说，“工人阶级队伍里培养的新人，在日常生活中与劳动和斗争实际接触的人”，这样的人才总是代表着工人阶级。[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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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内，采取最极端的反智主义立场——名副其实的流氓无产者的风格——的人，并不是右派，也非自我疏离的知识分子，而是受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 W. W.）之精神影响的西部的党员。充分体现这种精神的，是俄勒冈系，它是西部地区强大的派系之一。有一个故事说，1912年印第安纳波利斯召开该党大会，俄勒冈代表拒绝出席晚餐，就因为饭馆有桌布。该州书记托马斯·斯拉登（Thomas Sladden），曾经取消了俄勒冈各个总部的痰盂，因为他觉得，嚼烟叶的无产阶级硬汉用不着这种斯文的器具。还是斯拉登，在《国际社会主义评论》上写下了对知识分子的、不可调和的挑衅。如他所见，运动属于工人，而不属于其他任何人。社会党和工会“都必须要么让位于‘用胃口思考的人’，要么拿起武器反击他们”。斯拉登用如下的话描述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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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自己的语言，不同于公认的文明语言；他外表没有教养，粗野无礼；他有着道德和伦理准则，但不被社会承认；他信奉的宗教，不会传布，无论在正统，还是不正统的教会，那是恨的宗教……他拥有的智慧，超过了在他的世界之外出生、成长和生活的知识分子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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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森林中野兽的本能一样，他的视野清晰，他总是警惕，他听觉敏锐，他生性多疑，他的精神不可征服……他会猛扑，撕碎你那孱弱的理智，还有你的伪造的体面；他巡视众人，他是众人之主，他会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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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无产者……他没有学历，没有礼貌，不关心人们怎么想他。他的学校就是人间经历的艰苦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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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对无产者的崇拜似乎掺杂了种种原始主义精神，而另一位西部人杰克·伦敦也试图将这种精神嫁接到社会主义运动上，尽管并不成功。社会党内非知识分子的更典型的态度，还是温和的立场，如其领导人尤金·V.德波斯（Eugene V.Debs）。他观察到，有许多社会主义者“蔑视知识分子，仿佛他们是入侵者，在社会主义者中不伦不类”；于是他反对说，知识分子不应该成为骂人的词。运动需要头脑；党应该争取吸引他们。对于德波斯来说，重要的事情就是，通常，“官员和代表、公职的候选人，都应该从工人队伍中选拔。知识分子应该是例外，可以在基层任职”。工人组织不应该由知识分子来管理，正如知识分子的组织不应该由工人来管控。德波斯认为，工人有充分的胜任职位的能力。他担心知识分子任职，这与他担心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出现分层和官僚制是一致的。与标准的杰克逊派人士一样，他承认自己信任“职位轮换”。“我坦承，”他说，“我对官僚作风有偏见，我害怕官僚制。”[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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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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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社会党容许某些多元的措施，共产党却是整齐划一：它不需要那些不服从该党典型的严格规章纪律的作家。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社会党最为关键的时期，它吸收的知识分子主要是独立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他们作为理论家接管了党内各级的领导权。而共产党则吸引了更大比例的、有创造力的作家和文学批评者，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或正规的社会科学所知寥寥，或者一无所知；但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他们愿意听从党内机器的监护和规训。随着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在思想上的影响渐渐扩展，某些反智主义倾向，尤其是在社会党里不甚显著的对无产者的崇拜，在现实中于该党内部占据了主导地位。道德力量的平衡上出现的转变是戏剧性的：在社会党的圈子内，可以感觉到真无产者的不安，他们一想起自己当中的知识分子发挥着如此之大的影响，就会如此；而在共产党的团体里，人们能意识到党内的或同路的知识分子的苦恼，因为他们从职业或出身上，皆非工人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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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美国激进人士，如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和亨利·德玛雷斯特·劳埃德（Henry Demarest Lloyd）有时还对工人阶级心存轻微的高傲和监护的态度；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许多美国作家都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极为伤感的看法：工人阶级的苦难和“历史使命”赋予了他们巨大的、固有的、高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德优越性。为了补偿自己的污损的阶级出身以及自身的中产阶级特征，许多这样的知识分子都认为，他们必须为本党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奉献，从而将自己献祭于工人阶级的圣坛上。共产党本身，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些思想皈依者的用处，但同时也意识到了危险：川流般涌来的独立的心灵危及了它的纪律。所以，党采取了这样的策略：利用知识分子的内疚和自恨作为使之顺服的手段。一方面，党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信条，给了他们数量不多却在增长的听众；但另一方面，它试图影响知识分子的心理弱点，避免他们迷失方向。这一政策混合了各种结果；那些最为杰出的作家——德莱塞、辛克莱、斯坦贝克、海明威、麦克利什、多斯·帕索斯，对于他们的声望，共产党尤其梦寐以求——也证明是最难管教的，他们极为不愿意温顺地遵从无名党徒的政令。次要的作家，自信心更低，更依赖于党给他们的群众。他们更为顺从，即使往往来看，服从得还不够，不足以满足党的意图。保罗·罗森菲尔德[734]就曾想起过这样的人，1933年他抱怨说，他们放弃了自己作为艺术家的责任，他们争的是，“什么能最快速地让自己顺应那种共产党还有其他所有政党都具有的庸俗”。[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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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布尔什维克纪律的真正精神会灌输给激进的美国作家，那么《群众》时期繁荣的波希米亚风格却必须要加以毁弃。作家不得不认识到，波希米亚风格以及一切形式的唯个人的叛逆都是轻浮、琐碎、神经质的。曾经是波希米亚派的约翰·里德[736]就是领路人。“这场阶级斗争”，他说，“消灭了你们的诗情”；如果是这样，毫无疑问，诗必须滚开。“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另一个地方，他宣称，“不是为了知识分子；它是为了人民。”“你们这群家伙，”他对孟什维克理论家说，“根本不是生灵；充其量是书虫，总是思考马克思说什么或想要说什么。而我们想要的是革命，我们要去干革命——不是用书，而是用步枪。”里德生命太短，没有来得及证明他能将这种信念的影响承载多久。他去世后，向知识分子挑衅的角色由迈克尔·戈尔德[737]接手，此人长年是共产党在批判活动方面的马前卒。在降低阶级、放低理智上，戈尔德的成功更加彻底，超过了大多数左翼知识分子。[738]支持共产党却又无可救药地具有波希米亚作风的弗洛伊德·戴尔（Floyd Dell）觉得，作为文学家，戈尔德“出于朦胧的原因，因为自己不是工人而羞耻……所以，一遇见工人，他就表示敬畏，为了赞美他们，他就夸大其词”。对于比戴尔年轻的一代作家来说，这种羞耻和敬畏的缘由并没有那么朦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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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者对知识分子功能的观点，在全面贯穿美国国家道德准则的实践性、阳刚气和原始主义等主题上，产生了反讽的变奏；看一下共产党的行为准则如何相似于商人表达的某些态度——尽管在措辞上有些许变化——那还是很有意思的。至关重要的任务仍然是粗暴的实干——闹革命。其他一切都是次要；艺术和智识毫无用处，如果它们不能发挥效果。对革命无用的作家会受到谴责，按照共产党使用的标准形象来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妓女：他们是“最古老、最高贵的妓女”，（用一位年轻作家的话来说，毫无疑问，他出身无产阶级）“文坛寄生虫……举止就像香气扑鼻的婊子，为了三十块银币，就能跳肚皮舞，也就是摹仿传说的东方女人，扭动自己的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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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革命是这样的任务：它不仅需要更强烈的道德纯洁，还需要一种有力的男人气，而太多的作家在这方面都是欠缺的。此外，政治对实践和阳刚的要求都相反于唯美主义的无用。当共产党领袖认为一位作家的诗歌和短篇小说都是业余活动的“嗜好”时，这名作家大吃一惊——这个例子透露出了共产党认为文学从根本上并不严肃。最糟糕的是作家身上缺乏阳刚，他们不会处理阶级斗争的残酷现实。党内知识分子对于这件事有不同看法，但是，他们之中的最粗暴者，在讨伐文坛的人道主义者时，对于自己鞭挞的东西大加斥责，毫不吝惜：“基佬的文艺。”迈克尔·戈尔德曾经告诉辛克莱·刘易斯，这样的作家哺育了“疯狂的争风吃醋”，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男人的体验”。戈尔德与桑顿·怀尔德[739]在文学上积怨已久，这众所周知，他指责这位小说家，散布“柔弱无力、东拼西凑、一知半解的宗教，故作神经质，毫无血与火”，还散布“白日梦，那属于种种同性恋人物，穿着优雅的袍子，在百合花丛带着古风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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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极端的时候，试图表述共产主义文学准则的人，会对工人阶级作家发起号召，后者可以提供“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用戈尔德的词），而据称，布尔乔亚作家难以创作出这样的文学。就让“伐木工、流动工、矿工、店员、护路工、机械工、收割工、招待”读读党媒《新群众》吧，还可以为它写稿——“这些人对我们才是至关重要的，胜过耍笔杆子的有偿文人”，一位工人阶级作家这样督促。“也许是粗糙的文字——但是，我们几乎受够了在镜子前精心打扮，为闪亮的鼻子撒上粉。我们怕谁？害怕批评家？怕他们会说，《新群众》刊登的东西全是语法错误？该死，老兄，我们怕的是，报亭上摆满了一包包整齐干净、语法都对的废纸。”这样的言论倾向于将作家赶出共产主义运动。让他们疏离的，正是一位作家所说的“理想主义无产阶级性的矫揉造作，单调地拨弄毫无情感的弦，对不同于自己阶层的人心存敌意，轻视受到把控的作品和批评，回避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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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差异表明了，共产党在处理作家和其他知识分子时，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难题：一方面是迫切想要使用他们，另一方面又无力维系某种将他们控制住的氛围，这两个方面存在着冲突。甚至迈克尔·戈尔德，尽管他挑衅、放肆的言辞做到了让有可能表示同情的知识分子与共产党划清界限，然而有时，党内领导人对待作家的态度，也会让他变得不安。他曾经承认，通常来说，知识分子不得不感到自己是局外人：“从前，‘知识分子’这个词成了‘王八蛋’的代名词，而如今，就在美国共产运动中，某种这样的看法也存在了。”这一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党员也会利用它作为内部斗争的武器：约瑟夫·弗里曼[740]回忆，在20世纪20年代的宗派斗争中，福斯特派[741]与洛夫斯通派[742]打起了嘴仗，前者攻击后者的主要依据就是，他们是大学生、布尔乔亚和犹太人。这种态度产生了惊人的后果。莫斯科审判期间，马尔康姆·考利[743]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也是一家大城市无党派周刊[744]的主笔，在撰稿中，他绝对严肃地谈到了托洛茨基：“我从不喜欢他这一类大都市的知识分子，他们把每一件人的问题都简化为单调的推理，这让他们在每一点上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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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即使在大部分激进作家的一生中，仅仅是短时间里——共产党的准则都得到了认同；以此为标准，知识分子连同哺育他们的制度，都非常糟糕。“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是奶里奶气的家伙，”约翰·多斯·帕索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这样写道，“我们的信仰就是喝茶聊天，我们的激进主义一向在礼貌的限度内……我愿意消灭我们的这些愚蠢的大学、大学里所有的帅小伙，还有灌输着乏味东西的人——各种混蛋文化，中产阶级的势利习气。”杰娜薇芙·塔格德[745]遵从革命的紧迫、“实际”的任务，她觉得，作家毫无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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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干者闹革命，而最令人气恼的却是这种人：当你努力将一支队伍打造成形，或是要将新经济政策解释清楚，他们就目光四顾，长久茫然。我要是负责革命，我就立刻撵走所有艺术家，一个不剩；幸运的是，大地的丰饶会生出另一种作物，依赖这样的运气，我就做成了某些艰苦的任务。身为艺术家，我有一种在妈妈干家务时小孩子的感觉。我不想碍手碍脚，我希望自己有个烦恼全无的地方，万事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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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许多作家参加了这场运动，是因为相信，至少在他们看来，反对资产阶级的世界也就是反抗它对文化的无礼。但是，无论选择两个世界中的哪一个，总是会有一项实际的工作，需要优先完成——是资产阶级的工业化，还是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是寻求个人的成功，还是需要将一支队伍“打造”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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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第五部分 民主制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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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学校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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