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902480
1704902481
如果有人将反智主义说成是美国生活的特征，那么他必须考虑我们民族经验中这样一个标志性的事实——我们执着、强烈，有时还颇为感人地信仰着大众教育的效果。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很少有观察者怀疑这一信仰的普遍或诚意。亨利·斯蒂尔·康马杰[746]在评价19世纪美国的种种首要特性时说，“教育是我们的宗教”——虽然他很快补充道，美国人对教育的期待也就是对宗教的期待，即它“要实用，还要带来红利”。[747]现代历史中，以普鲁士为榜样，美国人也是第一批建立免费公共基础学校[748]制度的民族。在他们最早的一批章程中，就有拨出一部分公共用地、支持学校系统的土地法。他们的校舍和图书馆迅速增多，这证明了他们对知识传播的关心；他们的吕克昂[749]和肖托夸[750]也体现出，这种关心并未随着学校生涯而结束，它扩展到了成人教育。
1704902482
1704902483
从一开始，美国政治家就坚持认为教育对共和之国必不可少。乔治·华盛顿在其临别演说中就督促民众推动“普及知识的制度”。华盛顿主张，只要政体赋予民意以力量，“启蒙民意就是不可或缺的”。1816年，高龄的杰斐逊也提醒说：“如果一个国家希望在文明状态上变得自由，但又愚昧，那么这种希望从来而且将来也不会实现。”1832年，年轻的林肯，在第一次面向选区呼吁时，跟桑加蒙县（Sangamon County）的选民说，教育“是我们这个民族能够从事的最重要的方面”。[751]青年林肯在篝火前，借着闪烁的光，仰卧读书的形象已经在几百万学龄儿童的心中固定为理想（我相信，他们会自发地猜想他在读的是什么书）。对于经历理想主义的漫长飞行之后想要着陆的主笔或演说家来说，借助通俗的修辞赞颂教育，这总是不错的做法。“如果那个时候会来临”，1836年，一位中西部小城的主笔这样写道：[752]
1704902484
1704902485
到时，这巨大的建筑会摇摇欲坠；此时随着火柱升起的快乐的灯塔……会渐渐黯淡，那么这事业就会存在于无知的民众中。如果我们的联邦继续存在……如果你的田地上不再有专制统治下的雇工；如果漫长的幸福日子凭着荣耀的国家事业跟随着我们的国度；如果你让阳光继续散发它未被云朵遮蔽的光芒，照在自由民的脸上，那么，务必要教育这片土地上所有的儿童（EDUCATE ALL THE CHILDREN OF THE LAND）。只有这样，才会从权力的梦中惊醒暴君，唤起受压迫之民的麻木的活力。是理智竖立了一根根国家荣誉的巨柱；只有这样，还有良好的道德，才能避免它们粉碎成灰。
1704902486
1704902487
但是，如果我们从过去的修辞转向眼前的现实，那么让我们印象最深的却是众多这样的批评，它们表明，美国人的教育热情中某个重要的东西缺失了。大量教育问题出现，都源自漠不关心——欠薪的老师、拥挤的课堂、说一套做一套的学校计划、破败的校舍、不足的设备；还有其他许多缺陷，来自别的方面——对竞技的崇拜，游行乐队，高中鼓队的女领队，种族隔离学校，欠缺理智的课程，缺乏严肃学科的教育，忽视学习上天资优异的儿童。美国的小学和中学似乎时常被竞技运动、商业精神、大众媒体的标准所主导；这些还向上蔓延到了高等教育体系之中，那里的种种最糟糕的缺点，突出体现在了一位俄克拉荷马大学的无畏的校长身上，因为他希望建成一所让橄榄球队引以为傲的大学。[753]当然，美国人忽视了一些教育方面的根本价值。他们付出极大的力气和费用，将数量惊人的青年送进学院和大学；但是他们的年轻子弟，一旦入学，竟然看起来无心读书。[754]
1704902488
1704902489
二
1704902490
1704902491
尽管我们用措辞表达了强烈的承诺，但在我们的教育表现中，总是有某个方面严重缺漏；对于这一点，那些严肃对待我们希望的教育工作者都看得非常清楚。有一些现代的教育批评者，太过轻易地怀念美好但从来没有那么美妙的旧日，而我们历史上的教育著作就向他们发出了巨大的挑战。留给我们的这些教育作品，其作者的大名都博得了我们的尊重，在很大的程度上，它们都是尖锐批评、气愤指摘的文学。的确，美国人创建了公共基础学校系统，但是，他们并不出手给予其充分的支持。他们会向世界上的先驱国家看齐，试图在民众中传播知识，但然后，就聘用流浪汉和不合群的人当老师，给他们马车夫一样的薪水。
1704902492
1704902493
看起来，美国教育改革者的历史通常是一段与紧张环境斗争的历史。对教育的哀痛是我们文学的特征之一，就如清教徒布道中的哀诉一样。这类文学本就应该是抱怨，没什么可惊讶的，因为只要有人以提升为目标，抱怨就是责任；但同时，也存在着某种持续的、近乎绝望的、暗涌的情绪。此外，人们会发现，这样的情绪，不仅存在于西部的教育边疆，或最黑暗的密西西比州，它也出现在马萨诸塞，尽管这样的州首先发展了公共基础学校制度，而且始终都在引领教育的州中占有一席之地。在马萨诸塞，1826年教育改革家詹姆斯·戈登·卡特（James Gordon Carter）警告说，如果立法机关不改变政策，那么公共基础学校二十年内就会消亡。[755]
1704902494
1704902495
马萨诸塞州的学校系统在美国算是最佳之一，但贺拉斯·曼[756]，在1837年担任马萨诸塞教育局局长之后的数年间，针对它提出了一系列很有启发的批评。他说，校舍太小，位置糟糕；为了省钱，学校委员会忽视了保持教材的统一，结果就是，同一班级竟然在一门科目上使用八或十种学习手册；学校委员会的薪资不高，也没有获得社会的认可；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对教育也是无动于衷，因而对学校系统无所贡献，而富人阶层则对公共基础学校不抱希望，将子女送入了私立机构；许多城市都无视而且没有遵守本州对学校的要求；“称职的公共基础学校教师普遍缺乏”，尽管现有的教师，“还算合格，符合舆论的要求”，但人员配备并不如意；“阅读课上明显欠缺智力”；“之前一代或半代人的时间里，学校在正字法方面都退步了”；“我们学校的阅读课上，11/12还要多的孩子根本不理解自己读的词句是什么意思”。他担心“疏忽的学校委员会、不称职的老师、漠不关心的公众，会继续让彼此退化”，直到整个免费学校的理念都被抛弃。[757]
1704902496
1704902497
抱怨继续，哀怨的气氛从新英格兰扩散到全国。1870年，中等教育上，向前涌动的巨流在美国即将到来，明尼苏达州威诺纳（Winona）的威廉·富兰克林·菲尔普斯（William Franklin Phelps）——时为一所师范学校的校长，后来成为国家教育协会会长——声称：[758]
1704902498
1704902499
它们［小学］主要掌握在愚昧、缺乏技能的教师手里。哺育孩子们的，只是知识的麸皮。他们把学校留给了广阔的生活舞台，那里不用训练；不用智力，也没有道德活力……整个国家里，大量的破学校、破老师。众多学校如此之破，以至于就算关张，对国家来说也是好事……它们用公共的开支，一贯行惊人的舞弊之举，呈现出了愚昧而令人痛心的景象……我们美国的几百所学校差不多全是没接受过训练的、年轻的乌合之众。
1704902500
1704902501
1892年约瑟夫·M.莱斯[759]游历美国时考察了学校系统，他按照一座又一座城市，讲述了相同的令人沮丧的画面，只有几个还算是满意的例外：教育是选区政治的产物；无知的政客雇用无知的教师；教学是重复乏味的练习，毫无创意。[760]十年之后，进步运动刚刚开始，纽约《太阳报》表达了另一种抱怨：[761]
1704902502
1704902503
当我们还是少年时，男孩子必须在学校做一点功课。他们不用哄；会得到锤炼。拼写、写作、算术都不是选修的；必须得学。如今，在这更加幸运的时代，小学教育在许多地方都成了杂耍秀。孩子必须开心，学自己喜欢的东西。许多聪明的教师都嘲笑旧有的基础知识，孩子学习阅读，似乎被视作介乎灾难和犯罪之间。
1704902504
1704902505
一代人过去，当国家发展出了庞大的中等大众教育体系，教育本身得到了高度的职业化以后，教师学院（Teachers College）的托马斯·H.布里格斯[762]在哈佛英格利斯讲座（Inglis Lecture）演讲时，评价了美国在中等教育方面的“巨大投入”；他的结论是，很不幸，这完全失败了。他评论说：“甚至在中学课程提供的科目上也没有可观的成就。”他还认为，所教授的那种数学，如果应用于商业，有可能会导致破产或犯罪。只有一半的中学生能算出圆的面积，即使给了π的值和其他必要的数据。外语院校的学生掌握不了阅读能力，也掌握不了交际能力。完成高中法语一年制学习的学生，只有一半人能翻译出Je n’ai parlé à personne；仅有五分之一的选修法语的学生用了两个学年学习这门语言。拉丁文方面，结果一样糟糕。一年制古代史的学习，培养出来的学生，都说不出梭伦是谁；经过一年的美国史学习，学生都不能描述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即使在这些课程中，这两门学科都是重点。英语课程并未在大多数人中培养出任何“对所谓经典文学的永久的品味”，相反，在英文写作方面却产生了种种“在大部分情况中都令人震惊的”结果，它们“证明了当前的成绩有所不足”。[763]
1704902506
1704902507
今天，我们生活在系统调查的时代，证明我们教育缺陷的调查证据已经积累到无须赘述。[764]最广泛的分歧与这种证据的实用意义有关。许多专业教育学家对此都欣然接受，将之作为进一步的证据，证明自己如下的观点：传统学习课程并不适合于大众教育制度中的许多儿童。而教育制度的批评者则主张，这些结果完全证明了，需要重新返回更高的标准，提升我们的教育斗志。关于教育失败这一核心事实，也有相对轻微的争议；失败本身凸显了美国生活的一个悖论：尽管在社会中，人们如此热情地关心教育，但我们教育系统的产出如此令人失望，持续而无改观。
1704902508
1704902509
三
1704902510
1704902511
当然，我们或许会生发出这样一种疑虑：关于这些数据和批评，有些地方是不是具有误导性？学校官方和教育改革者不断抱怨的历史过程，难道不完完全全是一个标志，意味着健康的自我批评？种种改革难道不是在许多批评之后出现的吗？如果对美国公立教育系统的衡量，不是按照某些抽象的完美标准，而是根据一开始就设立的目标，那么难道不可以认为，它已经成功了？在这方面，毫无疑问，有很多东西要讲。美国公共基础学校制度的用意，是要利用庞大、多样、流动的人口——招收的来源形形色色，他们从事方方面面的工作——要将他们铸就成一个民族，使之具备文化素质，至少赋予其最低限度的、为共和制度的运转所必需的公民能力。意图就这些；即使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并没有凭借高等文化方面的成就震惊世界，但最起码来说，它的学校有助于培养一般水平的观点和能力；而正是这一点，一再受到外国观察者的注意和赞扬。
1704902512
1704902513
在这方面，毫无疑问，美国教育事业本身还需要更深入的考察。对大众教育的执信，并非首先立足于对培养心智的热情，或对学术和文化这两者本身的骄傲，而是建基于教育对政治和经济的假定的利益。毋庸置疑，贺拉斯·曼这样的领军学者和教育改革者都关注心智的内在价值。但是，在试图说服颇有影响力的人物或一般公众，使之相信教育的重要性时，他们大体上都在小心地指出教育对公共秩序、政治民主、经济发展的可能贡献。他们明白，最难抗拒的“推销”教育的方式，就是强调它在塑造令人满意的民主社会上发挥的功能，而不是强调它在建立高等文化上起到的作用。他们采纳而且让美国人的心中确立了这样的观念：在大众政府中，大众教育是绝对必需的。针对通常留意自己成本的富人，他们将大众教育描述为替代社会失序的唯一选项；对于没有技能、无知的劳动力，则陈述为替换恶政、犯罪和激进主义的仅有选择。对于中层和底层阶级的人，他们将之表达为大众权力的基础，通向机遇的大门，成功竞赛中的巨大的平衡器。[765]
1704902514
1704902515
庞大、不善表达的美国公众不太可能精确地确定，他们对学校系统的期待，除了作为子女发迹的机遇之外，还会是什么。似乎很清楚，理智力的培养并不是主要关注点，而且，也有某些证据表明，我已经描述过的宗教、政治、商业里的反智主义，也进入了学校的实践中。看起来，已然存在一种流行的担忧：孩子不应该过高看重对心智的运用。露丝·米勒·埃尔森（Ruth Miller Elson）在最近对19世纪教材内容的研究中指出：学校读本的编写者试图给孩子灌输种种如我们之前所见的，在成人社会中流行的，针对理智、艺术和学术的态度。[766]虽然这些以前的学校读本包含了比例相当之多的优秀文学，但是，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中，选文被挑选也不是因为它们传授了创造性智识的价值。
1704902516
1704902517
如埃尔森夫人论述的，这些书所体现的首要的智力价值是实用。就像一部早期读本所言：“我们全是研究有用知识的学者。”耶底底亚·摩尔斯[767]的著名地理学教材曾夸口说：“其他许多国家都将卓越的天才力浪费在独创却华而不实的遗迹上，为了让自己的骄傲永垂不朽；与之相反，按照共和主义的真正精神，美国人则几乎完全致力于对公对私都有用处的工作。”学校教材的作者都自豪于知识以民主的方式在美国传播，他们非常满意付出的成本没有花在培养如此之多的高级或渊博的学者上。“这里没有牛津和剑桥那样显赫的学校，在那里，丰厚的薪水养着文学教授，像在修道院一样悠闲……这个国家的民众从来不想过多地展示什么文学——相反，他们着眼于普遍实用的工作。”还有一种说法也表达了类似的骄傲，即美国的学院和大学，与欧洲的不同，并非完全致力于获取知识，而是投身于对学生的道德培养。人们扬扬自得地将美国的学院描绘为意在培养品格和教授合理原则，而非引人追求真理的地方。
1704902518
1704902519
公共基础学校也被认为是按照相似的目的加以规划的。1882年，有三分之一的读本都使用了爱丽丝·卡里[768]的作品，其中说：“小孩子啊，你们必须追求当好人，而不是聪明人。”“人的智识，”另一位作家说，“并非人的唯一和最佳的光彩之处。”内心的优良美德始终受到推崇，胜过了头脑的优秀之处；这种偏好也进入了学校读本中的英雄文学。欧洲的英雄也许是高傲的贵族，战场上具有毁灭力的士兵，或是“接受酬金、奉迎权力的大学者，以及滥用卓越的天分、纵容腐朽宫廷之恶的诗人”。与之相反，美国的英雄以单纯、真挚、品格高尚著称。这种文学中的核心人物就是华盛顿，在一些书里，他是自我奋斗者和对理智生活无用的实干家的样板。“他坚实可靠，而不是有才气，他具有更多的判断力，而非天才。他强烈地敬畏社会生活，不关心书本，也没有书房”，一本19世纪80—90年代的历史书这样说。甚至富兰克林也没有被描绘为18世纪的知识分子领袖，或在世界的各个首都城市中、在世界的种种上流社会里的出类拔萃而且属于美国的科学家；相反，他被形容为自我奋斗者的典范，创作了廉价的、讲述勤俭的格言。
1704902520
1704902521
这些读本当中选入的高知方面的文本，也包含了印证上述情绪的材料。引自华兹华斯的反智倾向的内容在19世纪上半叶颇为突出，而下半叶，则以爱默生较为显著。1884年，有五分之一的读本都引用了爱默生的《别了》（Goodbye）：
1704902522
1704902523
我嘲笑学问和人的骄狂，
1704902524
1704902525
嘲笑诡辩家的校堂，还有学术的门派；
1704902526
1704902527
当人在荆棘中与上帝相逢，[769]
1704902528
1704902529
他们所有的高傲自满又有何用。
[
上一页 ]
[ :1.7049024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