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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20世纪的知识分子让自己致力于两种不能兼容的活动：他们试图成为民主社会的良好又信仰它的公民；但同时，对于这一社会持续生产的文化，他们又抵制它的庸俗化。美国知识分子很少能坦诚地面对他自身阶级的精英性与他对民主制的志向之间难以解决的冲突。他们普遍不愿直面这一冲突，其极端的表现就是，不断抨击阶级壁垒的作家，却又一贯地渴望特别的尊重。既然知识分子与民众的任何形式的联合都必定不完美，那么忠于民主的知识阶层也必然要时常地承受严重的失落。在政治氛围充满希望与活力的时候——此时，某些民主事业正繁荣发展，比如进步主义和新政的全盛时期——这些失望也许会被遮蔽或遗忘；然而，这样的时候并不长久。进步主义之后是20世纪20年代的反动，新政之后最终是麦卡锡主义。无论早晚，凡当公众难以满足知识分子的政治或文化需要时，知识分子就受到了伤害或震动，他们会寻找某种表达自身感受的方式，但又不至于彻底断绝对民众的忠诚。大众文化现象给了他们疏远群众的发泄机会。对社会主义的希望，甚至目前来说，对任何严肃的社会改革运动的希望，全都破灭，这打消了他们对任何新的和睦关系的期盼。如此之多的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颇为执迷，一个原因在于——除了问题内在的严重性之外——他们在大众文化中发现了合法的（也就是，非政治的）方式，可以表达自己对民主社会的疏远。值得注意的是，对大众文化的某些最为激烈的指责，就来自一些曾经是或者现在依然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作家。刺耳，甚至违反人性的声音，通常会蔓延到对大众文化的讨论中；对平民潜在的怨恨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一点，毕竟民众辜负了他们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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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20世纪知识分子处境的改变，最为关键的证据也许就是下面这一点：1890年之后，首次可以将知识分子表述为一个阶层。随着知识界开始脱离有闲阶级，知识分子与社会之间的所有问题重新开启。19世纪早期，已经出现了许多知识人士和少数专业知识分子，但那时，并没有建立种种机构，可以将他们加以打造，使之具有某种凝聚和沟通的能力，并在全国范围内融入诸多社会秩序。只是在19世纪末，美国才发展出了一套真正的大学制度；适合高等研究的宏富的图书馆；发行量巨大、易于接受新思想、能够支付作者可观稿酬的刊物；数量众多、实力强大、积极进取，在国际版权法的保护下进行运营，留意可能的本土作家，摆脱了文雅习惯束缚的出版社；遵循各种学术规范、组织良好的专业社团；一系列学术期刊；不断扩增的、需要专训技能的政府机构；最后，还有资助科学、学术和文学的资金雄厚的基金会。之前尚不存在的某些类型的知识事业，如今在全国层面上纷纷出现。为了能形象地表现变化的幅度，不妨试着想象一下，比如：揭丑刊物在19世纪30年代，《哈佛法学评论》（Harvard Law Review）在杰克逊时期，波尔克时代的古根海姆奖学金，或是克利夫兰任下的公共事业振兴署（W.P.A.）的剧场计划。[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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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知识分子开始变得更多，更有效，更系统地介入美国社会及其机构和市场时，他们对自己的疏远也越发自觉。之前，更早的对疏远的意识已经在游离文化的特殊条件下形成。它的基本源头是孤独、被忽视的作家或失意的显贵；与它相关的最为有力的表述，在游离文化的末期才出现，就是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亚当斯的这本书，创作虽早，[926]但于1918年才在公众中传播开来；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知识分子，明显将它用作替自己代言，表达他们对自身在美国文化中的地位感的文献；还是这一代人，又恰如其分地重新发现了被遗忘已久的梅尔维尔的价值。显然，战后的知识分子响应亚当斯，并不是因为，他们也经历了亚当斯那样殊异的生活环境，或者他的极为痛苦的、个人与传统的隔绝，而是因为，他对内战后的美国的控诉符合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对国家的感受，他认为那时的美国是粗俗、物质至上、没有心智的社会。尽管特殊的游离派的疏离背景完全不同于这一代人的先锋式的疏离，但是，对疏远和不满、失败和哀叹的共同的意识，建立了两者之间的精神纽带。至少某些人开始清楚，“民主”知识分子与显贵知识分子一样，在这个社会中都不会安然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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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事实颇为讽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数年间，在精明世故的青年知识分子中，疏离竟然成了一种固定不变的原则。但那段岁月恰恰是“小文艺复兴”之年，美国的文学和政治文化似乎再一次洋溢着原创性和活力，以至于都可以嘲笑一切对过去文化的灰心丧气的论断。尽管如此，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疏离——很久以来都是值得考虑的事实——开始凝固为一类意识形态，他们陷入了与自己国家的传统展开的、带有一些地方特征的斗争中。在美国作家看来，似乎重要的疏离做法，其对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现代工业制度或现代布尔乔亚；相反，疏离是从具体的角度出发，其对象仅仅是在美国显现出来的这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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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最合适的例子是范·维克·布鲁克斯的早期作品，两部动人的文化哀歌，《美国的成年》（America’s Coming-of-Age）和《文学与领导》（Letters and Leadership），它们分别出版于1915年和1918年。布鲁克斯在书中，以他后来会为之后悔的热情和雄辩，揭示了似乎可怖的真相，即“一个从不为生活本身来培养生活的民族”。他认为，从一开始，美国的心智就困在清教徒准则的无望的命令与商业专断自负这一赤裸的现实之间，它养成了一种不健康的两重性：这既不利于第一流的艺术家和思想家的产生，也至少不利于他们的成功。一方面，它铸就了一个具有理想和抽象概念、不介入任何现实的世界，另一方面，它又创造了一个拥有财富、没有灵魂地堆积美钞的世界；思想阶层，就困在这两方面之间，迈着惊惶的步伐，从青春走到中年，然后步向缓慢、无休止的衰败。当一个国家的生活“处于发展受到抑制的状态”，当“国家的心智被密封，阻挡了令文学获得自身全部价值的经验”时，就弄出了一群被浪费、扭曲畸形、才华没有兑现的人才：[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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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画家、哲学家、科学和宗教人士，都会被发掘、受遏制、挨饿、受挫、苦恼，甚至连自我发展的第一步也不能迈出，他们就是我们社会的惊人的缩影；这样的社会，由于缺乏领导，因而停滞不前，与此同时，它还无可救药地怀疑领导这样的观念，破坏了所有可以培养出领袖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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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现实经验并未开辟出一条理智传统或是同情的土壤，因此，“虽然比起所有民族来说，我们尤其需要伟大人物和伟大理想，但是，我们没能培养出我们所拥有的潜在的伟大；尽管如此，它依然成功地自我发展出来，［但由于人才转投国外，］我们还是损失了程度难以计算的伟大性”。过分而猖獗的个人主义阻碍了集体精神生活的形成。美国的开拓精神，粗鄙地倒向了贪求和征服，它培养出的物质主义，令人绝望地抵制着具有怀疑精神或创造性的想象力；清教主义巩固了它，这是拓荒先辈的理想哲学，它对人性的轻视态度，既释放了人们贪婪的一面，同时又抑制了他们的审美冲动。美国的商业就在开拓精神、清教主义、边疆投机的氛围中发展起来；诚然，比起其他国家的商业，它更爱冒险，更有吸引力，然而，正因为这一事实，它消耗和改变了太多优秀的美国品格。于是，人们拥有的是一个勉强还行的社会，但事实上，“有机的本土文化”并未存在；丝毫不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正统的文学家，无论他们摆在自己面前的样板是什么，他们都不可能超越对自身艺术的民族观点：艺术要么是娱乐，要么是安眠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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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斯本人对马克·吐温和亨利·詹姆斯的研究，遵循了他上述的抨击，在某种意义上，很可能还为之提供了文献证明；他的攻击也预示了他那一代一位又一位作家在文学批评或作品里给出的判断。相同的控诉，遍布于H.L.曼肯的更为流行的批评性的谴责，以及匙河[928]、温斯堡[929]、泽尼斯[930]的文学作品之中——平庸而发育不良的、饥饿的生命群像，小苹果般酸涩的美国小城文化，[931]还有它的压抑和专制[932]——它以更为刺耳的口吻表达出来，并且目的各异。这种在19世纪90年代微弱的反叛中活跃起来，又在小文艺复兴时期明确表达出的对美国的态度，如今，在这旅居海外的一代里，演变为固定的信仰，而且近乎是执念。1922年，哈罗德·斯特恩斯[933]编辑了《美国的文明》一书，布鲁克斯和曼肯都有撰稿；几位供稿人似乎争先恐后地要去证明：并没有这样的文明。他们代言的这一代人会认为，美国的正义就是萨柯和樊塞蒂一案呈现的那个样子；美国对科学的重视，就体现在斯科普斯审判上；三K党表现了美国的宽容；禁酒令展现着美国的舒适；大都会的黑帮表明了美国对法律的尊重；而股市的疯狂意味着美国最深刻的精神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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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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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疏离崇拜奠定基础的一个隐含前提就是这样的观念：美国的文化问题并不是现代社会之一般问题的也许更为尖锐的变体，相反，它是一个完全独一无二的病例。这就好像是，其他国家不曾有过自己的资产阶级市侩与叛逆艺术家、无人赏识的作家或移居海外人士的棘手对峙。由此，疏离崇拜颠倒了流行的、对欧洲——美国这一对立的处理方式。在流俗的看法中，欧洲长久以来都代表着压迫、腐败和堕落，而美国代表着民主、纯真和活力。在知识分子中，这一相当简单的看待事情的观点被倒转了过来：文明的欧洲相反于庸俗的美国。从本杰明·韦斯特和华盛顿·欧文的时代开始，艺术家和作家就将这一观念付诸实践，他们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移居他乡，将自己的大部分事业生涯放在美国之外；在20世纪20年代，一部分知识界也效仿起来，奔赴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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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及之后，这种简单的欧洲——美国的对立瓦解了。随着时间推移，有一点令人痛苦地变得明显起来：这一对立越来越无效，而且此时，也有可能看到，它从来就没有完全正确过。欧洲国家恰如美国一样，也变得机械化，发展出了大众社会；尽管易怒的欧洲人有可能将这一点视作美国化或是欧洲的可口可乐殖民化[934]，就仿佛大众社会完全是美国的出口或入侵，但是，延续托克维尔思想传统的、更睿智的阐释者明白：作为工业化和大众文化的先锋，美国恰是预示了欧洲发生的种种事件，而不是引发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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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和欧洲的文化对立急剧改变。经济萧条让移居国外的人士重新返乡，他们发现一个新的美国正在形成。到了30年代中期，全新的道德和社会氛围显而易见。美国的政治智慧似乎因刺痛而活跃起来，经济崩溃将它从麻木中唤醒。起初，新政是知识分子的怀疑对象，但最终赢得了他们绝大多数人的效忠。对于国家的人才，似乎存在着新的需求，新的尊重。复苏的工人运动所预示的，不仅是另一个利益集团，而且还是一股社会重建的力量。看起来，民众比以往更有吸引力，这既是因为他们处于痛苦的紧迫中，也因为出现了种种迹象，表明他们越来越有主见地反抗旧的统治者。处处都是抗议和重新的探索。20年代的烦躁和轻松的消极态度似乎不复存在，那时的幻灭和道德上的无政府倾向也满足不了对国内反动势力和国外法西斯主义者的斗争需要。如今，所必需的，似乎是积极的信条与可以利用的历史[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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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旧的氛围烟消云散，新的气氛开始成型，那么变革的广泛程度着实会令人惊讶——惊讶之处在于，如此之多的思想家和作家，尽管其风格、动机和出发点形色各异，但都着手重整旗鼓，会聚于一个全新的精神焦点。此时，文学民族主义开始惊人地复兴，阿尔弗雷德·卡津[936]在《本乡本土》（On Native Grounds）的最终章里充分评估了这种主义的特征。想要重新审视美国、报道它、记录它、拍摄它的热切欲望俘获了知识分子。作家们对美国的过去产生了全新的、怀有敬意的兴趣。比如20年代的传记，在构思或撰写时，其主要特征就是带着贬低的目的——如W.E.伍德沃德[937]对华盛顿的暴躁的攻击，埃德加·李·马斯特斯对林肯的冷酷的评价，范·维克·布鲁克斯对马克·吐温的违反常情的批评杰作——但是，30和40年代的独特的传记作品，是一类不吝篇幅、温和、全面的传记，其中最恢宏、最温情的丰碑之作就是卡尔·桑德堡[938]的林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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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力地预言了疏离的范·维克·布鲁克斯，此时，又一回成为领路人，这次却是为了夺回美国。凭借1936年的《新英格兰盛世》（The Flowering of New England）一书，他推出了我们时代的最为不朽的历史研究之一；他的《创作者与发掘者》（Makers and Finders）系列，让他从1800到1915年美国文学史的第一流、第二流、第三流的人物中，耐心地读解出了自己的思路。此刻，除了他本人早期的、令他感到后悔的、尖锐地指责国家文化的作品之外，美国的任何东西都不再与他疏离。他从无情地论断重要作家的局限，转向了深情地探寻具有局限的作家所拥有的重要意义。布鲁克斯就像家族史方面的史学家或谱系学家一样：后者对家世的过去有着永不知足的兴趣，这令他们对有关家族的一切传言都怀着无穷无尽的耐心；与之相似，布鲁克斯也重建了几乎整个美国文学史，他通常有着引人瞩目的洞见，却很少再带着从前的批判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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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布鲁克斯并不孤独。就连曼肯也难以抵挡怀旧情绪，尽管长久以来，与布鲁克斯的严肃抨击相呼应，他的红鼻子[939]散文提供了幽默版。的确，他对新政的酸刻的反动回应，给他打上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让他表现得就像过去时代的人物：他的无礼，看起来完全符合哈定和柯立芝的年代，但在罗斯福任下，却绝对是粗鲁不敬；他的诙谐天赋，此时来看，似乎已经用尽。但是，当他最终转向去撰写三卷迷人的自传时，[940]作品中却弥漫着与布鲁克斯相称的、文雅的恋旧之情；尽管环境为他独特的嘲讽天分赋予了如此之广的发挥余地，也为他提供了如此之强的个人成就感，然而，凡是知道曼肯是“坏孩子”的人，都会发现这种环境中毕竟还存在着某种良性的东西。在《孔雀夫人》中，辛克莱·刘易斯也给人留下了新的印象；到了1938年，他的拥美倾向已然毫不避讳，甚至更为自信；而《浪荡的父母》（The Prodigal Parents）这部阴郁的小说，似乎完全是在反对青年的叛逆，并为美国资产阶级价值观做出辩护。而最终，他向并不相信的欧洲读者宣布了某些美国的批评家早已表示怀疑的说法：他之所以写作《巴比特》，并不是出于恨意，而是因为爱。甚至更年轻的作家，如约翰·多斯·帕索斯，也在《我们立足的大地》（The Ground We Stand On）中转而到过去探索那些会产生新的政治信仰的美德，即使他曾经在激进的小说中首先表达了对美国文明的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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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断增强的拥护美国的精神，一部分是源于：对美国知识分子来说，欧洲渐渐失去了它从前具有的、在文化和道德上的中心地位。欧洲和美国的文化对立，渐渐围绕着轴心调转过来。T.S.艾略特、格特鲁德·斯泰因[941]、埃兹拉·庞德是最后一批重要的、移居海外的美国人。当大萧条令美国知识分子返乡之后，法西斯主义又让避难的艺术家和学者尾随而至，此时，侨居潮出现了翻转。美国不再是人们逃离的地方，它成了逃亡的目的地。欧洲知识分子开始将美国视为归宿，原因并不总是仅仅为了逃生，相反，有时候纯粹是因为，他们发现美国是一个舒适、有益的生活之地。甚至1933年之前，他们就已如细水，涓涓流入；这之后，又很快演变成了涌动的浪潮：如阿道斯·赫胥黎、W.H.奥登、托马斯·曼、爱因斯坦、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米尧[942]、欣德米特，还有许多次要的人物；此外，艺术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方面的整个学派也在其中。曾经，美国是工业领袖，如今，它成了西方世界中知识分子的首府[943]——只要这样的首都可以认为是存在的——从许多欧洲人的角度看，后一种情况是不可原谅的。但是无论如何，美国和欧洲的对立在大西洋两岸都失去了它的大部分文化意义。比起西方人和西方社会整体这一观念，从前的欧洲与美国的对话变得不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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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欧洲丧失了它在政治和道德上的权威性。法西斯主义展现出的专制政治，超出了美国人的认知；而民主强国对法西斯的绥靖也显露出了整个西方政治制度的缺陷。1939年的纳粹——苏联条约，最终让所有人——除了最轻信的人之外——明白，布尔什维克与法西斯国家并无二致，它实行的外交政策同样冷酷无情；这一条约使得同路人在精神上受到挫伤，也让盛行了将近十年的、平民——自由主义事业与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混融难以为继。不再有可能指望通过任何外交政治制度来获得道德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启迪。当战争末期，死亡集中营的所有恐怖暴露无遗时，就算美国的最严重的下流之举也相形见绌。与此同时，欧洲的剧烈痛苦让美国对自己的责任有了全新的理解。1947年，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施以援手，最为超越地方局限的作家埃德蒙·威尔逊[944]，在自欧洲返程时认为，可以说：“目前的美国在政治上比起世界中的任何国家都要先进”[945]，可以将我们20世纪的文化称作“民主创造力的复生，这样的创造力曾经在美国诞生时占据主导地位，而到内战时繁荣昌盛”。他觉得，20世纪带来了“美国艺术和文学的举世瞩目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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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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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按照年代，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党派评论》笔谈会的时期，以及那时表现出的情绪氛围。对于这一代知识分子，疏离观念首先联系了20世纪20和30年代的某些过分之举，在他们看来，这一观念已然过时。但是，在异议作家中，旧式的投入疏离的做法，又重新活跃起来；它强烈地吸引着新兴的一代，而对于这一代人中最有活力、最有批判性的精神来说，它的吸引力也许最为强劲。新的异见人士以充分的理由主张：在以往任何时期，对理智的异议和自由的批评的需要都没有今天那么急迫；在这方面，他们发现，旧有的疏离崇拜，依然具有意义。这些作家不喜欢当前的文化状况，也不喜欢世界的政治局势——谁又能指责他们呢？——凭借这种厌恶，对于思想家、艺术家、知识分子的角色，他们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观念。但是，我相信，这一观念过分简化了历史，为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不真实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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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作家提出的问题是：一旦接受疏离是难以抗拒的道德律令，那么，启蒙人们认识我们社会状态这一任务，是会得到推进，还是受到阻碍？他们的论证主旨表明了，无论如何，从30年代开始，知识分子的不满都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以前，他们会抱怨说，美国学者或文人的角色和任务并未被认为是重要的，甚至都没有被视作正当的，因此，他们缺少认可、鼓励和体面的收入。而如今，尽管这样的抱怨并没有完全消失，不过，一种持续不断的、新的论调悄悄钻入了过去二十年间的作品中：人们越来越频繁地听到，当知识分子赢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和机遇，赢得了产生影响的新的契机时，他也由此在不易察觉之中变得腐化堕落；一旦赢取了认可，他就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甚至失去了知识分子这一身份。出售给他的这种成功，其代价被看作是难以承受的。当他在大学、政府或大众媒体的工作中任职，他就变得安逸，甚至也许达到小康，但是之后，他就让自己适应了这些机构的要求。他失掉了愤激这一珍贵的气质，而这恰恰是作家的第一流创造性的必要条件；他失掉了否定和叛逆的能力，即率直的社会批评的必需因素；他也失掉了杰出的科学工作所需要的那种进取心和不在意目的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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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之后，知识分子的命运似乎要么是，因自己被驱逐出财富、成功和名誉而大加痛斥，要么就是，一旦克服这种驱逐，就受到内疚感的侵袭。例如，当权力无视智识的建议时，他们就会烦扰不安，但是，当权力向智识咨询建议时，由于他们恐惧腐化变质，故而会更加烦乱。还是用欧文·豪教授的话说：当资产阶级社会拒斥了他们，那不过又是一件证明这一阶级庸俗的证据；当它给了他们“荣誉的地位”，它就在收买他们。知识分子不是受到排斥，就是被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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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不愿表示同情的人来说，这两种对立的不满情绪也许似乎是反常或可笑的。但其实，它们集中体现了特殊的、属于知识分子的、悲剧性的窘境；凡是面对它们的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受困在他的要求极严的理想与更切近的志向和兴趣之间。异议作家表达的那种不适，是由一个事实造成的：既然知识分子的事业是国家自我批评的独立来源，那么，恰恰在这样的事业最为急需之时，就在这一历史时刻，美国社会却似乎在吸收它的知识分子。我认为，他们承受批评，并不是因为感到了不适，而是由于，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情绪的根源，即那种悲剧性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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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中，美国的知识人士很可能最容易遭受这样的良心谴责，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总是觉得必须要证明自己的角色是正当的。而以英国和法国知识分子为例，他们通常都理所当然地认可自己的所作所为具有价值，认可他们对社会的要求具有合法性。但是今天，那种在传统上困扰美国知识分子的内疚的负担加剧了，这既是因为美国在世界上所掌握的权力，也是由于他们心存的合理的恐慌，恐慌的对象就是美国特有的、令人气愤的精神缺失和虚伪的圣洁——我们经典的政治论著都关注到了这些方面。（我们有多少政治家敢于像成年人一样谈谈红色中国的问题呢？）不过，还有一个事实，它也许与所有这些当今存在的因素同样颇为重要，此即，不久之前，疏离传统转变为了强力的道德律令。年长一代的知识分子首先服从了这一律令，为此，他们试图按照它来行事；但现在，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它的误导，于是就认为它不再具有约束力。经历了超过二十年才醒悟，他们终获解放。当他们从不止一种视角出发来看待自身道德立场的问题时，他们就能发现这一问题并不简单；就像任何习惯于思考事情之复杂性的人一样，他们放弃了战斗姿态。而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直接或间接从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灵感的人，却发现这一点不可原谅；他们开始加以谴责，其语言既带有青年人天生的残忍，也有政治左派人为形成的、清教徒般的道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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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美国的年轻知识分子，几乎从其事业生涯开始就常常觉得，心乱与压力伴随着成功；这是我们文化生活的新形势造成的后果，这一形势既令人鼓舞，也叫人气恼。很久以前，1890到1914年间活跃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以非常的热情发动的战争，早已取得凯旋：某些审美自由和政治自由，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主张，无拘无束地处理性、暴力和腐败的权利，抨击官方的权利，这些都彻底得到确立。然而如今，胜利却已变质。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中，先锋恰恰受到了体制化，它被剥夺掉了从前存在的、促使其顽强而无情地进行反抗的刺激因素。我们非常懂得如何吸收新生事物，以至于吸收力本身已经转变为某种传统——“新事物的传统”[946]。昨日的先锋实验就是今朝的时尚，明天的俗套。当美国画家通过抽象表现主义寻求艺术自由的外部界限时，若干年后，他们却发现，自己的油画卖到了五位数。大学校园里畅销的垮掉派，在那里被接纳为娱乐人士，而且成了精于世故、隐秘莫测的滑稽人物。在社会批评上，诸如范斯·帕卡德[947]这样的职业耶利米变为了畅销作者；而更严肃的作家，如C.赖特·米尔斯，尽管会按捺不住地主张最彻底地从方方面面拒斥美国生活，却得到了恭敬的评论和热切的阅读。大卫·雷斯曼的《孤独的人群》，可以视为对美国人性格的、令人沮丧的阐述，但在社会学历史中，它是极为普及的读物；威廉·H.怀特[948]对《组织人》的辛辣分析，处处都被组织人阅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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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严肃的作家认为上述这些情况是令人气馁的，而不是叫人充满希望。看上去失真的成功，比失败还要糟糕。如今，所有这样的接受都依赖于庞大的自由中产阶级读者，而对于知识分子的活动，这些读者带来了温和、具有吸收力的包容，但这并不是什么至关重要的回应。当作家刚刚将读者的生活方式和自我满足的妥协切除掉，读者却立刻对他们说“真有趣！”甚至有时会说“太对了！”如果一位作家并不只是考虑自己版税的多少，而实际上希望对事情的进程发挥影响，或是对自己时代的道德意识产生作用，那么这种被动的包容就只能令他感到愤怒。他不同意严肃的思想被接纳为某种消遣，而不是挑战。通常来说，他很想知道，这一错误是不是也许在于自身：是否他个人的妥协——他总是会做出妥协——让自己的教训的力量变得不再锋利，是否他从根本上完全变成了跟他指责的读者一模一样。[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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