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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社会党容许某些多元的措施，共产党却是整齐划一：它不需要那些不服从该党典型的严格规章纪律的作家。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社会党最为关键的时期，它吸收的知识分子主要是独立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他们作为理论家接管了党内各级的领导权。而共产党则吸引了更大比例的、有创造力的作家和文学批评者，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或正规的社会科学所知寥寥，或者一无所知；但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他们愿意听从党内机器的监护和规训。随着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在思想上的影响渐渐扩展，某些反智主义倾向，尤其是在社会党里不甚显著的对无产者的崇拜，在现实中于该党内部占据了主导地位。道德力量的平衡上出现的转变是戏剧性的：在社会党的圈子内，可以感觉到真无产者的不安，他们一想起自己当中的知识分子发挥着如此之大的影响，就会如此；而在共产党的团体里，人们能意识到党内的或同路的知识分子的苦恼，因为他们从职业或出身上，皆非工人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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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美国激进人士，如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和亨利·德玛雷斯特·劳埃德（Henry Demarest Lloyd）有时还对工人阶级心存轻微的高傲和监护的态度；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许多美国作家都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极为伤感的看法：工人阶级的苦难和“历史使命”赋予了他们巨大的、固有的、高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德优越性。为了补偿自己的污损的阶级出身以及自身的中产阶级特征，许多这样的知识分子都认为，他们必须为本党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奉献，从而将自己献祭于工人阶级的圣坛上。共产党本身，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些思想皈依者的用处，但同时也意识到了危险：川流般涌来的独立的心灵危及了它的纪律。所以，党采取了这样的策略：利用知识分子的内疚和自恨作为使之顺服的手段。一方面，党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信条，给了他们数量不多却在增长的听众；但另一方面，它试图影响知识分子的心理弱点，避免他们迷失方向。这一政策混合了各种结果；那些最为杰出的作家——德莱塞、辛克莱、斯坦贝克、海明威、麦克利什、多斯·帕索斯，对于他们的声望，共产党尤其梦寐以求——也证明是最难管教的，他们极为不愿意温顺地遵从无名党徒的政令。次要的作家，自信心更低，更依赖于党给他们的群众。他们更为顺从，即使往往来看，服从得还不够，不足以满足党的意图。保罗·罗森菲尔德[734]就曾想起过这样的人，1933年他抱怨说，他们放弃了自己作为艺术家的责任，他们争的是，“什么能最快速地让自己顺应那种共产党还有其他所有政党都具有的庸俗”。[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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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布尔什维克纪律的真正精神会灌输给激进的美国作家，那么《群众》时期繁荣的波希米亚风格却必须要加以毁弃。作家不得不认识到，波希米亚风格以及一切形式的唯个人的叛逆都是轻浮、琐碎、神经质的。曾经是波希米亚派的约翰·里德[736]就是领路人。“这场阶级斗争”，他说，“消灭了你们的诗情”；如果是这样，毫无疑问，诗必须滚开。“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另一个地方，他宣称，“不是为了知识分子；它是为了人民。”“你们这群家伙，”他对孟什维克理论家说，“根本不是生灵；充其量是书虫，总是思考马克思说什么或想要说什么。而我们想要的是革命，我们要去干革命——不是用书，而是用步枪。”里德生命太短，没有来得及证明他能将这种信念的影响承载多久。他去世后，向知识分子挑衅的角色由迈克尔·戈尔德[737]接手，此人长年是共产党在批判活动方面的马前卒。在降低阶级、放低理智上，戈尔德的成功更加彻底，超过了大多数左翼知识分子。[738]支持共产党却又无可救药地具有波希米亚作风的弗洛伊德·戴尔（Floyd Dell）觉得，作为文学家，戈尔德“出于朦胧的原因，因为自己不是工人而羞耻……所以，一遇见工人，他就表示敬畏，为了赞美他们，他就夸大其词”。对于比戴尔年轻的一代作家来说，这种羞耻和敬畏的缘由并没有那么朦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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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者对知识分子功能的观点，在全面贯穿美国国家道德准则的实践性、阳刚气和原始主义等主题上，产生了反讽的变奏；看一下共产党的行为准则如何相似于商人表达的某些态度——尽管在措辞上有些许变化——那还是很有意思的。至关重要的任务仍然是粗暴的实干——闹革命。其他一切都是次要；艺术和智识毫无用处，如果它们不能发挥效果。对革命无用的作家会受到谴责，按照共产党使用的标准形象来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妓女：他们是“最古老、最高贵的妓女”，（用一位年轻作家的话来说，毫无疑问，他出身无产阶级）“文坛寄生虫……举止就像香气扑鼻的婊子，为了三十块银币，就能跳肚皮舞，也就是摹仿传说的东方女人，扭动自己的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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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革命是这样的任务：它不仅需要更强烈的道德纯洁，还需要一种有力的男人气，而太多的作家在这方面都是欠缺的。此外，政治对实践和阳刚的要求都相反于唯美主义的无用。当共产党领袖认为一位作家的诗歌和短篇小说都是业余活动的“嗜好”时，这名作家大吃一惊——这个例子透露出了共产党认为文学从根本上并不严肃。最糟糕的是作家身上缺乏阳刚，他们不会处理阶级斗争的残酷现实。党内知识分子对于这件事有不同看法，但是，他们之中的最粗暴者，在讨伐文坛的人道主义者时，对于自己鞭挞的东西大加斥责，毫不吝惜：“基佬的文艺。”迈克尔·戈尔德曾经告诉辛克莱·刘易斯，这样的作家哺育了“疯狂的争风吃醋”，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男人的体验”。戈尔德与桑顿·怀尔德[739]在文学上积怨已久，这众所周知，他指责这位小说家，散布“柔弱无力、东拼西凑、一知半解的宗教，故作神经质，毫无血与火”，还散布“白日梦，那属于种种同性恋人物，穿着优雅的袍子，在百合花丛带着古风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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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极端的时候，试图表述共产主义文学准则的人，会对工人阶级作家发起号召，后者可以提供“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用戈尔德的词），而据称，布尔乔亚作家难以创作出这样的文学。就让“伐木工、流动工、矿工、店员、护路工、机械工、收割工、招待”读读党媒《新群众》吧，还可以为它写稿——“这些人对我们才是至关重要的，胜过耍笔杆子的有偿文人”，一位工人阶级作家这样督促。“也许是粗糙的文字——但是，我们几乎受够了在镜子前精心打扮，为闪亮的鼻子撒上粉。我们怕谁？害怕批评家？怕他们会说，《新群众》刊登的东西全是语法错误？该死，老兄，我们怕的是，报亭上摆满了一包包整齐干净、语法都对的废纸。”这样的言论倾向于将作家赶出共产主义运动。让他们疏离的，正是一位作家所说的“理想主义无产阶级性的矫揉造作，单调地拨弄毫无情感的弦，对不同于自己阶层的人心存敌意，轻视受到把控的作品和批评，回避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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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差异表明了，共产党在处理作家和其他知识分子时，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难题：一方面是迫切想要使用他们，另一方面又无力维系某种将他们控制住的氛围，这两个方面存在着冲突。甚至迈克尔·戈尔德，尽管他挑衅、放肆的言辞做到了让有可能表示同情的知识分子与共产党划清界限，然而有时，党内领导人对待作家的态度，也会让他变得不安。他曾经承认，通常来说，知识分子不得不感到自己是局外人：“从前，‘知识分子’这个词成了‘王八蛋’的代名词，而如今，就在美国共产运动中，某种这样的看法也存在了。”这一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党员也会利用它作为内部斗争的武器：约瑟夫·弗里曼[740]回忆，在20世纪20年代的宗派斗争中，福斯特派[741]与洛夫斯通派[742]打起了嘴仗，前者攻击后者的主要依据就是，他们是大学生、布尔乔亚和犹太人。这种态度产生了惊人的后果。莫斯科审判期间，马尔康姆·考利[743]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也是一家大城市无党派周刊[744]的主笔，在撰稿中，他绝对严肃地谈到了托洛茨基：“我从不喜欢他这一类大都市的知识分子，他们把每一件人的问题都简化为单调的推理，这让他们在每一点上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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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即使在大部分激进作家的一生中，仅仅是短时间里——共产党的准则都得到了认同；以此为标准，知识分子连同哺育他们的制度，都非常糟糕。“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是奶里奶气的家伙，”约翰·多斯·帕索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这样写道，“我们的信仰就是喝茶聊天，我们的激进主义一向在礼貌的限度内……我愿意消灭我们的这些愚蠢的大学、大学里所有的帅小伙，还有灌输着乏味东西的人——各种混蛋文化，中产阶级的势利习气。”杰娜薇芙·塔格德[745]遵从革命的紧迫、“实际”的任务，她觉得，作家毫无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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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干者闹革命，而最令人气恼的却是这种人：当你努力将一支队伍打造成形，或是要将新经济政策解释清楚，他们就目光四顾，长久茫然。我要是负责革命，我就立刻撵走所有艺术家，一个不剩；幸运的是，大地的丰饶会生出另一种作物，依赖这样的运气，我就做成了某些艰苦的任务。身为艺术家，我有一种在妈妈干家务时小孩子的感觉。我不想碍手碍脚，我希望自己有个烦恼全无的地方，万事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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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许多作家参加了这场运动，是因为相信，至少在他们看来，反对资产阶级的世界也就是反抗它对文化的无礼。但是，无论选择两个世界中的哪一个，总是会有一项实际的工作，需要优先完成——是资产阶级的工业化，还是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是寻求个人的成功，还是需要将一支队伍“打造”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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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第五部分 民主制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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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学校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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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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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将反智主义说成是美国生活的特征，那么他必须考虑我们民族经验中这样一个标志性的事实——我们执着、强烈，有时还颇为感人地信仰着大众教育的效果。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很少有观察者怀疑这一信仰的普遍或诚意。亨利·斯蒂尔·康马杰[746]在评价19世纪美国的种种首要特性时说，“教育是我们的宗教”——虽然他很快补充道，美国人对教育的期待也就是对宗教的期待，即它“要实用，还要带来红利”。[747]现代历史中，以普鲁士为榜样，美国人也是第一批建立免费公共基础学校[748]制度的民族。在他们最早的一批章程中，就有拨出一部分公共用地、支持学校系统的土地法。他们的校舍和图书馆迅速增多，这证明了他们对知识传播的关心；他们的吕克昂[749]和肖托夸[750]也体现出，这种关心并未随着学校生涯而结束，它扩展到了成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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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美国政治家就坚持认为教育对共和之国必不可少。乔治·华盛顿在其临别演说中就督促民众推动“普及知识的制度”。华盛顿主张，只要政体赋予民意以力量，“启蒙民意就是不可或缺的”。1816年，高龄的杰斐逊也提醒说：“如果一个国家希望在文明状态上变得自由，但又愚昧，那么这种希望从来而且将来也不会实现。”1832年，年轻的林肯，在第一次面向选区呼吁时，跟桑加蒙县（Sangamon County）的选民说，教育“是我们这个民族能够从事的最重要的方面”。[751]青年林肯在篝火前，借着闪烁的光，仰卧读书的形象已经在几百万学龄儿童的心中固定为理想（我相信，他们会自发地猜想他在读的是什么书）。对于经历理想主义的漫长飞行之后想要着陆的主笔或演说家来说，借助通俗的修辞赞颂教育，这总是不错的做法。“如果那个时候会来临”，1836年，一位中西部小城的主笔这样写道：[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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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时，这巨大的建筑会摇摇欲坠；此时随着火柱升起的快乐的灯塔……会渐渐黯淡，那么这事业就会存在于无知的民众中。如果我们的联邦继续存在……如果你的田地上不再有专制统治下的雇工；如果漫长的幸福日子凭着荣耀的国家事业跟随着我们的国度；如果你让阳光继续散发它未被云朵遮蔽的光芒，照在自由民的脸上，那么，务必要教育这片土地上所有的儿童（EDUCATE ALL THE CHILDREN OF THE LAND）。只有这样，才会从权力的梦中惊醒暴君，唤起受压迫之民的麻木的活力。是理智竖立了一根根国家荣誉的巨柱；只有这样，还有良好的道德，才能避免它们粉碎成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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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我们从过去的修辞转向眼前的现实，那么让我们印象最深的却是众多这样的批评，它们表明，美国人的教育热情中某个重要的东西缺失了。大量教育问题出现，都源自漠不关心——欠薪的老师、拥挤的课堂、说一套做一套的学校计划、破败的校舍、不足的设备；还有其他许多缺陷，来自别的方面——对竞技的崇拜，游行乐队，高中鼓队的女领队，种族隔离学校，欠缺理智的课程，缺乏严肃学科的教育，忽视学习上天资优异的儿童。美国的小学和中学似乎时常被竞技运动、商业精神、大众媒体的标准所主导；这些还向上蔓延到了高等教育体系之中，那里的种种最糟糕的缺点，突出体现在了一位俄克拉荷马大学的无畏的校长身上，因为他希望建成一所让橄榄球队引以为傲的大学。[753]当然，美国人忽视了一些教育方面的根本价值。他们付出极大的力气和费用，将数量惊人的青年送进学院和大学；但是他们的年轻子弟，一旦入学，竟然看起来无心读书。[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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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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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用措辞表达了强烈的承诺，但在我们的教育表现中，总是有某个方面严重缺漏；对于这一点，那些严肃对待我们希望的教育工作者都看得非常清楚。有一些现代的教育批评者，太过轻易地怀念美好但从来没有那么美妙的旧日，而我们历史上的教育著作就向他们发出了巨大的挑战。留给我们的这些教育作品，其作者的大名都博得了我们的尊重，在很大的程度上，它们都是尖锐批评、气愤指摘的文学。的确，美国人创建了公共基础学校系统，但是，他们并不出手给予其充分的支持。他们会向世界上的先驱国家看齐，试图在民众中传播知识，但然后，就聘用流浪汉和不合群的人当老师，给他们马车夫一样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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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美国教育改革者的历史通常是一段与紧张环境斗争的历史。对教育的哀痛是我们文学的特征之一，就如清教徒布道中的哀诉一样。这类文学本就应该是抱怨，没什么可惊讶的，因为只要有人以提升为目标，抱怨就是责任；但同时，也存在着某种持续的、近乎绝望的、暗涌的情绪。此外，人们会发现，这样的情绪，不仅存在于西部的教育边疆，或最黑暗的密西西比州，它也出现在马萨诸塞，尽管这样的州首先发展了公共基础学校制度，而且始终都在引领教育的州中占有一席之地。在马萨诸塞，1826年教育改革家詹姆斯·戈登·卡特（James Gordon Carter）警告说，如果立法机关不改变政策，那么公共基础学校二十年内就会消亡。[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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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萨诸塞州的学校系统在美国算是最佳之一，但贺拉斯·曼[756]，在1837年担任马萨诸塞教育局局长之后的数年间，针对它提出了一系列很有启发的批评。他说，校舍太小，位置糟糕；为了省钱，学校委员会忽视了保持教材的统一，结果就是，同一班级竟然在一门科目上使用八或十种学习手册；学校委员会的薪资不高，也没有获得社会的认可；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对教育也是无动于衷，因而对学校系统无所贡献，而富人阶层则对公共基础学校不抱希望，将子女送入了私立机构；许多城市都无视而且没有遵守本州对学校的要求；“称职的公共基础学校教师普遍缺乏”，尽管现有的教师，“还算合格，符合舆论的要求”，但人员配备并不如意；“阅读课上明显欠缺智力”；“之前一代或半代人的时间里，学校在正字法方面都退步了”；“我们学校的阅读课上，11/12还要多的孩子根本不理解自己读的词句是什么意思”。他担心“疏忽的学校委员会、不称职的老师、漠不关心的公众，会继续让彼此退化”，直到整个免费学校的理念都被抛弃。[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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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怨继续，哀怨的气氛从新英格兰扩散到全国。1870年，中等教育上，向前涌动的巨流在美国即将到来，明尼苏达州威诺纳（Winona）的威廉·富兰克林·菲尔普斯（William Franklin Phelps）——时为一所师范学校的校长，后来成为国家教育协会会长——声称：[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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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小学］主要掌握在愚昧、缺乏技能的教师手里。哺育孩子们的，只是知识的麸皮。他们把学校留给了广阔的生活舞台，那里不用训练；不用智力，也没有道德活力……整个国家里，大量的破学校、破老师。众多学校如此之破，以至于就算关张，对国家来说也是好事……它们用公共的开支，一贯行惊人的舞弊之举，呈现出了愚昧而令人痛心的景象……我们美国的几百所学校差不多全是没接受过训练的、年轻的乌合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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