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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极端的时候，试图表述共产主义文学准则的人，会对工人阶级作家发起号召，后者可以提供“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用戈尔德的词），而据称，布尔乔亚作家难以创作出这样的文学。就让“伐木工、流动工、矿工、店员、护路工、机械工、收割工、招待”读读党媒《新群众》吧，还可以为它写稿——“这些人对我们才是至关重要的，胜过耍笔杆子的有偿文人”，一位工人阶级作家这样督促。“也许是粗糙的文字——但是，我们几乎受够了在镜子前精心打扮，为闪亮的鼻子撒上粉。我们怕谁？害怕批评家？怕他们会说，《新群众》刊登的东西全是语法错误？该死，老兄，我们怕的是，报亭上摆满了一包包整齐干净、语法都对的废纸。”这样的言论倾向于将作家赶出共产主义运动。让他们疏离的，正是一位作家所说的“理想主义无产阶级性的矫揉造作，单调地拨弄毫无情感的弦，对不同于自己阶层的人心存敌意，轻视受到把控的作品和批评，回避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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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差异表明了，共产党在处理作家和其他知识分子时，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难题：一方面是迫切想要使用他们，另一方面又无力维系某种将他们控制住的氛围，这两个方面存在着冲突。甚至迈克尔·戈尔德，尽管他挑衅、放肆的言辞做到了让有可能表示同情的知识分子与共产党划清界限，然而有时，党内领导人对待作家的态度，也会让他变得不安。他曾经承认，通常来说，知识分子不得不感到自己是局外人：“从前，‘知识分子’这个词成了‘王八蛋’的代名词，而如今，就在美国共产运动中，某种这样的看法也存在了。”这一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党员也会利用它作为内部斗争的武器：约瑟夫·弗里曼[740]回忆，在20世纪20年代的宗派斗争中，福斯特派[741]与洛夫斯通派[742]打起了嘴仗，前者攻击后者的主要依据就是，他们是大学生、布尔乔亚和犹太人。这种态度产生了惊人的后果。莫斯科审判期间，马尔康姆·考利[743]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也是一家大城市无党派周刊[744]的主笔，在撰稿中，他绝对严肃地谈到了托洛茨基：“我从不喜欢他这一类大都市的知识分子，他们把每一件人的问题都简化为单调的推理，这让他们在每一点上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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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即使在大部分激进作家的一生中，仅仅是短时间里——共产党的准则都得到了认同；以此为标准，知识分子连同哺育他们的制度，都非常糟糕。“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是奶里奶气的家伙，”约翰·多斯·帕索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这样写道，“我们的信仰就是喝茶聊天，我们的激进主义一向在礼貌的限度内……我愿意消灭我们的这些愚蠢的大学、大学里所有的帅小伙，还有灌输着乏味东西的人——各种混蛋文化，中产阶级的势利习气。”杰娜薇芙·塔格德[745]遵从革命的紧迫、“实际”的任务，她觉得，作家毫无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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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干者闹革命，而最令人气恼的却是这种人：当你努力将一支队伍打造成形，或是要将新经济政策解释清楚，他们就目光四顾，长久茫然。我要是负责革命，我就立刻撵走所有艺术家，一个不剩；幸运的是，大地的丰饶会生出另一种作物，依赖这样的运气，我就做成了某些艰苦的任务。身为艺术家，我有一种在妈妈干家务时小孩子的感觉。我不想碍手碍脚，我希望自己有个烦恼全无的地方，万事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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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许多作家参加了这场运动，是因为相信，至少在他们看来，反对资产阶级的世界也就是反抗它对文化的无礼。但是，无论选择两个世界中的哪一个，总是会有一项实际的工作，需要优先完成——是资产阶级的工业化，还是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是寻求个人的成功，还是需要将一支队伍“打造”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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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第五部分 民主制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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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学校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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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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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将反智主义说成是美国生活的特征，那么他必须考虑我们民族经验中这样一个标志性的事实——我们执着、强烈，有时还颇为感人地信仰着大众教育的效果。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很少有观察者怀疑这一信仰的普遍或诚意。亨利·斯蒂尔·康马杰[746]在评价19世纪美国的种种首要特性时说，“教育是我们的宗教”——虽然他很快补充道，美国人对教育的期待也就是对宗教的期待，即它“要实用，还要带来红利”。[747]现代历史中，以普鲁士为榜样，美国人也是第一批建立免费公共基础学校[748]制度的民族。在他们最早的一批章程中，就有拨出一部分公共用地、支持学校系统的土地法。他们的校舍和图书馆迅速增多，这证明了他们对知识传播的关心；他们的吕克昂[749]和肖托夸[750]也体现出，这种关心并未随着学校生涯而结束，它扩展到了成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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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美国政治家就坚持认为教育对共和之国必不可少。乔治·华盛顿在其临别演说中就督促民众推动“普及知识的制度”。华盛顿主张，只要政体赋予民意以力量，“启蒙民意就是不可或缺的”。1816年，高龄的杰斐逊也提醒说：“如果一个国家希望在文明状态上变得自由，但又愚昧，那么这种希望从来而且将来也不会实现。”1832年，年轻的林肯，在第一次面向选区呼吁时，跟桑加蒙县（Sangamon County）的选民说，教育“是我们这个民族能够从事的最重要的方面”。[751]青年林肯在篝火前，借着闪烁的光，仰卧读书的形象已经在几百万学龄儿童的心中固定为理想（我相信，他们会自发地猜想他在读的是什么书）。对于经历理想主义的漫长飞行之后想要着陆的主笔或演说家来说，借助通俗的修辞赞颂教育，这总是不错的做法。“如果那个时候会来临”，1836年，一位中西部小城的主笔这样写道：[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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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时，这巨大的建筑会摇摇欲坠；此时随着火柱升起的快乐的灯塔……会渐渐黯淡，那么这事业就会存在于无知的民众中。如果我们的联邦继续存在……如果你的田地上不再有专制统治下的雇工；如果漫长的幸福日子凭着荣耀的国家事业跟随着我们的国度；如果你让阳光继续散发它未被云朵遮蔽的光芒，照在自由民的脸上，那么，务必要教育这片土地上所有的儿童（EDUCATE ALL THE CHILDREN OF THE LAND）。只有这样，才会从权力的梦中惊醒暴君，唤起受压迫之民的麻木的活力。是理智竖立了一根根国家荣誉的巨柱；只有这样，还有良好的道德，才能避免它们粉碎成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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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我们从过去的修辞转向眼前的现实，那么让我们印象最深的却是众多这样的批评，它们表明，美国人的教育热情中某个重要的东西缺失了。大量教育问题出现，都源自漠不关心——欠薪的老师、拥挤的课堂、说一套做一套的学校计划、破败的校舍、不足的设备；还有其他许多缺陷，来自别的方面——对竞技的崇拜，游行乐队，高中鼓队的女领队，种族隔离学校，欠缺理智的课程，缺乏严肃学科的教育，忽视学习上天资优异的儿童。美国的小学和中学似乎时常被竞技运动、商业精神、大众媒体的标准所主导；这些还向上蔓延到了高等教育体系之中，那里的种种最糟糕的缺点，突出体现在了一位俄克拉荷马大学的无畏的校长身上，因为他希望建成一所让橄榄球队引以为傲的大学。[753]当然，美国人忽视了一些教育方面的根本价值。他们付出极大的力气和费用，将数量惊人的青年送进学院和大学；但是他们的年轻子弟，一旦入学，竟然看起来无心读书。[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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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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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用措辞表达了强烈的承诺，但在我们的教育表现中，总是有某个方面严重缺漏；对于这一点，那些严肃对待我们希望的教育工作者都看得非常清楚。有一些现代的教育批评者，太过轻易地怀念美好但从来没有那么美妙的旧日，而我们历史上的教育著作就向他们发出了巨大的挑战。留给我们的这些教育作品，其作者的大名都博得了我们的尊重，在很大的程度上，它们都是尖锐批评、气愤指摘的文学。的确，美国人创建了公共基础学校系统，但是，他们并不出手给予其充分的支持。他们会向世界上的先驱国家看齐，试图在民众中传播知识，但然后，就聘用流浪汉和不合群的人当老师，给他们马车夫一样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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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美国教育改革者的历史通常是一段与紧张环境斗争的历史。对教育的哀痛是我们文学的特征之一，就如清教徒布道中的哀诉一样。这类文学本就应该是抱怨，没什么可惊讶的，因为只要有人以提升为目标，抱怨就是责任；但同时，也存在着某种持续的、近乎绝望的、暗涌的情绪。此外，人们会发现，这样的情绪，不仅存在于西部的教育边疆，或最黑暗的密西西比州，它也出现在马萨诸塞，尽管这样的州首先发展了公共基础学校制度，而且始终都在引领教育的州中占有一席之地。在马萨诸塞，1826年教育改革家詹姆斯·戈登·卡特（James Gordon Carter）警告说，如果立法机关不改变政策，那么公共基础学校二十年内就会消亡。[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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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萨诸塞州的学校系统在美国算是最佳之一，但贺拉斯·曼[756]，在1837年担任马萨诸塞教育局局长之后的数年间，针对它提出了一系列很有启发的批评。他说，校舍太小，位置糟糕；为了省钱，学校委员会忽视了保持教材的统一，结果就是，同一班级竟然在一门科目上使用八或十种学习手册；学校委员会的薪资不高，也没有获得社会的认可；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对教育也是无动于衷，因而对学校系统无所贡献，而富人阶层则对公共基础学校不抱希望，将子女送入了私立机构；许多城市都无视而且没有遵守本州对学校的要求；“称职的公共基础学校教师普遍缺乏”，尽管现有的教师，“还算合格，符合舆论的要求”，但人员配备并不如意；“阅读课上明显欠缺智力”；“之前一代或半代人的时间里，学校在正字法方面都退步了”；“我们学校的阅读课上，11/12还要多的孩子根本不理解自己读的词句是什么意思”。他担心“疏忽的学校委员会、不称职的老师、漠不关心的公众，会继续让彼此退化”，直到整个免费学校的理念都被抛弃。[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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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怨继续，哀怨的气氛从新英格兰扩散到全国。1870年，中等教育上，向前涌动的巨流在美国即将到来，明尼苏达州威诺纳（Winona）的威廉·富兰克林·菲尔普斯（William Franklin Phelps）——时为一所师范学校的校长，后来成为国家教育协会会长——声称：[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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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小学］主要掌握在愚昧、缺乏技能的教师手里。哺育孩子们的，只是知识的麸皮。他们把学校留给了广阔的生活舞台，那里不用训练；不用智力，也没有道德活力……整个国家里，大量的破学校、破老师。众多学校如此之破，以至于就算关张，对国家来说也是好事……它们用公共的开支，一贯行惊人的舞弊之举，呈现出了愚昧而令人痛心的景象……我们美国的几百所学校差不多全是没接受过训练的、年轻的乌合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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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约瑟夫·M.莱斯[759]游历美国时考察了学校系统，他按照一座又一座城市，讲述了相同的令人沮丧的画面，只有几个还算是满意的例外：教育是选区政治的产物；无知的政客雇用无知的教师；教学是重复乏味的练习，毫无创意。[760]十年之后，进步运动刚刚开始，纽约《太阳报》表达了另一种抱怨：[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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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还是少年时，男孩子必须在学校做一点功课。他们不用哄；会得到锤炼。拼写、写作、算术都不是选修的；必须得学。如今，在这更加幸运的时代，小学教育在许多地方都成了杂耍秀。孩子必须开心，学自己喜欢的东西。许多聪明的教师都嘲笑旧有的基础知识，孩子学习阅读，似乎被视作介乎灾难和犯罪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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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过去，当国家发展出了庞大的中等大众教育体系，教育本身得到了高度的职业化以后，教师学院（Teachers College）的托马斯·H.布里格斯[762]在哈佛英格利斯讲座（Inglis Lecture）演讲时，评价了美国在中等教育方面的“巨大投入”；他的结论是，很不幸，这完全失败了。他评论说：“甚至在中学课程提供的科目上也没有可观的成就。”他还认为，所教授的那种数学，如果应用于商业，有可能会导致破产或犯罪。只有一半的中学生能算出圆的面积，即使给了π的值和其他必要的数据。外语院校的学生掌握不了阅读能力，也掌握不了交际能力。完成高中法语一年制学习的学生，只有一半人能翻译出Je n’ai parlé à personne；仅有五分之一的选修法语的学生用了两个学年学习这门语言。拉丁文方面，结果一样糟糕。一年制古代史的学习，培养出来的学生，都说不出梭伦是谁；经过一年的美国史学习，学生都不能描述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即使在这些课程中，这两门学科都是重点。英语课程并未在大多数人中培养出任何“对所谓经典文学的永久的品味”，相反，在英文写作方面却产生了种种“在大部分情况中都令人震惊的”结果，它们“证明了当前的成绩有所不足”。[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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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生活在系统调查的时代，证明我们教育缺陷的调查证据已经积累到无须赘述。[764]最广泛的分歧与这种证据的实用意义有关。许多专业教育学家对此都欣然接受，将之作为进一步的证据，证明自己如下的观点：传统学习课程并不适合于大众教育制度中的许多儿童。而教育制度的批评者则主张，这些结果完全证明了，需要重新返回更高的标准，提升我们的教育斗志。关于教育失败这一核心事实，也有相对轻微的争议；失败本身凸显了美国生活的一个悖论：尽管在社会中，人们如此热情地关心教育，但我们教育系统的产出如此令人失望，持续而无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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