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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保守派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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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这些奋兴派便不再受到传统牧师的欢迎了。到了1743年，牧师自己却在内部吵了起来——不是因为是否要反对任命未经受训的教友为牧师或是外人侵入教区演讲，这些是大家都不同意的事，而是因为是否要反对大觉醒运动本身。少数人（可能至多占到三分之一）认为尽管大觉醒运动有些缺点，但是它“不失为应乐见的宗教复兴运动”，而大部分人则瞧不起它，视之为一阵充满迷信的狂热之风、对传统与理性权威的反智挑战。对于奋兴派最全面的批判来自最不愿与其妥协的对手——有点一本正经但是思想开明的波士顿牧师界领袖查尔斯·昌西（Charles Chauncy）。他于1743年出版的《对于新英格兰宗教现况的及时反省》（His Seasonable Thoughts on the State of Religion in New England）表达了他对于这些傲慢无礼的宗教“暴发户”的愤怒：这些来自不同阶层行业的人挑战了现行的教会制度，他们完全不够格，却无比自傲。他认为这些奋兴派已经为“外行劝士”开启大门，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自以为可以胜任别人的心灵导师；没有学识或能力，却自以为有；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却向愿意听从他们的人说什么精神上的益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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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受过专业训练！”这就是大觉醒运动最大的问题了。昌西认为，以往发生过的错误现在又出现了。过去的异端和受人喜爱的传道者认为“他们不需要任何书，只需要《圣经》就可以了”。他们推说，传道一事不需要学识，靠着圣灵指引的传道者足以胜过靠知识指引的牧师，就好像圣灵与知识是相对立的东西一样。昌西认为，这就是奋兴派最根本的错误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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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以为只要依靠圣灵就不需要学习教理，也因此许多人看轻学校与学院。他们还认为只要有一颗虔敬圣洁的心，就可以获得力量。于是大群劝士出现了，人们敬仰他们，追随他们，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连常识都没有……也有很多牧师在讲道时不仅不看《圣经》，也不学习基本教义，他们辩称，这些东西看多了会限制圣灵的发挥。[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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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重视《圣经》与正确解读其含意的人来说，以下观念简直是异端的极致了：一个人只要感受到圣灵，则不需要学习基本教理，就可以正确解读上帝的福音，拯救他人的灵魂。在此，我们看见了奋兴派与传统教会的最主要差异：对《圣经》的悠久诠释传统重要，还是发展出内在宗教情怀来与上帝沟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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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兴派牧师如此解释他们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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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其实给每位弟兄都赋予了讲道的资格，只要他够虔敬。讲道的最基本资格取决于讲道者是否充满圣灵，熟悉经典文本与人文社会学知识并非绝对必要，他们如果能正确使用这些东西，就会有帮助，但是如果缺乏圣灵的洗礼而想以学识代替，则反而会误入歧途。[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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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保守的人来说，这无异于完全拒绝宗教知识，而且如此感性的崇拜方式，最后将会把信仰活动中的理性全部抹除。南方有一位反对福音派的人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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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理性，就没有真正的信仰。在宗教中，真理与意义永远是必要因素，而理性则是辨识它们的工具。我们的信仰最可贵之处在于内在心灵的反省。如果宗教只是关于身世、气质、兴趣或是任何外在环境与动机，则所有的宗教都会变得相差不大。虽然我们借助教育就能信奉真正的宗教，但是如果我们不能真正理解宗教存在的理由，将其内化为我们自身之物，则这种信仰便对我们毫无助益。如果我们给上帝的是“愚人的奉献”，上帝是不会悦纳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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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在受到奋兴派波及的殖民地中，保守派的牧师们从原本期待奋兴派能带来些助益，很快变得开始害怕他们，认为奋兴派对于他们的地位、教会及所有真正的信仰都是威胁。奋兴派忽视基本的教义，不遵守教会的常规体制，而且毁谤它。即兴式的讲道把信仰中所有的理性元素都抛之脑后，很多福音运动牧师自己承认他们的讲道来自“圣灵把思想注入他们脑中、把话语灌入他们口中的即时印象”。对保守派来说，即使一个经过正式训练的牧师使用这样的方式也是不好的，非专业的劝士使用就更是危险了，因为他们只是“未受过教育、没有知识、不熟悉福音教理的寻常百姓”[20]。最后，这些争议现象的出现，不但在许多教会中制造出分裂与争端，也使得牧师们纷纷害怕福音派会伤害学院教育的发展与通常的牧师训练体制，最终伤及受教育牧师传统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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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担忧确是被夸大了，但是奋兴派的确想打击学院体制，最极端的时候甚至到了焚书的地步。即使温和的怀特腓德都曾主张应该烧毁某些书，且曾成功说服过信众烧掉一些书。1743年3月，达文波特劝告新伦敦的人不仅要把个人拥有的珠宝与值钱奢华的东西都烧掉，还要把马瑟、科尔曼、昌西等牧师与其他一些传统派牧师的书与讲道词烧毁。一个周日的早晨，码头上出现一个炽燃着的焚书柴堆，达文波特与其跟随者唱着《荣耀颂》（Gloria Patri）与《哈利路亚》（Hallelujah），高声叫喊：“这些书带来的折磨与这些作者的错误思想，都已随着冉冉上升的烟被送进了地狱。”[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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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觉醒运动对于教育的直接影响是正负面兼具的。在长老会中，许多牧师是由苏格兰的大学训练出来的智识人士，所以奋兴派的牧师也对说他们的工作敌视学问的斥责很敏感。坦南特在他的小木屋学院中训练出不少能干的学者，他的儿子也不像坊间传说的一般无知。更重要的是，长老会中的奋兴派在1746年设立了新泽西学院（就是后来的普林斯顿大学），以确保他们有自己的教育机构。还有其他一些教育机构，例如布朗大学、罗格斯大学与达特茅斯学院等，也都是由亲近奋兴派的人士设立。奋兴派敌视教育是后来发生的事。不过必须说明的是，大觉醒运动导致的后果是使教育受到教派分裂的影响，巩固了教派对学院的控制。这些激进的教派不是要建立一个一般性的学府，而是要有一个他们自己的教育传教机构；在其中他们可以推展自己的教义倾向，而非传授世俗的博雅人文教育。即使博学的牧师爱德华兹有一次也抨击哈佛与耶鲁不愿意当“信仰的摇篮”，花很多力气养成人文学者而非致力于宗教教育。[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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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腓德自己是一位有责任感的福音派牧师，他也不满这两所学校。他抱怨这两所学校的教育失去了光芒，“非常黑暗，黑暗到人们都可以感觉到”。当他在1744年回到新英格兰时，当初欢迎他上讲坛的传统派牧师们都不再接受他了，哈佛与耶鲁的教师们还写小册子回应他对学院的攻击，并对他个人提出很多质疑。他的对手诋毁他，说他丑化与颠覆这两所学校的目的在于推翻它们内部的当权派牧师群，开创一种培育下一代牧师的全新方式。我们没理由相信这种说法。但是在那个时代，许多奋兴派成员都在教友面前给他们服膺的传统派牧师泼脏水，说这些人缺乏虔敬心，甚至是邪恶的化身；在这种氛围下，传统派害怕自己的地位被彻底推翻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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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焚书与觊觎学院教育权柄并不是奋兴派的典型作为，而是一些过激的案例。奋兴派一开始并不想分裂教会、攻击学院，或是毁谤智识与学问；他们的基本目标只是振兴宗教，让人们的灵魂接近上帝而已。而且，大觉醒运动虽然在新英格兰与宾夕法尼亚等地辛辣地攻讦像昌西这样的牧师，但反智效果其实有限，因为这些地方的公理会与长老会有着尊重教育与理性的强大传统。但即使在新英格兰，大觉醒运动也有向极端发展而失控的时候。反对它的人像昌西一样说大觉醒运动的本质是狂热与反智，但是赞成的人却认为这些都不过是例外与偶然之举，大觉醒本质上是一个推动大众皈依基督的正面运动。从短期来看，因为新英格兰教会的氛围较为克制，赞成者的说法没错；但是反对者却一语成谶，预见了奋兴派日后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当这种运动挣脱新英格兰的节制与传统，向美国的广大内地发展后。一位后来研究新英格兰大觉醒运动的学者虽然在字里行间对运动不吝同情，但依旧下结论说：“这个运动说明，缺乏智识约束的狂热福音运动可能出现并流行开来。”他还认为，在当时“贬低学问”的只是大觉醒运动中的少数人，但是之后却变成新教信仰中的主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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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觉醒运动的一贯看法无疑是很正确的：它是美国民主化的重要推手，因为它主张的信仰方式亲和普通人，为他们在精英阶层打造出的现有信仰体制外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它告诉大众，他们有权利选择他们喜欢、讲话听得懂的牧师，甚至有时有权自己上去讲道，因而打破了权势群体的掌控，提高了美国普通人民的自信与自足，后来的外国人来到美国，在它的人民身上观察到的正是这种特质。此外，若干出于人道的举措，例如反对奴隶制度、向奴隶与印第安人宣教，也都得归功于大觉醒运动。世界上每一个灵魂的福祉都是善良的觉醒运动人士所关心的。但这么做的代价是牺牲了宗教智识和学问事业（尽管他们新建了几所学院），这也是我们必须注意的。在美国，大觉醒运动的支持者并不是首先站出来反对思想的人，但他们加速了反智倾向，而且为美国的反智带来了第一场短暂的胜利。随着大觉醒运动的兴起，美国历史上的清教时期结束，福音派时期开始。此后的奋兴派运动都是在18世纪奋兴派运动的基础上重复和持续放大它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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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奋兴派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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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新英格兰与纽约、宾夕法尼亚等地是以公理会与长老会为主，但奋兴派在这些地方兴起、盛行并逐渐向外扩展到南部与西部时，变得更原始、更感情化，更注重圣灵到来后迷醉式的表现。牧师所受的教育训练更少了，他们更肆无忌惮地用身体动作来表达对圣灵的感动，俯伏、抽搐、哭喊、大叫等行为都大为增加。从一开始，怀特腓德的工作在南方就很有效，福音运动受他的鼓舞很大，再加上宾夕法尼亚长老会中奋兴派出走，将运动传播到了弗吉尼亚与北卡罗来纳等地，到18世纪40年代与50年代时甚至远至更南方。在这些地方，奋兴派发现了许多不上教会的人，而有时候这些乡下的圣公会牧师会懒散颓废，因此他们对当地牧师的攻击远比对北方教区更容易。加之在当地，圣公会与上层阶级合流，所以奋兴派的民主与反对倾向更尖锐。在南方，虽然有像塞缪尔·戴维斯（Samuel Davies）这么优秀的长老会牧师（后来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但是因为浸信会与卫理公会占了多数，而这些团体都不像长老会与公理会一般注重牧师的教育，所以奋兴派在推行他们的免费牧师巡回演讲、教友讲道制度或是抨击许多传统牧师时阻力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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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奋兴派在传福音时，发现当地人不仅不上教会，而且文明程度都很低。圣公会的查尔斯·伍德马森（Charles Woodmason）牧师于1760年至1770年在卡罗来纳的穷乡僻壤四处宣教时，记录了当地缺乏文化的粗鄙生活，以及那些巡回的宣教士如何引导民众反对传统教会的事迹，这些行为绝对会让任何一位正直的人都无法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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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方除了集会、教义问答、唱诗歌、约翰·班扬（John Bunyans）的《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与奋兴派牧师的讲道词外，几乎完全看不见《圣经》。他们对于阅读历史书籍也没兴趣，即使念给他们也都不愿意听，这就好像当年英格兰的粗人，这些人不重视知识，鄙视甚至敌视在艺术、科学或是语言方面有学问的人，这种成见甚至连地方上的重要领袖人物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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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马森数年后也提到了浸信会中奋兴派与新光派（New Light）对于权威的全然反对，他们不但成功打击了传统的教会，现在连国家也不要了。执法者现在开始注意到这情况：“奋兴派（就像以前1381年英国农民革命领袖约翰·拉克斯特劳［John Rackstraw］与沃特·泰勒［Wat Tyler］一般）想要摧毁所有学问行业。他们认为人类只要追求知识，就是违背上帝的精神。”[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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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马森在18世纪的卡罗来纳所观察到的就是当时的移民社会显现的状况，虽然可能稍有夸大。美国独立后，人们在逐渐西进之际更是将传统的制度抛在了脑后。而教会体制无法跟上移民的速度。西弗吉尼亚州的居民从1790年的十万人，经过三十年暴增到二百二十五万人，很多家庭在短短数年内迁移了两三次，因此各种社会组织与规范都难以维持。教会、社会组织与文化制度都瓦解了，人们向更广袤的原野迁徙的速度过快，使得这些体制很难在短暂的停留时期内得到完善。塞缪尔·J. 米尔斯（Samuel J. Mills）是美国圣经协会的创建者，他在1812年到1815年间带着两位伙伴访问西部，发现那边的很多社区即使在建立多年后仍然没有学校或教会，而且也没有意愿要设立。在当时伊利诺伊州首府的卡斯卡斯基亚（Kaskaskia），他们甚至找不到一本完整的《圣经》。[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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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马森·佩克（John Mason Peck）是伊利诺伊与密苏里等州的首位浸信会牧师，他回忆道：“这些住在垦荒边区临时棚户区的人们至少在1818年时是处在一种极度贫困的状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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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9点时，我找到了我要拜访的家庭，这个家庭是早期在遥远边区垦荒的棚户区居民的典型代表，如果仔细描述他们破陋的居住环境，可能会令读者吃惊。在1864年的今天，在密苏里全境已不可能找到处于这种居住状况的家庭了。在玉米田附近一间搭建得极端简陋的小木屋，一位大家长与老妻带着几个儿女，其中两位已出嫁，她们的先生与小孩们也跟祖父母住在一起。仍和老夫妇同住的一子一女也接近成人。老先生说他识字，但是能认的字“非常非常少”，老太太想要一本诗歌，但是她不识字。家庭内其他成员根本不需要书籍，认为书全然无用。我告诉他们我是浸信会的牧师，四处宣教传福音。那位老先生和他的妻子在“定居点”居住时曾是浸信会教友。在当时那个年代，“定居点”指的是弗吉尼亚与卡罗来纳的腹地，或是肯塔基与田纳西的老区，他们年轻时在那里住过，但当时这些地方有浸信会牧师的可能性极低。老人甚至还能指出他当年参加聚会的地方。但是老太太与年轻人则说他们自从走上垦荒之路，迄今已有十年，从未见过任何一位浸信会牧师。但他们偶尔会去参加卫理派的集会。当时在密苏里，无数拓荒者的宗教生活状况就是如此。老人们有能力也知道该怎么招待在各地巡回宣教的牧师们。而年轻人则比较拘谨，远离牧师宣讲的小木屋，不愿意进来听讲道或是祷告。他们真的是处在非常落后、破陋的生活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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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看不见桌、椅或是任何家具。这种简陋在拓荒者圈中很常见，因为他们从定居点出发时，只能用马车带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如锅碗瓢盆、铺盖与换洗衣物等，其他稍微奢侈的东西皆不可能。而一家之主如果不会木工，无法制作餐桌的话，吃饭就肯定得劳累万分。在当时，所谓的“餐桌”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把大树干直接劈成两个半圆柱，然后削成板状，加上四只脚，就成了一张像板凳一样的“桌子”；另一种则是先制作一个木框，然后四边安上脚，再将磨平的隔板钉在框上，就成了一张桌子。在成百上千的拓荒者小木屋中都有这种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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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这种棚户区的生活有多艰辛，看看他们的食物就知道了。馊掉的培根在烹煮时发出腐败的味道，里面的豆子经常煮不熟。酸奶放了一整个季度，简直不能入口。要吃一顿热闹的早餐得等到十点以后，吃的也不过是水煮玉米而已。[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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