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902900
1704902901
但是，这样的回答只能让人们将注意力又转向了在设计教育，使之符合儿童的生长，同时重新塑造社会这一做法中涉及的困难。随着时间推进，恰恰有一些新派教育人士开始怀疑，杜威是否成功地将教育作为儿童生长与教育作为社会重建这两种观念统合在一起。博伊德·H.博德[893]在1938年观察到，当前形势下的教育即生长学说，“让［教师］无法发觉：他需要一门指导性的社会哲学”。[894]如果相信杜威的统合是成功的，那就需要简单相信，儿童的天性与并非每个人都能分享的民主文化之间存在着前定和谐。有些批评者认为，人们不得不要么放弃强调儿童的天性和自发性，要么不再强调为民主的教育。毕竟，儿童也许会在某个时刻对叛逆产生自然的兴趣；但是，对于重建社会或让自己的心灵“充满服务精神”，这方面的自然兴趣不可能归因于儿童。在大萧条期间，整个社会重建派都倾向于非常坦诚地认可，重建的动力是匮乏的；社会美好的未来，要求教育者承认：一切教育都体现了一定程度的灌输；“外部”目的不可避免地要强加于教育过程之中。[895]尽管教育中的社会重建运动并未引起太多持久的关注，但是，它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帮助进步教育家意识到：“外部”——成人的——目标，必然要在学校中占据主导地位。当一些人期待着教育就如杜威1897年所说的那样，会成为“社会进步与改革之基本方法”时，他们却又不可能按照杜威希望的那般，将教育留在孩子的手中。
1704902902
1704902903
六
1704902904
1704902905
杜威的教育理论在阐述时，希望恰当的教育统合可以克服教育思想中某些古老的对立与二元性。儿童与社会、兴趣和规训、职业与文化、知和行，种种对立，必须通通加以解决，而且最终实现和谐——此时，按照设想，它们有可能存在于民主社会中，而这样的社会本身，已然跨越了这些对立原本出现于其中的、贵族制的精神架构。这种乐观态度是杜威教育逻辑的关键：在他看来，教育中的这些二元关系，并不是指明人类问题本性的线索，而是可以摆脱的、不幸的遗产。世界的确是在进步，当杜威出版自己早期的、最有影响力的教育论著时，他就是这样想的。他认为，科学和民主的时代会更美好、更理性、更睿智，超过了人类已知的过去的一切；它既是某种更优质的教育的根源，也是其受益者。
1704902906
1704902907
由此，杜威的教育思想中存在着一种独特但又隐秘的乌托邦精神——对于这样的乌托邦成分，有许多教育理论家都觉得颇为诱人。杜威的乌托邦思想并非基于对理想教育制度的某种刻画。他太过明智，以至于难以勾勒出完美世界的蓝图；教育是对传统经验的持续重建，他的这一论点，其性质却反对了乌托邦思想。他的乌托邦主义是一种方法：他相信，可以认为，旧式的对立和二元性并不是必须要加以抵制、缩减、管控和约束的实在的性质；相反，它们是误算的结果，源自过去流行的、错误理解世界的方式。与其一味地通过各种有限和注定不佳的方式来解决这些对立，人们还可以采取更好的做法；通过更高层次的统合，就可以完全克服它们。
1704902908
1704902909
在这方面，杜威重复了他之前的许多美国思想家都表达过的、一套反对过去的论证。他的语言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将人类传统历程的全部剧情都首先视为必须逾越的错误的根源。想让教育这样通行的事业保持活力，那就需要能够将过去的残余一一剥离。在《民主与教育》中，他用了一段少有的、颇为有力的文字这样写道：“当前，不仅仅是跟随过去而来的东西……它就是生活，将过去抛在脑后。”职此之故，对昔日文化产品的研究并不会帮助我们理解当前。只有过去的生活才算重要，这些文化产品仅仅是那生活的废弃的仓库——在最佳状态时，生活本身也是超越自己往昔的过程。“与过去及其遗产有关的知识，一旦进入当前，才具有重大的意义，否则就不会如此。”如果让对过去的研究成为教育的主要材料，那就失去了现在与往昔的关键联系，“这就会趋向于让过去成为当前的对手，当前也变为对过去的差不多无效的模仿。在这样的状况中，”杜威继续说道，与此同时，他似乎也达到了自己论证的高峰，“文化沦为装饰和安慰；避难所和收容院。”[896]就这样，它丧失了成为转化动因的能力，但正是这样的动因才能提升现在，创造未来。
1704902910
1704902911
恰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回到儿童，因为儿童是未来的关键；杜威的思想中就有令世界摆脱过去影响的对策。但是，在他能够做到这一步之先，儿童必须要得到解放——在合适的教育制度下，就能真的获得解放——从世界的压迫，从文化机制周围的一切僵死的东西，从社会对学校施加的约束作用中解脱出来。杜威本人足够现实，因而看到并且一再重申了当儿童的自发性冲动作为解放过程之引导时所存在的局限。然而，恰恰是这些冲动，引起了美国教育家的兴趣。杜威的目标是将儿童从过去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以达到能够对过去的文化起到重建作用的地步，故而，美国教育家采用了他的理论，既为了贬低往昔的文化及其仅仅具有装饰和安慰作用的“产品”，最终也为了制订出解放儿童，使其生长不受阻碍的计划。一旦让孩子如此坚实地处于中心，并且将教育定义为无目的的生长，杜威就如此影响了对教育目标的讨论，以至于二十五年来，种种做出澄清的说明，都无助于阻止反智主义对他理论的歪曲。
1704902912
1704902913
与弗洛伊德一样，对于社会为年轻人灌输其原则、禁令、习惯的过程，杜威也将之视为一种针对青年的强制。但是，较之弗洛伊德，杜威的设想得出了对可能情况的更为乐观的估计。弗洛伊德认为，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就是对青年的本能做出种种无疑具有削弱作用的要求，但它又以某种不幸地难以避免的形式存在。而在杜威看来，社会破坏了儿童的“可塑性”，但这正是他们“能够改变流行风气的力量”来源。教育，它的“粗暴的强制，讨好的收买，道貌岸然的教学，都让青年的朝气黯然消逝，令其好奇心迟钝呆滞”；这样的教育已然成为“某种伎俩，它利用着青年的无助”；[897]社会就使用教育这一伎俩，扼杀了它自我提升的能力中最为优秀的部分。在杜威看来，虽然世界是儿童痛苦的根源，但它大体上可以通过教育过程来纠正；而弗洛伊德认为，世界与儿童这两者固定在对立关系上，这一关系尽管可以变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其细节也能改良，但就本质而言，难以克服。[898]
1704902914
1704902915
不止一代人的进步教育实验都印证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尽管旧式教育的失败已然得到补救，而且通常还相当成功，但新的补救措施加剧了其他问题。对专断的成人意愿的服从虽然在减弱，但如今，对同龄人的顺从被视为严重的问题。教师的专制权威已然减轻，可是，微妙的操控取而代之，它在教员这边要求自欺欺人，在儿童那里通常激起了怨恨。儿童对学习失败的恐惧没有根除，相反，为了去除它而引入的手段又导致了沮丧的情绪，这源自标准、赞赏和成就感的匮乏。
1704902916
1704902917
在关于教育的最后的重要陈述中，杜威注意到：“现有体制的愿望就是同化和扭曲新人，使之顺从自己。”尽管杜威还算欣慰地评论了进步教育带来的某些提升，但他又伤感地论述说，他的思想和原则，尽管有助于发展，却也抵挡不了这种体制化的过程。“在教师学院还有其他地方，这些思想和原则已然转变为具有现成规则的、固定的课题，按照某些标准化的程序被教授和记忆……”又是记忆和标准化的程序！他说，“原则正确，方式错误”，这样训练老师，乏善可陈。杜威的果断勇敢值得赞誉，他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提醒进步教育家：塑造教师品格的，是正确的培训方法，而不是教给他们的课题或规则。追求正确的方法，民主社会才有可能创建；追随“威权的原则”，那么教育仅仅会适合于“颠覆和毁灭民主社会的根基”。[899]所以，寻求一种方法，将正确的反体制方法加以体制化，这样的探索还在继续。
1704902918
1704902919
1704902920
1704902921
1704902923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第六部分 结论
1704902924
1704902926
第十五章 知识分子：疏离与顺从
1704902927
1704902928
一
1704902929
1704902930
各种形式的反智主义依然在美国生活中弥漫，但与此同时，智识具有了全新而愈加积极的意义，知识分子们渐渐享受到了更大的认可，而且还以某种方式，享有了更令其满意的地位。这种新的认可，生硬地落在他们的肩上。许多知识分子，习惯于被抛弃；而且多年以来，基于抛弃还会继续这一预期，他们形成了惯有的对社会的强烈反应；由此，他们渐渐觉得，疏离是他们唯一可以采取的、合适而又高贵的立场。他们越来越忧惧的，不是受到抛弃，也不是公然的敌意——尽管他们已经学着对此做出应对，并且他们几乎已然将之视作自己应有的命运——而是疏离的丧失。至于诸多极为果敢、更为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尤其心烦于这样的担忧：随着他们不断被承认、被吸收、被利用，他们会开始一味顺从，会不再具有创造力、批判性和真正的用途。这就是他们所处立场的基本悖论——一方面，他们的确怨恨反智主义现象，视其为我们社会之严重缺陷的标志；但另一方面，对他们的认可以更深重的方式困扰着他们，并将之分化。也许，在今日知识分子界，所出现的、最能造成分裂的争议，就围绕着分别确立在旧的疏离和新的认可之上的价值。我们首先要看看这个问题在近些年来是如何引发的，然后再考察一下知识界的历史地位，以期从中能有所揭示。
1704902931
1704902932
尽管20世纪50年代反智主义盛行，但知识分子本身，尤其是中产和旧式的几代知识分子，当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并没有倾向于对美国价值观展开反击。相反，出乎意料的是，正当他们因为所谓的本质上的不忠诚而遭受最猛烈的攻击时，他们却重新拥护了自己的国家。甚至麦卡锡主义也没能令他们却步：尽管他们会担心，这位参议员及其暴徒也许会破坏某些迄今为止被视作理所当然的价值，但这样的担忧恰恰提醒着人们，美国的旧式价值中，有些东西的确弥足珍贵。而一些老派的、明显传统的、反对麦卡锡的参议员备受赞誉，他们被视为个体性的丰碑，铭记着美国庄严的正直精神。
1704902933
1704902934
1952年，《党派评论》——可以看作美国知识界的内部刊物——的编委们，对于知识分子的新态度做出了非官方的认可，在一次主题意味深长、名为“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文化”的、值得纪念的笔谈会中，他们贡献了若干议题。[900]按照其解释：“如今，美国知识分子认为美国和它的制度处于新的道路上。现在……许多作家和知识人士都觉得，他们与自己国家及其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无论好坏，大多数作家都不再认同疏离是美国艺术家注定的命运；相反，他们非常想要成为美国生活的一部分。”
1704902935
1704902936
编委的问题涉及了知识分子与美国的关系，而二十五位撰稿人对此的回应则表明，其中的绝大多数人不仅全都意识到，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日益融洽，而且大部分撰稿者还接受了这一点。倘若我们忽视他们做出的保留条件，以及相伴随的、反对过分自满的警告，那么，我们恐怕就夸大或歪曲了他们的接受；我们可能以为他们自满，但事实并非如此。但是，对他们观点的综合评述，可以揭示出，一部分曾经强烈地受到疏离的知识阶层，是如何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大部分撰稿人都同意，“不断加剧的、全然的疏离”习惯，似乎不再合乎情理。还有几位撰稿者将疏离作为历史现象，他们的论述强调说：疏离通常是矛盾的感情，过去的伟大作家和思想者都既反抗美国社会，也强烈地肯定它的许多价值观，而且还深深地对社会抱以认同——的确，反抗和肯定之间的张力，在很多时候，恰恰都联系了伟大的成就。
1704902937
1704902938
没有人怀疑过：身为不顺从的批评者，知识分子的这一角色具有根本的价值；也无人认为，知识者应该将之放弃，仅仅成为他的社会的代言人或辩护者。不过，有一点却是共识，美国知识分子不再将他们的国家视为自己必须逃离的文化荒漠；他们也不再像一位作家认为的那样，将美国与欧洲相提并论时，会带着“青春期的窘态”来注视它。如今，比起二三十年前，知识分子在美国会觉得更为自在；他们与美国现实达成了妥协。“我们在见证这样一个过程，”有人写道，“它或许可以描述为：美国知识界的资产阶级化（embourgeoisement）。”改变的，不仅有知识分子；国家也在变革，在改善。它在文化上已然成熟，不再听从欧洲的训导。富人和权贵都接受了，甚至遵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因此，美国已经成为相当惬意的地方，让人们可以进行理智的或艺术的活动，而且这样的追求在这里也可以得到丰厚的回报。有一位撰稿者，觉得整个笔谈会太过自满，但即使如此，他也承认：“如今，那种认为美国是特殊的荒蛮之地的看法，似乎是愚蠢无稽了。”
1704902939
1704902940
二
1704902941
1704902942
在二十五位向笔谈会供稿的作者中，只有欧文·豪[901]、诺曼·梅勒[902]、C.赖特·米尔斯[903]三人，与编委问题的默认态度并不一致；而还有一位，德尔摩尔·施瓦茨[904]，则认为有必要反抗“那种如今在知识分子中成为主流风气的、想要顺从的意愿”。在这些异议人士看来，如此重新拥护美国，完全就是屈服于种种现行的、具有保守和爱国倾向的压力，是对安逸和自满投降。“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文化”这样的观念，恰恰冒犯了他们——C.赖特·米尔斯说，这是“畏缩地听凭现状”，“软弱急切地顺从”，“企图以虚假无效的方式来证明这样的思想行动是合理的”。有些年长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成年记忆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争论，对部分人来说，还可以回溯到20年代，他们似乎一心想要放弃过分简单的、保持疏离的做法，尽管他们曾经受到误导、堕入其中；但是，对于年轻一些的人来说，这显然是难以理解的道德上的失败。
1704902943
1704902944
两年后，还是在《党派评论》上，异议撰稿人之一、时为布兰戴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教授的批评家欧文·豪，强有力地向这份刊物上的主流观点，提出了反驳。在《这个顺从的时代》一文中，[905]欧文·豪断定说，这场笔谈会“令人不安地标志着知识分子在文化顺应的方向上漂浮”。他说，资本主义，“在其最晚近的阶段，为知识分子找到了体面的位置”，他们没有抵制同化，而是开心地回到了“国家的怀抱”。“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是顺从体制的人。”甚至那些依然试图采取批判立场的人，也变得“听命于责任，温和。而且驯顺”。在大众文化产业以及不断发展的学院和大学系统中，新职位的扩增帮助知识分子被纳入了永久战争经济[906]中。“美国的思想自由经受着严酷的攻击，而大体来说，知识分子们在维护那些作为其存在之先决条件的权利上，表现出了令人痛心的战斗精神的匮乏。”
1704902945
1704902946
针对这种自满的文化顺应，欧文·豪所提出的反理想并不新鲜，即波希米亚社区。[907]福楼拜早就说过，波希米亚是“我辈的祖国”；欧文·豪相信，在美国，它也是文化创造力的基本前提。“美国精神生活的最令人兴奋的若干时期，往往都与波希米亚风的兴起步调一致”，他如此断言；即使这一提议的困难之处令他忧虑，但他接着又补充说：“和睦也是一类波希米亚的方式，既安详，又颠覆，而且超然。”波希米亚已然成为一种策略，可以将艺术家和作家团结在一起，与世界搏斗，也为世界斗争；但是如今，它的功能瓦解了。“波希米亚渐渐消失，成了我们精神生活的背景，其中所留下的，似乎是想要的，却也是伪造的。”波希米亚的解体以重要的方式催生了“在许多美国知识分子之中可以发现的孤独感，还有消沉沮丧的孤立感，它们去除了自由乐观的意识形态”。曾经，青年作家们团结起来面对世界。现在，他们“堕入郊外、村舍、大学城”。
1704902947
1704902948
欧文·豪说，这不是要斥责谁在“背叛”，或是呼吁知识分子在物质上奉行禁欲。问题在于这种“缓慢的消耗，它摧毁了一个人站稳立场、保持独立的能力”，在一连串微小的让步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消耗。“最令人惊恐的是，关于知识分子事业的整个理念——此理念即，将生命奉献给那些商业文明不可能实现的价值——逐渐失去了它的诱惑。”在他看来，反对商业文明的战斗自在地具有首要的价值。因为，如果企业文明和艺术价值的冲突，不再像我们从前认为的那样如此紧迫，那么，他声称：“我们必须抛弃掉20世纪的大部分，而且基本上是最优秀的文学、批评和思辨思想。”
1704902949
[
上一页 ]
[ :1.704902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