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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从前种种确定性的丧失”，欧文·豪感到很遗憾，“它们至少有助于让抵抗变得易行”。莱昂内尔·特里林[908]在笔谈会中的看法尤为冒犯了他，其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环境，尽管有种种缺陷，但依然得到了提升，超越了三十年前。欧文·豪辩称，“拿1923年活泼、精神自由的文化生活，跟1953年沉寂低落的状态相比，或是将两者的文学成就相提并论”，这只不过是有趣的异想天开。如果富人阶级接受了知识分子，那么仅仅是因为，后者变得驯服，不再被认为会挑战财富；相反，他们会在财富面前“有损尊严地匍匐跪拜”。知识分子比以往更加无力，尤其是成了新的注重现实的人，“他们贪恋权位，就在这一位子上，放弃了言论自由，但身为政治人物，他们并未让自己具有什么重要价值”。只要知识分子“被吸收进了官方认可的社会体制，他们就不仅丧失了自身传统的叛逆性，也在某种程度上不再发挥知识分子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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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任何选择都胜过了将自己的才华服从于他人的使用：“完全疏远权力和声望的来源，甚至盲目无理地拒绝我们文化的各个方面，这都更加有利健康，只要可以顺畅地清理掉好斗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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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豪的文章并不完全是个人性的文献，它是某种属于左翼知识分子的宣言。几年后，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洛伦·巴里茨（Loren Baritz），也从相似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制度，他详细说明了如下看法：“任何知识分子，只要接受和认同了自己的社会，他就像妓女一样滥用了自己的技能，成为背离自身传统的叛徒。”他质疑说，“理念人”是不是“必须按照自己的本性那样，保持批评家的姿态；那些由衷地信任和赞同自己社会主流思潮的知识分子，能不能让心智的要求与社会的要求保持一致”。[909]他呼吁知识分子坚持原则地从社会体制、关系、责任和权力中撤退：“听任知识分子被吸收进社会，他就冒着严重的危险，允许自己被社会消化……一旦他接触权力，权力就会伤害他。”正确的反应是有意与社会责任保持疏远：“当知识分子对社会，而不是对理智负责时，他的心智最起码来说必定丧失了部分自由和弹性，而这两者却是他最基本的配置。”如果知识分子退回象牙塔，那正是因为“这种需求：需要脱离社会责任、脱离关系，需要自由，来自孤立和疏离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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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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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先听听《党派评论》笔谈会的主流态度，然后再听听欧文·豪先生和其他异议人士的看法，那么就会听到两种声音，它们来自一种既不算新，也不陌生的对话。对疏离的自觉关心，并非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国知识分子所独有；几乎两百年间，它都是西方世界知识分子群体生活的重要主题。在之前的时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和工作，与教会或贵族制，或同时与两者密切相关，对社会持续的疏离还是很罕见的。但是，从18世纪开始，现代社会的发展创造出了一套新颖的物质和社会条件，还有一种新型的意识。在西方世界，早期现代资本主义的丑陋、物质至上、人类无情的剥削，都无处不在地侵扰着敏感的心灵。赞助制度的终结，思想和艺术市场的发展，都让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的精神展开了尖锐而且通常令人不安的对抗。知识分子悖逆了新型的布尔乔亚的世界，他们以各种方式来进行——如，浪漫地主张个体反抗社会，用波希米亚式的团结，用政治的激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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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找重要的历史先例时，欧文·豪先生当然会回到比如福楼拜：对于法国资产阶级的愚昧，他算是孜孜不倦的鉴定家。[910]在英格兰，马修·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以别样的方式试图分析新型的文化状况。在美国，先验主义者们始终都在论述，当个体忍受现代社会时，他的敏感会体验到什么样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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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普遍问题，每个国家都会面临自己特有的变体，因为每个国家都具有各自类型的资产阶级的发展过程。对于20世纪的知识分子来讲，美国的疏离背景让毫不妥协的疏离立场，看起来既正统、不言自明，而又合乎惯例；因为在19世纪的美国社会，得到接受的权威作家与先锋作家，都有可能会保持疏离，他们有时并不偏激，有时却相当激烈。对于这样的社会，可以正确地认为，在19世纪中叶左右，甚至是那些适应社会的知识分子也并不完全适应。因此，在我们自己的时代，由于知识分子对自身角色的理解是由美国社会的历史所塑造，故而，如果说知识人士应该体会成功，应该与权力建立联系，那么对于这样的看法，他们就会觉得怪异，甚至感到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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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我们之前的时代，有两群知识分子就与影响深远的社会权力之运作保持着关联，并且还是推动者，这就是清教神职人员和建国之父。上述每一个群体都在一段时间之后失去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部分是由于自身的失败，一部分是因为种种超出自己控制的历史环境。但是，每个群体又留下了各具特色的遗产。清教神职者建立了新英格兰的理智主义传统；而这样的传统，随着众多新英格兰人四处定居而向外推广，在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它促进了美国绝大部分充满活力的精神生活的发展。[911]开国的清教徒们尽管有着严重的缺点，但是至少，他们仍然尊重思想，尊重精神的强度，这是衡量理智成就的必要标准。凡在这一传统复兴之处，这样的强度通常都会产生惊人的激发精神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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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受清教徒理念影响的国父，他们的遗产也同样重要。在新兴国家的发展中，当民众致力于将自身从受殖民的状况中解放出来并塑造新的身份时，知识分子似乎总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美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们恰恰也是如此，他们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为这个新的共和国赋予了连贯自洽又相当可行的思想体系，赋予了对其身份和理想的定义、对国家历史地位的意识，赋予了民族感、政治制度和政治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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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820年之后，各种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变局迅速破坏了旧的共和制度，尽管美国革命的进行正是以之为准，《宪法》也采纳了它，而联邦党人和杰斐逊一派恰恰是在这种制度中得到了培养。随着跨越阿勒格尼的人口向西定居，随着工业的发展、政治上平等主义精神的兴起、南方杰斐逊派的式微，占据主导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美国民主的显贵阶级，日益衰败。平信徒和福音派已然废黜了建制派神职者。此时，新型的民主领袖带着新颖的政治风格，也从政治领导的位置上罢黜了商贾——专业人士阶层。很快，新型工业家和推销商，也会在商业中令这一阶层彻底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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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留下来的是拥有可观财富、闲暇和文化素质，具有绅士风范的阶层，但他们掌握的权力或影响相对较小。这一阶层是严肃作品和文化机构的受众与资助人。其成员所阅读的书籍，都出自权威的美国作家之手；他们还订阅面向高知的老刊物，支持图书馆和博物馆，让自己的子女去旧式的文科学院，研究古典课程。该阶层还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温和的、批判社会的传统：它对贵族气派的偏爱，足以同处处涌现的、最为俚俗的平民民主特征针锋相对；它遵循的行为准则，足以同新兴资本家和种植园主的粗鲁的实利主义截然相悖。在美国，极为雄辩的批判道德的传统，就是由贵族绅士的几位毫不妥协的子弟创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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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有人认为这一阶层继承了旧式共和制度的严肃传统——建国之父明确体现出了这个传统——那么，他就会立刻发现这一阶层的某种相对的软弱性，它保留了贵族阶层的礼仪、志愿和偏见，却没能维持住其权威地位。旧式共和制度的领袖，他们的精神面貌被之后一代代贵族传承下来，然而，他们变得不再英勇，缺乏力量。国父文化的承继者，我想称之为游离文化[912]——我用游离一词，指的不仅是习惯用法上所说的镀金时代的上层阶级的改革运动，还指失势的贵族阶层的精神和文化风貌。整个19世纪，当那种独立而有教养的美国心灵表达自身时，这一阶层提供了受众。[913]这种游离的心灵，新英格兰的影响对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从清教徒中继承了某种庄严性和崇高志向，却难以保持住清教徒的激情。它以更直接、更切近的方式，从国父们和美国启蒙运动那里，承继了一系列理智上的追求和对公民的关切。但是，在游离的气氛中，18世纪共和式的理智德性，逐渐衰竭，直至干枯；主要原因在于，游离派思想家几乎总是被剥夺了让这些德性与实践经验建立密切或有机联系的机会。对于国父文化来说，必不可少的一点在于，它要接受经验的检验，它不得不处理严肃而错综的权力问题；而游离派文化的特征则是，它与经验的关联、与权力的联系越来越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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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离派的思想重现了国父们的古典精神，还有他们对制度的激情、对心智的尊重、想要将世界合理化并让政治制度体现出应用理性的愿望，也重现了他们认为的社会地位是政治领导的合适支点这一设想，以及他们具有的含蓄的关切：关注于为人们恰当的社会角色提供正派的榜样。但是，当贵族阶层退出了在美国发生的种种至为紧迫、最令人紧张的变革，当他们渐渐撤出了美国商业和政治核心机构的管理层，当他们选择不再认同普通民众的志向，那么，这一阶层就制造出了过分精细、干涸枯竭、清高漠然、自命不凡的文化——所有这些特征，桑塔亚纳在界定文雅传统时，都考虑到了。这一文化的领袖们更关心智识应该得到尊重，而不是它要具备创造力。G.K.切斯特顿在另一个语境中所说的话也适用于他们：他们表现出的，是对拥有智识的骄傲，而不是使用它的快乐。[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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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多数美国人不同，这些人有着强烈的传统感，但是在他们看来，传统既不是力量的源泉，也不是出发点，而是膜拜的对象。在传统和个人才能之间不可避免的对立上，[915]他们让天平重重地背离了个体自信或原创的事情，因为他们哲学的本质部分恰恰在于，必定将这样的自信视为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完全任性而为。他们的文艺批评准则，其原理明显适合于一个固化的、对维持自身地位心存焦虑的阶级。批评之事，就是灌输“正确的品味”与“合理的道德”——品味和道德都被细心地定义，为了反驳任何在政治或审美上对既存秩序的叛逆。文学会成为“道德”的坚定的看护者；所谓的道德，永远指的是习惯的社会道德，而不是艺术家和思想家靠艺术形式的规律或对真理的憧憬施加在自己身上的独立的道德。文学会承担乐观精神，致力于生活中更阳光的方面，它断不会支持现实主义或阴暗面。白日梦、灰暗、神秘、个性、反叛，都一样越出了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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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1823年，美国批评家萨缪尔·吉尔曼（Samuel Gilman）才会在《北美评论》上责备华兹华斯和骚塞，因为他们“恰恰不愿意参考普通大众的思想素质和精神，尽管他们的作品就是呈现给后者”。这样的作家，按照吉尔曼的看法，就应该不受欢迎：“他们的诗是独白。他们的写作脱离世界，高高在上。他们原本的目标似乎就是运用自己的能力，满足自己的诗歌癖好。”[916]当然，此处指明的对原创性的拒斥，与19世纪欧洲诸多最杰出诗人所经历的那种排斥，并没有明显的差异。而不同之处在于，欧洲的环境，尽管其中也存在着与吉尔曼的批评哲学相似的对应，但它颇为复杂，因而其空隙之间，为作家提供了自信的余地。美国的文化环境则更为简单，更容易遭受某个单一阶层的观念的左右，这一阶层尽管心存善意，却又有所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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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真正的天才的存在，这一阶层感到不安，这方面最合适，也最糟糕的例子就是托马斯·温特沃斯·希金森[917]与艾米丽·狄金森的关系：希金森对狄金森如此鼓励，如此亲和，甚至常常表示同情，却未能认为狄金森也属于心存志向的女性诗者，相反，他时而会称之为“我的阿莫斯特（Amherst）的半是癫狂的女诗人”。他还不禁向她提议，到波士顿女性俱乐部参加聚会，这或许可以克服她的孤独。[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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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又一代，正统的文艺批评试图让作家们遵循这样的感受力：它恰恰就属于一类“脱离世界，高高在上”的社会群体。曾经，清教徒强烈的信念，既培养出了法律的捍卫者，也培养出了激烈的异见人士，但这样的信念已经荡然无存；同样消失的，还有对质疑现实的参与，以及有助于塑造和检验国父思想的重要的权力。从前，清教徒社会——在充分考虑到它稀少的人口和惊人的物质条件问题的情况下——为一种非凡的理智规训的传统奠定了基础，创造出了至关重要的文学，首先在宗教，其次在政治领域。至于国父们，他们在紧迫的政治压力下工作，为社会提供了突出的、在政治中应用理性的样板，他们这一代人，在文学、科学、艺术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游离文化，尽管利用了更为富有的社会，但在政治著作和对科学的兴趣上，都毫无可观之处。充其量来说，也就是它的历史著作和纯文学值得关注，但是，游离文化对自发性和独创性的冷漠，让它往往成为次要人才，而非顶级人才的有益的资助者。在发掘二流作家的同时，对于第一流作家，它很少给予最高程度的重视。它忽略了极具原创性的本土名家——如霍桑、梅尔维尔、爱伦·坡、梭罗、惠特曼——却最为高声地歌颂库珀[919]（这是它的杰出至极的人物），还赞扬欧文、布莱恩特、朗费罗、洛威尔和惠蒂埃[920]。人们很容易以轻视的态度来谈论游离文化，但毕竟，它还是为大部分的美国文化生活提供了支持，不过，未能欣赏和鼓励美国大多数的一流人才，这是它的历史中难以回避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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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离文化的特征就是孤立和失势的心灵，无论如何，这种心灵对美国文学造成的后果，在美国批评界已经获得了充分认识，而且受到了热诚的哀悼。1915年，范·维克·布鲁克斯[921]抱怨说，高知群体和低知群体的分歧，严重伤害了美国文学；最近，菲利普·拉夫借用了D.H.劳伦斯的说法，写到了白脸和红皮的对立，亨利·詹姆斯和沃尔特·惠特曼分别代表一方。这些批评家所想到的，就是美国文学和思想中感受力、精致、理论和规则，与自发、活力、感官实在、把握机遇的分裂——简言之，就是心灵质性与经验素材的令人痛心的分离。在美国文学中，众多不完善、有欠缺的作家都遵循了这种分离，它恰恰可以追溯到游离文化。霍桑曾经表示过不满，他针对的很可能不只是自己，还包括19世纪几乎所有教养良好、思想丰富的美国人。他这样写道：“我没有生活过，只是在梦想生活……我对世界见识得太少，以至于我只能凭空来捏造自己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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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一切都有助于我们理解：反对智识为什么采取了19世纪所采用的形式。当坚强又阳刚的实用性的代言人，贵族气、阴柔、出世文化的批评者，用自己的理由反对智识时，他们也从自己的角度做出了证明。但是，当他们环顾身边，巡视智识时，却将目睹到的智识的更苍白、更无力的表现误解为智识本身。他们没有明白：自己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智识成为这种样子，而他们的批判——还有声名狼藉的民粹主义，固执的、对“实用性”的愚蠢痴迷——又让美国的智识多少发育不良。反智主义者的理由呈现出了自证预言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由于他们的看法，智识与失败的事业联系在了一起，它的代表就是一类类在活力和影响上渐渐衰退的社会群体，而一个难以渗透的世界将他们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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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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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从对受众的考察，转而思考美国作家，我们就会发现，几乎到19世纪末，他们首先关注的某些基本问题，都与自己的身份和技巧有关。他们必须寻觅自己的民族声音，必须解放自己，摆脱对英国文学的地方性的模仿，摆脱对英国文艺批评和评论的过分依赖；但与此同时，他们还要避免陷入相反的危险处境，即文学沙文主义。他们不得不调和对贵族气的偏爱——他们之中只有少数人没有这样的倾向，这方面，库珀是最合适的例子——与对美国民主的活力、刚毅和憧憬的同情，当民主就在他们的身边不断发展时，毫无疑问，这些方面如此迷人。他们之中最杰出的作家必须适应自身的孤立，这本身就是紧迫的主题。对于美国生活提供给创造性作家的那种素材，他们不得不做出自己的回应，这样的材料在类型上不同于欧洲作家可以使用的那些题材。没有丰碑，没有遗迹，没有伊顿，没有牛津，没有叶森，没有雅士谷，[922]没有古董，没有传奇，没有公认意义上的社会——悲叹之情，从霍桑传到亨利·詹姆斯，又蔓延到其他人；尽管偶尔有克雷夫科尔这样的作家看到了美国的优点：它能够摆脱封建主义的机器和压迫；尽管其他作家，如爱默生，坚持认为：只有具备了合适的想象力，方能看到美国社会作为一个文学主题所具有的充分潜力。[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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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文人设计出专业制度，也绝对势在必行（这也是为了学院任教的学者，大部分学院都是条件极差、没有图书馆的、教官和青少年暴徒的小宿舍，那些暴徒生活在这个或那个帮派的控制下）。从一开始，几乎没有人能通过严肃的创造性工作获得可观的版税，而作者的职业收入通常也颇为艰难，除此之外，知名英国作家的盗版书，也构成了危害严重、残酷无情的竞争，由于缺乏国际版权公约，肆无忌惮的翻版作坊可以低价向市场倾销盗印作品。到了19世纪40年代，在朗费罗和惠蒂埃博得公众青睐之前，通过创造性的努力能够赚取金钱的作家，可以举出的，只有欧文和库珀，但是这两人，并不太需要版税。实际上，版税仅仅是补充，每一位文人还必须拥有一个首要的收入来源，无论是继承的遗产，还是妻子的信托基金，无论是讲座、大学教学，还是报刊主笔的职位，或是梭罗那种情况，他干过好多年的手工活。[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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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十年间，对于自身状况中令人沮丧的那方面，美国作家以种种方式表达了抗议——退出、移居国外、公开批评。但是，他们更倾向于将自己的疏远视为追求其他价值的结果，而不是视作价值本身。他们整体上摆脱了现代思想家遇到的最为紧迫的一种困难，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在令人痛苦的程度上，思想家是自我意识的造物。尽管他们在自己社会的手中受苦，但是，他们对自身受苦的意识，并没有将其压倒。［人们会想起梭罗的一段话，他以自嘲又伤感的幽默谈及了自己房间里堆放的七百余本卖不出去的《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周》（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 Rivers）：“我如今有了一间将近九百册书的图书室，其中七百本都是我自己写的。作者就应该亲眼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这难道不好吗？”有哪位当代作家，如果也承受着相似的失望，能控制住自己，不去从失望中演绎出一套完整的现代文化的理论？］有人将美国作家的境遇与那种真正痛苦的疏远相比拟——比如就像乔伊斯疏远爱尔兰一样——但这一点似乎并不明显。事实上，他们对美国的态度是矛盾的；后来的一些沉迷于疏离的批评家，在之前的作家那里发现了种种可以增强他们亲切感的文本。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注意到梅尔维尔的这句话，“我觉得自己在此流亡”；但又会很自然地忽视他在其他地方表达的认同感：“我之所以让美国留意它的作家中不断提升的伟大性，这是为了国家，而不是为了它的作者。因为，倘若其他国家在它面前为文坛巨匠加冕，那可就是不小的耻辱了！”大体来说，人们必定会相信理查德·蔡斯（Richard Chase）在《党派评论》笔谈会上的评述：他从来不相信，“美国过去的大作家像现代批评家说的那样，有半点‘疏远’和‘与传统隔绝’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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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差不多1890年之后，美国作家还有其他知识分子成了更加凝聚的阶层，超乎以往；文雅和保守性的束缚，令他们焦躁不安，于是他们拿起了武器反抗美国社会。在为新自由的斗争中，从大约1890年到20世纪30年代，他们忙于做出表达和批评，对于自身疏离的观念成了某种聚焦点，这也是他们审美或政治抗议的一部分。这以前，美国的智识基本上与维系旧价值建立关联。而此时，在历史现实和公众意识上，它联系了对新生事物的传播——联系了政治和道德、艺术与文学上的新思想。曾经，在19世纪，安稳又斯文的理想主义包围着美国知识分子；而如今，他们迅速确立了知识界的权利，甚至还有义务，从而可以针对现实地谈论腐败与剥削、性与暴力。对于智识，它的敌人和敌人的拥趸长时间以来都视其为被动和无用；但如今，它一点点地介入了权力，而且再一次认同了后者。以往，公众都将知识分子阶层关联于保守阶层，关联于恰好中央偏右的政治面貌；但现在，1890年之后，这一阶层作为一股处于差不多左翼位置的力量浮现出来，而在大萧条时期，大多数知识分子又倒向了极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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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我们引到了知识分子立场中最为深刻的一个方面。正如我希望本书可以揭示的那样，反智主义恰恰建基于美国的民主制度和平等主义的情怀中。知识分子阶层，无论它是否享有诸多精英的特权，它都必然在思想和发挥作用的方式上算是精英。直到大约1890年，大多数美国知识分子还植根于有闲的显贵阶级，不管它在其他方面有何种局限，它都轻易接受了自己的精英身份。而1890年之后，这一点的程度出现了变化。身份问题又一次成为知识分子的麻烦，因为，恰恰就在他们的感受和兴趣比从前更加偏离了广大公众时，他们却试图超过以往地支持某些政治事业，而这样的事业是民众对特殊利益集团的反抗——出于这个目的，这些事业是在民粹主义、进步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被理解，都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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