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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比如法语中，知识分子即为clerc，即教士和神职人员。原书页码第430页还提到了坎利夫划分的知识分子类型，一类就是神职型，即clerisy，这个词原指神职人员，后来专指知识阶层。——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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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出自马尔罗的小说《希望》（L’Espoir）。——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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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Richard Steele（1672—1729），爱尔兰政治家和思想家，参与过著名的《旁观者》（Spectator）杂志。——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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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Cotton Mather（1663—1728），新英格兰著名的清教牧师。正是他从伊利胡·耶鲁那里为当时的耶鲁大学前身募得资助。——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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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法文engagé，与英文的engage同源，指积极参与政治，关心社会问题，不袖手旁观。法语有时会称知识分子为Littérateur engagé（介入文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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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卡拉斯（Calas）是法国图卢兹的商人，他本人信新教。长子信仰相同，但后来自杀，民众谣传是父亲所为，因为儿子想要改宗天主教。由于该地以天主教为主，因此市长草菅人命，判老卡拉斯车轮火刑。伏尔泰知道此事后，写作了《论宽容》为卡拉斯辩护。——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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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Ferdinando Nicola Sacco（1891—1927）和Bartolomeo Vanzetti（1888—1927），两人均为美国的意大利移民，一个鞋匠，一个鱼贩。1920年，他们被控持有武器抢劫了一家鞋厂并杀死两人，经过七年审判和法庭辩论，虽然真凶落网，但两人最终仍被处以死刑。据通常的看法，两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具有反美倾向，因此被安上了莫须有的罪名。在审判期间，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知识分子奔走呼吁，成为美国历史上著名的事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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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Animal spirits，动物精神或生物精神，指生物具有的本源的精气，是非理性的情感和冲动。在美国文化中，这个概念因凯恩斯的使用而著名，他认为人的动物精神也可以导致经济行为，从而决定经济形势。——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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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见《审美教育书简》书简15。——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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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Thorstein Veblen（1857—1929），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代表作就是《有闲阶级论》。作者后面会提到有闲阶级这个概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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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Harold Rosenberg（1906—1978），美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和理论家，发明了“行动画”（action painting）这一概念，即后来的抽象表现主义风格，比如泼洒绘画和喷绘就属于这种艺术。——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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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Petrus Abaelardus（1079—1142），中世纪法国哲学家。《是与否》（Sic et Non）是一部拉丁语作品，阿伯拉尔在其中选取了基督教神学理论中的各种矛盾论题（凡158个问题，比如，人们是不是只能信仰上帝？是还是否？），试图寻找消除或调解矛盾的原则。该作品类似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主要是让学生锻炼论辩术或辩证法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它带有思想游戏的性质。作者在这里有意选取了一个古代的正统的思想作品，和一个现代的极端的艺术思潮。——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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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达达主义（Dadaism）是20世纪兴起的先锋艺术思潮，发起于瑞士苏黎世。这种思潮反对逻辑和理性，鼓吹直觉和无理性；反战，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殖民主义，甚至反艺术。达达主义的艺术作品风格开放奇异，诗歌也是如此，具有一种游戏性和随意性。——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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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Practicality这个词，以及practical、practice，在本书中频繁使用，作者并未区分这个词的几个可能含义，它兼有实践（强调行动，相反于理论）、实干（强调做事，相反于空谈）、实际（强调现实，相反于理想）、实用（强调应用、功利和实利，等同于utility、utilitarianism、pragmatism）等意思，中译在不同语境也会采取这些译法，它们的核心含义都是务实。这其中，实践是作者要表达的首要含义，对立于理论或思辨，下文引阿克顿的话，直接表明了知识分子追求的是纯粹的、数学般的思维世界，而不是实践领域；也见原书页码第46页，按照公众看法，知识分子代表理论，明确与实践对立。——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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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Walter Rathenau（1867—1922），德国实业家和政治家，犹太人，创办了通用电气公司；他同时也是作家和知识分子。1922年任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长，同年6月被右翼暗杀。他是爱因斯坦的好友。——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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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W. D.尼文（Niven）编：《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的科学论文集》（The Scientific Papers of James Clerk Maxwel，剑桥，1890年），第II卷，第7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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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电话可以用来拷问犯人。作者应该指罗林斯（Rollins）20世纪60年代发明的塔克电话（Tucker telephone，首先用于美国阿肯色州的塔克监狱而得名）。它是一种弯柄电话，由两节干电池供电，通过电流电击犯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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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Oliver Wendell Holmes，Jr.（1841—1935），美国法学家，曾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这里指的显然是他的名言：“法律的生命并非逻辑，乃是经验。”——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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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这是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在《知识分子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1927年）中的一部分批评，他的整个观点是：许许多多现代知识分子都沉迷于这种空想（messianic）政治，以至于知识分子的价值丧失殆尽：“如今，倘若我们提到蒙森（Mommsen）、特赖奇克（Treitschke）、奥斯特瓦尔德（Ostwald）、布吕内蒂耶（Brunetière）、巴莱（Barrès）、勒梅特（Lemaître）、贝玑（Péguy）、莫拉斯（Maurras）、邓南遮（d’Annunzio）、吉卜林（Kipling），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现在的‘知识分子’正用着情感的各种特点来发挥政治激情——倾向行动、渴望直接结果、一味盯着要追求的目标、轻视说理、过激、仇恨、思想僵化。”理查德·阿尔丁顿（Richard Aldington）译，《知识分子的背叛》（The Betrayal of the Intellectuals，波士顿，1955年），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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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Antinomian，反对律法，反对道德规范，遵从对神的信仰。这里说的是美国。——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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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在知识界中，能听到很多内部讨论都涉及了“技能的发展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不是危险的”这个问题。已经有人提出疑问：知识分子的专家地位是不是事实上破坏了他的理智功能，因为它把知识分子简化为纯粹的脑力技师（mental technician）。如见H.斯图尔特·休斯（H. Stuart Hughes）的《知识分子过时了吗？》（“Is the Intellectual Obsolete？”），收入《和平之道及其他论文》（An Approach to Peace and Other Essays，纽约，1962年），第10章。在最后一章，我会回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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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Ideologues，作者也会用到ideologist一词，它们都与ideology（观念学、意识形态或观念体系）相关。作者强调的是知识分子专门研究或主张政治意识形态这一功能，而不是表明知识分子仅仅是意识形态宣传者。鉴于该词会与意识形态一同使用，故直译为意识形态家。政界中的知识分子必定要具有这一身份。当特拉西创立观念学后，他恰恰就想让它成为一门理智的政治意识形态学，试图以理性的观念体系来建构现实社会，由此与拿破仑产生了分歧，后者用“意识形态家”作为贬义词，来指涉这一类空想的知识分子。马克思也曾说青年黑格尔派是意识形态家，执迷于意识，忽略物质现实，所以实现不了政治变革。——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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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Brain trust，罗斯福竞选总统时，就有人使用这个词来指他的幕僚，这个词在新政期间成为流行语。罗斯福的幕僚首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三位法学教授，为首的就是雷蒙德·莫里（Raymond Moley）；之后还有哈佛大学法学教授。他们并未成立一个正式的组织，但媒体认定了他们的身份，广为宣传，还多有嘲讽，因为他们并不是政界中人，往往被指责脱离实际。——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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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Rand Corporation，最著名的美国政府智囊团。建立于20世纪40年代，是非营利机构，由美国政府和大公司资助，旨在为美国政府提供军事和政治情报。——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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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希斯曾被控为间谍，受到监禁。——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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