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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理智快乐的看法，也存在着某种偏见；禁止读小说这一常规要求，一再重申；为快乐而阅读完全是恶劣的事情，这种观点偶尔被提出：“把书撕坏，这是滥用，而仅仅图个快乐才读书，这是谬用。”通过深入地分析这些读本，埃尔森夫人得出结论：“反智主义在美国文明里不仅毫不新鲜，而且还完全嵌入了自建国以来一代代学生阅读的教材中。”这种对智识的贬低并没有被任何对艺术的重视所弥补。当音乐和美术被提到时，主要是在讨论自我奋斗的艺术家或民族杰作，或赞颂美国艺术的语境中。对于学校读本的编者来说，重要的事情不是艺术家作品的审美内容，而是他的事业生涯，这证明了勤勉用功的美德。按照描绘，本杰明·韦斯特[770]少年时贫穷至极，买不起画笔，遂从猫尾上摘毛，方能作画：“由此，我们明白，通过勤奋、独创和坚持，一位美洲的少年成了他那个时代英国的最杰出之画家。”但是，尽管艺术生涯能够作为磨炼品格的手段，它也具有危险。一段出自18世纪英国道德家汉娜·摩尔（Hannah More）的选文就被挖掘出来，为了表明“在所有优雅的国家，完全献身于美术，这是女人败坏的重要根源……当过分培养艺术所导致的一切败坏推动了国家的衰退，那么，败坏总是为即将来临的国家的堕落展示出了绝对正确的征兆”。而通常举出意大利人时，则是为了表明，一个具有杰出艺术成就的民族，会伴随着不健全的民族性格。应该指出，随着时代发展，学校读本越来越体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即在举出美国的艺术和文学时，是为了回应批评美国文化的欧洲人。当艺术与民族自豪相联系，当艺术被视为工具时，它至少还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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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不可能知道，学校读本的内容对于儿童的心灵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是，如果孩子接受了这些书中通行的态度，那么，他就会认为学术和美术都只是装饰，体现了不如美国的欧洲社会；他在思考艺术时，会首先着眼于它对国家的用途；他判断艺术时，几乎会完全参照它对品格的贡献。如埃尔森夫人所言，孩子会成长为“诚实、勤勉、虔信、守德的人。他会成为有用的公民；阴柔气，甚至艺术或学术的危险影响也不会侵染他”。他的读本中呈现的文化观，为之准备了“一种献身于追求物质成功和完美品格的生活，但是，在这样的生活中，理智和艺术上的成就似乎仅当它们能促进某种实用目的时才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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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校读本间搜集的这些内容，更为清楚地解释了19世纪中呈现出来的美国人对教育的信念。也许，这一信念最令人触动的方面就是这样的善意的决心：教育不应该成为专利，它应该普遍开放。这种决心在实行时，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功：学校成了强大的传播社会和经济机遇的机构。对于教育应有的内在和性质上的标准，美国人多少有点不太确定；就他们能够确定的这些标准来看，他们也很难将之贯彻下去，达到当初设想自己教育计划时的实现规模。尽管教育在传授实用技能、扩展社会机遇上的功能总是明白易懂，然而，为了理智或想象力上的成就，甚至为了思辨上的乐趣而培养心灵，这一做法的价值就远没有那么容易理解了，也不太能得到普遍的认同。许多美国人困扰于这样的怀疑：这一类教育仅仅适合于有闲阶级，适合于贵族、过去的欧洲人；它的用途并没有它的可能的危险那么明显；对心智培养的过度关注形成了某种自大或自恋，而可以预料，基本上在道德败坏的人中，就会发现这样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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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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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不情愿接受理智在教育过程中的价值，这一点几乎不会被有影响力、受尊重的教师职业所克服，因为在那时，这样的职业并不存在。大众的态度是不需要发展这一职业，但是，即使他们需要，美国生活的状况也让招聘和培训第一流的教师群体变得颇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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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为，学校教师的数字是任何现代社会的核心标志。教师是，或者至少能是，最首要的、代表心灵生活的、大体全职的专业人士，他们进入了大多数儿童的体验之内；在儿童早期基础学习观的形成中，他们对教师存有的态度，对社会尊重教师的意识，都是关键的要点。当然，比起中学，这一点在小学还不是太重要，因为那里的核心任务是传授基本技能；而在中学，儿童迅速觉醒的精神开始接触观念世界。但是，在任何教育水平上，无论从小学低年级，还是到大学，教师都不仅是指导者，而且也是他（或她）学生的潜在的个人榜样，他们鲜活地提示着种种在成人世界中流行的态度。从教师那里，儿童获得了他们对心智培养方式的认知；通过观察自己的老师如何受到尊敬和褒奖，他们很快意识到了社会如何看待教师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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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国家，知识分子的教育功能受到了高度的重视，比如法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那里的老师，尤其是中学教员，有可能是当地的重要人物，相当于是个人和职业方面的典范，而且值得效仿。在这些国家，值得成为教师，似乎是因为他的工作值得去做，他受到了极度的认可。理智上机敏而有教养的老师，有可能对聪慧但家庭环境没有过多教养的儿童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这样的孩子在精神的激励上并没有其他可选的来源。不过，在美国历史上，时常的情况是，学校教师没有能力担任榜样，从而让人进入理智生活。通常来说，他不仅对自己的理智生活全无要求，而且甚至，在本应该传授的技能上，他也不具备充分娴熟的能力。先不论其品质如何，美国教师的低收入和普遍缺乏个人自由的状态，都导致他们的角色与被剥削和胁迫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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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师缺乏奖励和尊重，这一点几乎在当代的评论中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几年前，时为卫生教育福利部（Health，Education，and Welfare）部长的马里昂·福尔松（Marion Folsom）观察到，我们教师的薪水是“国家的耻辱”，它反映了“公众对教师工作缺乏尊重”。[771]对于这种状况，新闻界也不断提醒人们注意。有一天，公众会知道，密歇根州某市一年才给教师400美元，比垃圾清理工还要少；公众也会知道，佛罗里达州的一群教师发现，州长一年给厨子竟然有3600块，他们来信指出，厨师的收入比佛州有大学学历的老师还要多。[772]与其他美国人一样，在绝对意义上，美国教师的生活还是比欧洲同行要更优越，但是，他们的年薪，相对于本国人均收入来说，其比例还是低于西方世界各个国家的教师，除了加拿大之外。1949年，美国教师的平均年薪与人均收入的比例为1.9；同一数字在英国是2.5，法国为5.1，西德共和国是4.7，意大利为3.1，丹麦是3.2，瑞典为3.6。[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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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师这一工作（occupation）的地位在美国也比在其他地方要更低，而且远远低于美国的种种职业（professions）。如迈伦·利博曼[774]所言，非常典型的是，教师都招聘“自人口的中下层”。上层和上中层阶级几乎普遍否认教师是行业（vocation）。在学年或夏季“假期”期间，教师频繁地从事底层工作，来补充自己的教学收入；他们可以当女招待、调酒师、女管家、看门人、农场工、物品寄存处的服务员、送奶工、普通工人等。他们来自文化有限的底层或中层家庭，在那里，《星期六晚邮报》或《读者文摘》很可能是典型的读物。[775]对于大部分教师，他们的工作尽管有所不足，但还是体现出了某种提升，超过了自己父母的经济地位。反过来，他们对待自己的子女会更好，子女接受的教育也比他们要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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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黑板丛林》[776]骇人听闻，许多城市贫民区学校的状况也确实混乱，但是有理由相信，师生之间的个人关系还是融洽的；在中层和上层儿童里，这种关系尤其和谐，因为这样的孩子积极响应学校的教育目标，往往受到老师的青睐，他们在这方面胜过了底层的儿童，即使后者也表现出相等的能力。不过，重要的事实原因在于，美国青少年对自己的老师，与其说是钦佩，不如说是心存同情。他们清楚，老师收入低微；他们很快就会达成共识：教师应该得到优厚的报酬。但他们之中更有雄心、更有才能的人则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教师工作不是自己的目标。[777]按照这种方式，教师职业的平庸趋向于永久不变。当教师站在学生面前，作为理智生活及其回报的代表，他不知不觉中让这种生活表现得完全没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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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处境并不值得羡慕，这一情况可以追溯到我们最早期的历史。美国人对教育的热情从来没有强烈到让自己倾向于充分支持教师。在某种程度上，这似乎反映了英裔美国人对教师功能的普遍态度，这迥然不同于欧洲大陆流行的观点。[778]当然无论如何，合格劳动力的市场总是美国的一个问题；早期美国的各个社群极难发现并且供养合适的男教员。殖民地时期，受过教育的人，其储量有限，而且，他们有幸获得了太多的机会，因此，对于普通社群愿意为男教师提供的报酬，他们难以满足，不想将就。各种解决方案都被加以尝试。有些初等教育工作由女性在“妇女学校”（dame schools）进行，这样的学校通常是私人的，但有时，也会在一定或很大程度上接受公共资金；不过，直到19世纪，美国的各个社群才普遍求助女性，将她们作为教师人选。在某些城市，牧师也兼任教师；教师则兼职当地的杂役，完成各种市政和教会方面的任务，从给教堂敲钟，到担任本地的书吏、市里的公告员或城中的书记。其他城市则接受了这样的事实，专职教师几乎不可能存在；它们只能暂时而且接连聘用有志于其他事业的青年——也许当牧师，也许从事法律。这样，许多社群都能临时找到品格良好、具有才能的教师，但是，他们角色任务的短暂，似乎证明了这样一点：对于具备真正能力和品格的人来说，教师工作只不过是生涯中的一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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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永久固定在教师角色上的人，似乎通常来说，都对这一工作漠不关心，而且尤为不能胜任。也许，正是某个情况的病态方面通常会成为历史奇闻，故而，维拉尔·S.埃尔斯布利（Willard S. Elsbree）在自己的史书《美国教师》中记录殖民地教师的特征时，告诉我们的基本上都是醉酒、诽谤、亵渎、诉讼和诱奸。[779]不过，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即殖民地的社群有时候不得不借助于契约仆役作为教师。大约1725年，一位特拉华州牧师观察到，“当船在河上一靠岸，需要给孩子找教师的人，通常说的话就是，咱们走，买老师去啊”。1776年，《马里兰日报》（Maryland Journal）先是发布广告说：贝尔法斯特和科克来的船，刚到巴尔的摩；然后，又列举待售的产品，“各种爱尔兰来的商货，老师、牛肉、猪肉、土豆”。差不多同时期，康涅狄格的报社也刊登了一则广告，为一个逃走的人开悬赏，此人被描述为“教师，白色皮肤，留有短发。疥疮严重，双腿疼痛”。残疾人也频繁被用作教师，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更好的用处了。1673年奥尔巴尼市将一位当地的面包师补充进现有的三名教师中，因为据说，“他手上没劲”。[780]虽然这样的选择，其动机有可能是善意，尽管并不合适，但它们也反映出，找到合格的教师总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只有马萨诸塞州是例外，因为它有充足的、受过教育的人，故而，相当一部分大学毕业生都担任了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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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能力、会奉献的教师可以时常觅得，但是，不合群的人如此显眼，以至于他们树立了教师职业不爱奉迎的形象。“事实就是，”一位观察者1725年这样写道，“在这里，此类人的职务和性格一般来看都非常平庸，令人鄙视，除非公众能审慎地考虑儿童教育，否则情况不会有改观。”[781]这种传统似乎一直持续到19世纪，那时，我们发现，有人悲哀地承认：“对于那种没有能力，就连手工业也难以从事的人——比如瘸子，太胖，太羸弱，有肺结核或癫痫，或太懒干不下去——他们通常会从中选人作为教师，而如此，他们能得到的也就是这种人能胜任的工作。”对于这一阶层，有一系列刻板印象：老师独眼或是一条腿；老师是嗜酒被开除的牧师；瘸子老师；不合时宜、游手好闲的人；“老师就是礼拜六酩酊大醉，周一再鞭打全校”。[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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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的教育工作者普遍关心老师的才干，这方面不分地域。詹姆斯·戈登·卡特描述过1824年马萨诸塞州的学校，他声称，[783]男性教师可以分为三类：（1）认为教学比普通劳动更容易，而且有可能报酬更高。（2）接受过良好教育，将教学作为临时工作，要么为了赚钱，获得必需品，要么为了让自己有空选择正式的职业。（3）意识到缺陷，对荣誉已经绝望，甚至借助其他工作来维持生计：“如果年轻人品行足够端正，不会关进本州的监狱，那么，他会觉得得到批准担任老师，并非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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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北卡罗来纳大学校长约瑟夫·考德威尔（Joseph Caldwell）对于本州招募学校老师的做法表示了愤慨：[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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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天生和习惯懒惰的人，对于他的所有支持者来说，是不是一种负担？那么有一种方式可以摆脱他，我们让他当老师。按照许多人的看法，在学校任教无非就是呆坐着，无所事事。有谁已经浪费了所有的财产，或者因为轻率和行为不端落了个负债累累？那么开学校这一行，为他开放，供他接受；在这里，他沉入了底部，因为他没有自谋生计的能力。有谁已经毁了自己，也做尽一切让其他人败坏的事情，放荡、酗酒、诱奸，某种不法行径？不仅如此，他是不是刚从监狱出来，为违法之行接受了可耻的惩罚？他全无品节，不可信赖，但是现在，他开了学校，眼见着孩子们蜂拥而入。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如果他想按照这种身份来做事，那么我们承认，只要他能读，能写，能算平方根，他就会成为出色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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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美国文学里，教师最流行的刻板形象，莫过于华盛顿·欧文的伊卡博德·克兰[785]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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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兰（鹳）这一姓氏很适合他这个人。他个高，但太瘦，窄肩，长臂长腿，双手悬垂，离袖口足有一英里，脚可以当铲子，整副身板极为松垮，凑成一体。他的头小，脑顶扁平，大耳朵，大绿眼睛就像玻璃，鼻子长长如同鹬鸟的嘴，这让脑袋看起来仿佛一只风信鸡落在纺锤般的脖子上，报告着风向。如果在刮风天看见他沿着山边跨步而行，他的衣服吹得鼓起，在身子周围飘飘荡荡，那么就会误认为，他是饿鬼下凡，或是什么稻草人从麦田里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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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欧文的描绘，伊卡博德·克兰并不完全是坏家伙。在各家蹭饭时，他尽可能让农民之家欢迎自己，他从事各种各样的杂工，还把小孩子抱在膝上摇逗和爱抚。在当地的女性之中，他算是大名人，他比女人们平时遇见的乡巴佬要更有文化。但是，这个“混合了小聪明和单纯的轻信”的人，并不是男性眼中的英雄；骨头布鲁姆（Brom Bones）用可怕的伪装把伊卡博德吓出了城镇，拿南瓜砸中了他轻信的脑袋；他代表的正是美国男人世界对旧时代的男教师做出的象征性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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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考德威尔和卡特等人，都希望实现某种教育改革，但他们的抱怨有可能夸大了事实；不过，即使有所夸张，它们倒也反映出了固定在美国人头脑中的、针对教师的刻板印象。恶性循环已然出现。美国的各个社群都认为，很难觅得或培训出优秀的教师，也很难为之提供报酬。他们仅仅满足于自己能找到的人，而他们找到的，却大部分都是不合群、不称职的人。他们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教学是吸引流氓的行当；在做出这样的结论之后，他们不再愿意给流氓更多的、超出其本来价值的薪水。诚然，有证据表明，品格良好、能干的教师当被发现时，会受到热烈的欢迎，而且很快就在社群中得到很高的地位，超过了其他地方的同行；但是，在普遍提升教师才干这方面，要到很久之后，才会投入相当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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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美国教育打破这一恶性循环的，就是分级制小学的发展与女性教师的出现。分级学校在19世纪20年代开始形成，它是对大城市教育问题的回应，截止到1860年，它已然广为通行。在这一年，大多数城市都拥有了这样的学校，学生大约六岁入学，十四岁即可毕业。这种分级学校主要以德国体系为模板；它让更小的教室可以容纳更为同质的学生群体；它让美国的教师工作有了体面的基础，这方面贡献良多。它还提升了对教师的需要，将这一职业向女性开放。直到1830年，大多数老师还只是男性，女人主要负责小孩子和夏季班。有一个看法颇为流行：女人不足以应付课堂纪律问题，尤其是“大班”和更高年级的群体。针对这样的异议，分级学校提供了一部分答案。虽然在许多社群都可以听到女教师的反对者的声音，但是，一旦指出，女教师的薪水可以为男性的三分之一或一半，他们通常就很容易不再作声。对于全民教育这一美国式的伟大追求，此正是方案之一，而且还节约成本。截止到1860年，在一些州，女教师在数量上超过了男性；而内战也加速了女人对男人取而代之。到了1870年，据估计，女性在师资力量中占到了几乎60%；她们的数量还在飞速上升。到1900年，大约70%的教师都是女性；二十五年后，这一数字达到了峰值，将近83%。[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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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教师的接纳，不仅解决了成本问题，还解决了品格问题，因为完全可以找到大量低薪工作而且值得称赞的年轻女孩，只要她们的个人品行符合学校董事会设立的、严格有时还极为严苛的标准，她们就可以作为教师进行从业。不过，这并没有完全解决教师能力的问题。新教师的典型特征就是年轻，准备不足。长时间以来，实际上并没有公共设施为她们提供专业的培训；为了这一目的开设的私立女中，数量也不是很多。欧洲国家在教师培训方面已经实验了一百多年，而美国对此还没有太多的考虑。在贺拉斯·曼的推动下，第一所公立师范学校1839年在马萨诸塞州成立；但是在内战之初，也只有十几所这样的机构。1862年之后，它们才迅速增多；但是在19世纪末，它们依然没有满足日益剧增的对教师的需求。1898年，只有很少的新教师——也许大约五分之一——来自公立或私立的师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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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些学校提供的训练并未达到多高的水平。它们的入学标准杂乱无章；甚至都到了1900年，高中文凭还很少被认为是准入条件。两年高中学习或是同等经历，通常就成了两年制或三年制师范学校的前奏。四年制师范学校只是在1920年之后才成为主流，到那时，它也开始被师范大学取代。甚至在1930年，美国教育署（United States Office of Education）[787]的调查表明：当时美国师范大学和师范学校的毕业生里，只有18%的人完成了四年制学业。三分之二的人接受了一年或两年的课程。[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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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19世纪末以及之后，美国的各个社群投入了巨大的努力，满足了对合格教师的需求，但是，学校人口的猛增让它们吃力地追赶；教师市场的供不应求也不利于预备培训标准的提高。1919—1920年最佳的估计数字表明，半数美国教师在二十五岁以下；有一半教师在学校工作不超过四五年，有一半人在八年制学习之后，没有接受过四年以上的教育。接下来的几年，是师范教育在人员数量方面不断飞速增长的时期。但是1933年，美国教育署发布了《全国师范教育调查》，其中表明，在美国，只有10%的小学老师，56%的初中教师，85%的高中教师具有学士学位。学士以上的教育程度几乎是可以忽略的，除了高中教师之外，但其中，也只有六分之一多的人获得了硕士学位。调查还针对师范教育，比较了美国与挑选出的西欧国家，它表明，美国处于相当程度的劣势地位，明显落后于英国，远逊于法国、德国和瑞典。“令人深为忧虑的，”调查的作者写道，“是这一事实，一般师范生，尤其还有重要的教师群体，在人口整体的横断面上并不具有更多的智力优势。”[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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