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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圣公会（Anglicans）、长老会（Presbyterians）与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t）有着严谨的教会组织章程与具备正式编制、大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牧师，起初他们还能够成功抑制这种激进倾向。但是这些教会自身从一开始内部就存在一些异议者。尤其是南方边疆地带，很多人甚至一度离开所有教会。也有人批评或是抗议这些传统教会，特别是在新英格兰地区，因为在那边激发高度的宗教情怀是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例如在马萨诸塞湾（Massachusetts Bay）殖民地成立的最初数十年间，安妮·哈钦森（Anne Hutchinson）女士的行为对此殖民地的稳定造成很大影响，引发普遍的焦虑：她对于专业的牧师有敌意，也反对大学教育。[4]她后来很不幸地被迫害，一方面是由于她坚拒与主流教会妥协，另一方面是大家认为她对当地社会的人心与秩序带来极大威胁。直到18世纪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时期，这些狂热派才突破各自的殖民地，到其他地方无拘束地宣扬他们的想法。此时美国东岸殖民地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反智就被确立了，而19世纪重复出现的福音主义浪潮也在此时奠基。要了解大觉醒运动，我们一定要先了解殖民地牧师的特色，尤其是清教徒牧师，因为他们在当时几乎就是美国历史上唯一出现过的知识阶层统治者，或更精确地说，是一个与统治权力关联密切的知识分子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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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7世纪殖民地的智识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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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大多数知识分子一般，清教徒牧师也会犯大错，而当他们有权力时就会很危险。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大家对清教徒牧师的唯一印象就是他们常犯错，即使不是大错，这可能是美国知识分子处境的最佳写照。清教徒牧师如此可恶的形象（科顿·马瑟牧师的名字成了它的代名词）[§]不但长久流传于民间历史传说之中，也塑造了我们对知识分子的看法。这些牧师代表了美国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的名声已经毁灭，以致后代的知识分子竟然也常常批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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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其他的社群不可能也像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一般重视智识与学问。摩西·科伊特·泰勒（Moses Coit Tyler）在写美国殖民时期文学史时，以稍稍夸张的语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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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殖民地刚成立时并不是农业社群，当然也不是工业的或是贸易的：它是一个思想社群，喜欢理念，而代表它的器官不是手，不是心，而是脑……也许没有任何一个移民社会如此重视知识，尊敬所有与学问有关的象征或工具。他们的社会是立基在书本上的……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抵达塞勒姆港（Salem harbor）之后仅六年，马萨诸塞湾的人民就筹钱设了一所大学，因此当野外树干被砍伐之痕迹尚新，村落外狼嚎声尚不绝于耳之际，这些移民的子弟们已经在旷野开始学习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与修昔底德、罗马的贺拉斯与塔西佗，以及希伯来文《圣经》了……他们把有学养的人看成贵族阶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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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第一代的清教徒中，有学养者数目不少且受到尊重。约略每四十或五十个家庭，就会有一个英国牛津或是剑桥的毕业生。清教徒们希望他们的牧师都是有学养的，而在殖民时期，整个新英格兰的公理教会中只有5%的牧师有大学学历。因为清教徒移民们重视教育，而且他们的社群多半由知识分子领导，于是就形成了尊重智识与追求学问的传统，这让新英格兰在教育与学术的成就上领先这个国家其他地方达三百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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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切莫以为早期的哈佛毕业生只受过神学的训练。一般都有个错误的印象，就是哈佛与一些殖民时期设立的大学一开始时只有神学课程，加之早期清教徒的先祖们生怕他们的牧师知识学养不够，更为这种看法提供了佐证。事实上，创立哈佛大学的牛津与剑桥清教徒毕业生在英国时饱读人文学科知识。殖民地的教育先驱们认为神职人员与受过博雅教育的士绅在基本学养上应是一样的。现在的专业神学院训练课程，其实是现代专业化风潮下的概念、教派间竞争的结果以及对学院教育过度世俗化的反应。但当时的殖民者没有这种观念。他们需要饱学的牧师甚于需要饱学的其他行业人士，但是他们想要牧师和其他民间领袖或政客一起接受博雅教育的熏陶。而最后，事实也与他们的愿望相符：哈佛前两个世代的毕业生中，只有一半人做了牧师，另一半人进入了世俗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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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社群在其子弟中培养出一个有学养的阶层后，给了他们很多发挥才能的自由。清教徒的牧师受到社群尊重，而他们也积极贡献于社群。当整个殖民地的状况越发稳定后，牧师们开始有闲暇写作，其中有些人的才华令人赞叹。强调《圣经》的清教徒思想非常注重诠释与理性讨论，而不赞成狂乱的激情式崇拜。清教徒式的讲道结合了哲学、虔敬与学术；他们的群众教育目标之一，乃是训练能了解如此讲道的教友。至少在早期，这个目标是达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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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真正达成的事远比这个多。我们现在在评估这些清教徒殖民地当初的文化教育状况时，千万别忘了，即使在1700年，也就是开始殖民七十年之后，新英格兰的总人口也不过十万六千人左右，而且分布得很散，最大的城市波士顿在1699年时也只有七千人。也别忘了在17世纪70年代，这些殖民地与印第安人有一连串的血战，一半的殖民聚落遭到重创，上战场的男子中每十六人就有一人阵亡。即使在这种孤立、贫困与诸多不利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创立了哈佛大学，教育出不少民间领袖与教会牧师，而且创设不久，这座学校的名气就足以让校友获颁牛津和剑桥的荣誉学位了。在这所大学中，年轻人不但研读神学与诠释《圣经》的著作，也读赫西俄德、荷马、索福克勒斯、阿里斯托芬，以及其他一些古典作家的作品。有充分的证据显示，马萨诸塞湾的受教育阶级都极有教养，沉浸于文学以及神学之中，成功把欧洲文明中最好的传统带到了新大陆。除了哈佛之外，他们还设立了小学、出版社与图书馆等。牧师们发表了质量很高的讲道词、历史著作与诗歌，同时也做了些政治上的论述，这些论述后来催生了美国独立革命时期的政论文献。这些清教徒先祖们创下了独特的教育制度，在社群内培养出敬重学养的文化，令新英格兰与新英格兰人的心智在美国文化史中独领风骚三百年。牧师们不独传播宗教，也传播启蒙思潮，推广神学，也推广科学，让小村庄中的每个人都树立起对于知识及文化的尊重心态，若不是他们，这种难得的心态是无从产生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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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对于清教徒牧师的普遍印象是他们不仅有一般教友们的缺点，还会带头迫害异端教徒。但这样的看法可能需要重新检讨。我们现在看他们所处的时代，那的确是不宽容的时代，而牧师们也难免有这样的心态。尤其是来到新英格兰的第一代牧师，他们会犯一般知识分子在政治事务上易犯的毛病，认为自己可以改造整个社会，使其符合某种道德或宗教理想，并且在社会中维系住统一的信条。他们为了证明此点而横渡大西洋，不断开荒新大陆，当然最后他们失败了，因为他们为了实现心中的愿景，做了许多太过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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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评断像清教徒牧师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最公平的方法并不是拿当代关于宽容与开明的最新标准来审视他们，而是站在他们那个时代，以他们所处的社会与服务的教友群体作为分析他们行为的背景。当代自由主义的观点会认为，牧师们一定在我们今日深深不以为然的猎杀女巫事件（例如塞勒姆案）中扮演领导角色，因此他们要为清教徒群体在这些事情上的偏激行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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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实远比这个要复杂。牧师们彼此的立场都不同，加之第一代牧师已然凋零，殖民社会人口又逐渐增加，这些都使得牧师群体变得多样化。[7]也许世代差异与地方性差异是最显著的分歧处。老一辈的牧师，尤其是教区在遥远乡村的，坚守着清教徒最原始的教义信念。但是到了17世纪末，大都市地区的年轻牧师就偏向于自由宽容，也乐意与欧洲最新的思潮对话。这些人大半在靠海的新兴市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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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证据显示，都市地区受过较高教育的牧师（包括英克里斯·马瑟［Increase Mather］和科顿·马瑟父子）都属于知识分子阶层，他们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他们的领导地位远不够有效和强力，但他们可以靠自己的影响力来感召人们，希望他们能更宽容、更乐于追求知识或了解科学发展，并消除某些乡绅、大众与较封闭的牧师常会有的拘泥犹疑。到17世纪结束时，教会中主要牧师们的思想已经比年岁较长的教友或是地方的政客们更开明，前者控制了大部分的乡村教会，而后者常会投选民所好，鼓吹宗教基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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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80年以后，清教徒的牧师对浸信会与贵格会等非主流教会的态度已经比波士顿的大众更为宽容了。而波士顿城中较有影响力的牧师，例如马瑟牧师，也比乡间的年长牧师来得自由些。大城市中的牧师们从英格兰引进不拘泥于教义的书籍，因此逐渐背离加尔文派的严谨传统，教会中的年长教友们对此表示反对。在18世纪中叶以前，奖掖科学的事多半是牧师在做（哈佛第一个非教士出身的教授是1738年开始任教的温思罗普[¶]）。当时，在生活中是否该引进科学的最大争议是关于麻疹疫苗注射的问题，而受过教育的著名牧师们纷纷支持这一发明。马瑟就是一个例子，反疫苗派的暴徒曾将炸弹扔进他的书房，可即使受到威胁，他也仍然不改立场。即便在猎杀女巫这种事上，牧师们往往也表现得比法官或是一般人更理性些。正如西方最杰出的一些人那样，多数的牧师虽只是不相信巫术，但是强烈反对塞勒姆女巫案审判中的草率举证，许多牧师都呼吁大众要冷静。[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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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末，清教徒的宗教意识中出现了若干足以影响牧师布道生涯的问题。清教一直要求在智性与感性中寻求平衡，前者在新英格兰被视为宗教的真正基础所在，后者对支撑鼓舞教友的虔敬感极为重要。但是这种平衡是脆弱的，最后在教友间形成各有偏重的分裂之势。一边世故稳重，对于事物采取自由宽容的看法，但是在宗教情怀上就显得较为中规中矩与冷淡；另一边则倾向于奋兴派的情怀，会因某些观念或是热忱而深深感动，可是其中较激进的教友常常会陷入“反教权”或是反智。乔纳森·爱德华兹在领头的牧师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他既代表了新英格兰往昔的智性与虔敬，且能创造性地接纳新观念。到了18世纪中叶时，新英格兰的宗教已经像其他殖民地一般，酝酿起一股觉醒的风潮，此后对注重学养的牧师们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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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8世纪的大觉醒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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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养的牧师们受到的第一波主要的攻击与责难发生在18世纪中叶的大觉醒运动期间。这些奋兴派运动本身虽然没有对智识与学问造成明确的伤害，却为之后对有学养牧师的攻讦立下先例，并为后来宗教去形式化与非专业化教会领导者的出现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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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大觉醒运动其实是欧洲同性质宗教变革运动的翻版，尤其是德国的虔敬派（pietism）与英国的卫理公会，但是美国的改变力道特别强。很多美国人既不是异见派——例如寄生在圣公会与公理会中那些难以驯服的浸信会友——也不属于任何教派，根本不上教堂。不管是在空间上还是在心灵上，民众们都已远离牧师的掌握范围。在某些地方，尤其是弗吉尼亚，很多圣公会牧师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即使在新英格兰地区，宗教氛围也冷淡了。到了18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新英格兰的教会，以及纽约与宾夕法尼亚等中部殖民地的长老会，已经明显缺乏生气，被中上阶层的人看成只是呆板的“教义贮藏所”而已。他们一贯以有高深与抽象的智识为荣，可是现在这些对于普通民众实在缺乏吸引力；往昔宗教改革引发围绕教义问题的热烈争辩，才促成了这些教派的兴起，现在则已显得毫无意义。[9]第一代清教徒的热血情怀与他们饱受良好教育的下一代都已成历史。牧师们失去了以往那种动力，也因此失去了以往所享的尊荣。牧师们学养太好，也多才多艺，但是也许正因为学养太好、太多才多艺与世俗化，他们看起来都不像是牧师了。教友们在他们枯燥晦涩、陷溺于教义争论的讲道中打瞌睡。大觉醒运动中的一员怀特腓德（George Whitefield）说道：“教友们像死人一般没反应，这是因为像死人一般的牧师在对他们讲道。”[10]从马萨诸塞一直往南到弗吉尼亚，甚至到更南的地方，众多教友其实都在期盼着有哪位牧师能真正地唤起他们的宗教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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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觉醒运动始于1720年，当时一位年轻牧师西奥多·弗里林海森（Theodore Frelinghuysen）受到英国及荷兰清教主义吸引来到新大陆，用他生动的讲道词深深打动了新泽西荷兰改革宗的教友们。他在新泽西引发的奋兴运动带动了纽约与宾夕法尼亚等地的苏格兰——爱尔兰长老会的奋兴运动。1726年，威廉·坦南特（William Tennent）在宾夕法尼亚创建了“小木屋学院”，这是一所简陋、基础的神学学校，在往后的二十年间，他于此训练出一批年轻的牧师，前往宾夕法尼亚各长老会宣扬奋兴派的福音精神。1734年，奋兴派已经作为一个独立教会在英格兰出现。爱德华兹是大觉醒时期一位很特别的牧师，他竟然可以将清教徒重视教义与印发书面讲道词的传统和奋兴派式的热情与激昂结合起来。他的讲道词虽然在1734年到1735年间鼓动了马萨诸塞的北安普顿（Northampton）与周遭乡镇，但与1738年、1739年两次来到美洲宣道的怀特腓德（英格兰的卫斯理牧师的助手）比起来就逊色许多。怀特腓德第二次来美洲时是从佐治亚开始，并曾两次北上，最后在1740年秋天抵达新英格兰。戴维·加里克（David Garrick）说他有突然使群众狂野激动起来的本事，因此他的讲道在美国大受欢迎。数以千计的人从乡村拥入城镇听他讲道，很多人听后觉悟到罪性，获得了精神上的重生。怀特腓德第一次到英格兰之后，坦南特的儿子吉尔伯特也接着造访，他在宣扬奋兴派时过于激烈狂热，以致连某些原本愿意接受这种宣教方式的人也感觉到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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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奋兴派传教的人之中，走狂怪路线的还有詹姆斯·达文波特（James Davenport），他是长岛的牧师，耶鲁大学毕业生。他在1742年及1743年时游走于康涅狄格与马萨诸塞，肆意攻击谩骂传统教会的牧师，而且完全藐视教会惯用礼仪（例如在走进教堂与走上圣坛的时候唱歌），使得当局对他很不悦。在1742年夏天，他被以“借宗教集会破坏公共秩序”的罪名起诉，但最后还是逃过了较严重的处罚而改以驱逐出州界了事，因为当局认为他已“失去理智”。几个月后，他现身波士顿，这次因为毁谤牧师而入狱数月，稍后又以“精神异常”（non compos mentis）为由被释放，而回到长岛后却因为疏于教区职守被审判。在康涅狄格的新伦敦（New London）这个地方又经过一次类似的丑闻后，他最后终于同意辞去牧师职位，在1744年写了一篇看起来并不是很由衷的忏悔文。达文波特被吉尔伯特·坦南特严厉谴责，但后者正是当初启发达文波特走向奋兴派的人。由此可见较温和的“觉醒人士”与一般的牧师一样，都已对这场运动释放出来的喧嚣与狂热心怀警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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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的传统牧师起初都很欢迎游走四方的奋兴派宣教者，因为他们的确可以提振教区信友们的热情，甚至连当时著名的波士顿自由派知识分子本杰明·科尔曼（Benjamin Colman）也都如此表示。但大觉醒运动成气候以后，这些牧师才开始明白原来觉醒人士并没有把他们视为同路人，而是当成竞争者，并且很瞧不起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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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伯特·坦南特在他的宣道讲词《论没有全然顺服的教会之危险性》（“The Danger of an Unconverted Ministry”）批评了传统的牧师（那些“正统的、学识好的以及正规的法利赛人”）宣道的方式；他认为他们是工于心计、残酷冷血、顽固偏执、信仰不坚定的伪君子，而且根本瞧不起一般民众。他还认为这些未觉醒的传统派牧师无论在动机还是虔敬程度方面都很有问题，因此不是同道而是敌人（“如果他们能，他们绝不会让一个真正虔诚的人进入教会，这样他们倒行逆施的诡计就可得逞”）。吉尔伯特·坦南特的手段不讨人喜欢，但他相信自己是在发掘一个真正的问题，而且我们很难否认他的主张其实是一种宗教上的民主。他认为：在目前的教会组织结构下，牧师们是未完全顺服主的冰冷之人，若未经其同意，觉醒的信友便进不了此教会，那么整个教会又如何能够趋向“虔敬”呢？[12]吉尔伯特·坦南特发挥了当初新教教徒的精神，再次发掘出一个重大问题：在宗教组织被垄断的情况下，信仰如何传播？但对现有的传统派牧师们来说，这个问题却是以另外一个面貌呈现出来的：在必须遵守教内信条与礼仪的情况下，他们如何能与视自己为敌人的奋兴派牧师，如吉尔伯特·坦南特与怀特腓德这样的人竞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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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传统的牧师们发现他们自己很难与奋兴派竞争。一般的牧师在没什么宗教刺激的情况下与教友们共同度过一年又一年，此时却要负责在严肃的日常环境中维持他们的精神意识。面对像怀特腓德这样热情又吸引人的牧师，或是像吉尔伯特·坦南特与达文波特这样名气略小但是会以激昂的身体语言振奋听众的传教士，他们就像是上了年纪的家庭主妇，眼睁睁看着老公被唱诗班里年轻貌美的女孩吸引，却无能为力。反观奋兴派的牧师们，当然除了智识程度极高、令教友们难以望其项背的爱德华兹以外，其他人在讲道时都不需要诉诸教友的理性或是触及某些困难的教理问题。还是除了爱德华兹以外，他们都不写讲道的文稿，而是即兴与教友们对话。他们通常会谈到最根本的宗教问题——人的原罪感、寻求救赎的渴望、乞求上帝的爱与怜悯等，而且在鼓动教友们的情绪时从不迟疑；癫痫、战栗、尖叫、呻吟、俯伏以及发呆恍惚等现象都出现在了他们身上。例如，吉尔伯特·坦南特常会激动顿足，陷入精神恍惚、语无伦次的状态，而听众竟因害怕恐惧而信教。但大家显然很需要这样的表演：他在新英格兰旅行布道的三个月期间，经常可让他的皈依者激动欣喜地俯伏在一英尺深的大雪中。一名有偏见的圣公会教友蒂莫西·卡特勒（Timothy Cutler）如此报道：“在怀特腓德之后来了一个叫坦南特的人，他真是个吵闹、无耻的野兽，他告诉听众他们全都被上帝诅咒了，诅咒了，诅咒了！而这显然迷住了听众，在我见过的最刺骨的冬天，人们纷纷挖坑扑倒在雪地里，不分昼夜，就是为了让他大喊大叫，许多人因此在聚会完后变得疲惫不堪。”[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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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奋兴派最激进的这些牧师开始挑战公理会、荷兰改革宗、长老会或圣公会的仪规了。如前所述，新英格兰的公理会与其他地方的长老会一直都强调牧师必须是饱学且专业的。一直以来他们的牧师都备受尊敬，不但因为饱学，也因为虔敬与宗教上的素养。学养在此有着很基本的重要性，因为大家认为宗教生活的关键是理性认识教义。并且，教会在组织常规活动时都井然有序。牧师必须是受邀请而来的，且会受到正式任命，他们与教友间有着稳定、严肃的联结关系。没有任用资格的牧师是不可能出现的，也从来没有不请自来的讲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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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传统现在都受到了挑战。最激进的奋兴派传道者的行径破坏了牧师这个职业的尊严，他们干扰和分裂了教堂会众对传统派牧师的忠诚；他们试图败坏教堂的名声，说它冰冷且不知悔改；[14]他们宣称精神而非知识才是获救赎的关键；最后，尽管遭到吉尔伯特·坦南特等人的反对，他们甚至扬言要任命外行——非专业的劝士（exhorter）来执行宣教布道的工作，以此破坏牧师这个职业的专业性根基。于是不久后，很多教会一分为二，像公理会与长老会等主要的宗派甚至四分五裂。整个情势明显失控了。此事发生二十年后，埃兹拉·斯泰尔斯（Ezra Stiles）回忆道：“群众认真、清醒、严肃地失去了理性！”[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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