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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这些宣教士真的是被拓荒者的贫困生活吓到了。有一位曾写到1833年他在印第安纳州小镇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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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充满了无知的氛围，完全没有智识的气息。拒斥文学是很常见的现象。除了怀尔德兄弟与我之外，此处没有任何一位受过教育的人。据我所知，这里没有可以教授最基本的文法或是地理知识的人。有若干地方从来就没设立过学校。很多父母与小孩同样无知。是有一些人每年有几个月可以上学，但是教材及教学方式都极为老旧。完全就是无知的最佳写照。学校里就算不教导纯粹的知识也不是过错。没有人想要改善这种状况，因为无论男人、女人或小孩，不论无知或是不识字，都比当学究强。我们教会前些时候就选了一位不识字所以无法读圣经的人当长老。另外，我也看不见有什么家庭会阅读政治或宗教的文献，他们去邮局寄信所花的邮费加起来也没有我一个人多。更不用说，这样一潭死水正适合滋生某些恶心的爬虫：嫉妒、偏执、怀疑与盲从、坏心眼……[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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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些住在贫困环境中的人还要面对印第安人的袭击、热病与传染病的威胁，靠酗酒斗殴度日，承担不起教育或文化这种东西。他们发现，对于无法拥有的东西，干脆地拒绝它比承认缺少它是个缺点来得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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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的一个印第安纳州小镇还有一位牧师以更为同情的口吻说：“这些远离市集的穷人勤勉地耕种他们的土地。”可是他在当地观察到了相同的文化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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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社会发展得还不成熟，聚集了来自南方各州的人……各式教派云集于此，各种宣教者如过江之鲫，有些人不识字，竟然在安息日讲道。还有人说耶稣不是神！而且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反对教育，也反对领薪水的牧师。在西部，这样无知的状况何时才会终止？[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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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描述拓荒者的贫陋生活等于是在为福音派在此传播提供最好的辩解理由。必须说，他们并没有拉低某个地区的高文化水准，而是为一个本就没什么文化的地区带来普通的约束和文明社会的体制。福音派中的佼佼者显然在其教区于智识和文化方面领袖群伦，但是最差的也不致让原本的情况更坏。教会派去的家庭传道士始终要面对社会解体显露出的各种征候，例如很多人无教会可去、无信仰、婚姻不符教规、生活不检点、酗酒与斗殴等。福音派牧师虽然受欢迎，可还是得在反对的声音中开展工作，最温和的反对是质疑他们，最恶劣的则致使他们有性命之虞。最有名的卫理公会巡回牧师是彼得·卡特赖特（Peter Cartwright），他曾回忆，他在营地里宣教时，曾有暴徒持砍刀、棍棒、马鞭等武器来破坏他的集会。此外，有一个周日早上，他的集会遭到了骚扰，他不得不领着信徒拿起武器反抗。所以，那些致力于向西部拓荒者宣教的牧师，如果采用在东部城镇时的态度或礼仪，是绝对行不通的。他们若没有发展出一套适合当地的行事风格，若没能在一定程度上传播或激发反权威、反贵族、反东部文化与反学识的偏见，如何能感召折服那些驾着篷车不断西进的流浪拓荒者？各教派在这个问题上各显神通，但一般来说，整体原则是要提升教友的地位，降低牧师的地位。简言之，在西部这种粗犷的社会环境中，文化精英的价值被贬低了。如果我们是想评判福音派牧师的作为，就可以主要考察他们当初在西部教会展现出的诚恳、自我牺牲、勇气与智慧。但既然我们的目的是考察文明的变迁与文化的发展过程，我们就应将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谨记在心。那是个勇气、性格、坚毅与狡黠决定一切的社会，而不是产出诗人与科学家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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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圣经的一种流派，认为圣经的各章节出于不同时代、不同作者之手，因此不着眼于圣经的文本内容，而注重研究它的创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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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内战（1642—1651年，又称“清教徒革命”）期间成立的一支军队，由职业军人构成，不驻扎于任何特定地点，在英国各地都能执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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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新教宗派，平等派强调人民主权、主张扩大选举权，掘地派倡导以传统农业价值观革新社会，二者和前文提到的千禧年派、再洗礼派等都是反对英国国教的宗教异见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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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瑟是美国清教徒牧师，曾涉入塞勒姆女巫审判案（1692—1693年的一起案件，致二十人被处以死刑，其中十四位是女性），并主张魔鬼的存在。其父为哈佛大学前身哈佛学院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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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建立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约翰·温思罗普不是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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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反智传统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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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主义与奋兴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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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牧师职责与意义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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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顾起来，很明显地，美国19世纪的环境导致美国有独特的基督教会形态，不论是组织上或是对牧师的要求上皆然。几百年来，基督教的首要传统从来是单一教会，而不是教派分立。但是北美殖民地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信仰各种不同教派的殖民团体，有“右派”的也有“左派”的，这些都是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后果。所以大家也早就知道，要在这片殖民大陆上维持一个单一教会极为困难。到了18世纪中叶时，整个社会都已习于宗教上的互相容忍，并通过立法来落实这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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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宗教多元带来了教派林立，美国人摆脱了单一制式的教会，拥抱信仰自由。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美国各州，信仰自由使得原本在欧洲被视为异端的教派在此得以稳定发展成为具规模的组织，虽然不似往昔“正统”教会一样强大，但地位稳固、组织有序，已不再是零散的派别而已。于是乎，在传统教会式微而各新兴宗派壮大的情况下，一个信仰上的“自由竞争市场”出现了，最后演变成所谓的宗派主义（denominationalism）。[1]美国宗派主义现象的本质是教会成了“自愿性组织”（voluntary organizations）。教友们可以随意选择他们喜欢的教派，传统教会一支独大、强迫入会的现象已成过去。往昔在欧洲，教友们多半是随着家族传统进入教会，而国家对异端的迫害也等于是在强迫教友留在传统教会中，接受其教义与仪式。但是美国的教友们并非如此，他们不是生下来就必须接受上一代归属的教会或是礼仪，而是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宗教体验决定加入哪一个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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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选择性并非空想。由于18世纪末美国生活的自由化，加上宗教改革打破了传统教会的建制与组织，所以在1790年，可能有多达90%的美国人都没有参加任何教会。但是随后几十年间，这种令人吃惊的“宗教无政府状态”被大大改变了，教友们各自归宗，选择适合他们的教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可以一再地自由做选择。加之美国人很希望与过去切断联系，对未来怀抱憧憬，且日益鄙夷历史，宗教上的宗派正可满足他们这样的需求。美国在政治上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欧洲代表了过去的腐败，因此美国需要超越旧大陆。新教的各宗派对于传统基督教的看法亦如此。[2]他们认为，基督教的历史并未发展出什么宝贵的制度形式和实践方式，而是充满了腐败与堕落，基督教原初的纯真精神已然不复存在。于是，虔敬者的职责不是保存传统留下来的形态，而是找寻可以恢复原初精神的方式。著名的长老会教友艾伯特·巴恩斯（Albert Barnes）在1844年写道：“自由的时代来临了，人类终将享有自由。传统的宗教形式或组织都是呆板的智慧或往昔的愚蠢，显然跟追寻自由风气、宽广视野的潮流不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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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目标是要回归基督教原初的纯朴精神，回归从《圣经》中寻找信仰之钥的传统，即使不喜欢美国宗教发展方向的人也无法否认这是它的核心所在。1849年，德国改革宗的发言人认为，美国人诉诸个人的阅读与理解《圣经》来寻求指引的方式无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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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过去权威性解释的必要抗议，尽管它也会同意过去的解释中有理的那部分。因此，衡量真理的真正尺度是个别教派的内心，而非过去的权威……一个真正的教派并不会在乎它过去不为人承认。它的目标在于从《圣经》中获得启示，从《圣经》通往天国……教会的历史传承对于这些教派来说并不重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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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将教派联系起来的力量并非那些传统的力量，也就是说，并非过去的传统对教义的解释，而是新的目标或动机。既然各教派间的教义没有统一的必要，因此对于教义的严谨讨论在过去虽是教会中理性思辨的重要来源，如今却被视为对目前稳定状态的干扰，会造成冲突。所以虽然对教义的讨论没有被放弃，却被置于一些大家认为很重要的实际目标之下。[5]结果是，任何教派的主张只要会影响教派的发展传播，就都会被毫不犹豫地放弃。[6]一切以福音能被传播出去为最终考量。在当时，社会的变化很快很大，没有去教会的人数量很多，各教派都在争取新人，扩张是他们最优先的考量，其他的都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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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教派分支都在争取的这些人，过去并没有宗教信仰，对教义或是圣餐仪式也没有特定看法。所以争取他们并不需要靠特定教义或是仪式。基督教最初成立时，宣教者所散发出的情感与热忱才是最有用的。奋兴派就是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而传统派则失败了。宗教情感上的振奋取代了严谨的仪规与对教理的认知。对于单纯的人，要用单纯的道理打动，激昂催促的牧师不对听众讲烦琐的教义，只讲最简单的选项：到底要天堂还是地狱？救赎系乎选择：罪人应该选择宗教，而不是宗教来选择罪人。因此只要是能让人皈依宗教的方法，就是好的。作为努力不懈拯救人的牧师，德怀特·L. 穆迪（Dwight L. Moody）曾说：“你如何使人信上帝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让他信了。”[7]早在实用主义成为美国文化上的信念前，它就已经出现在了福音派的口中，虽然话说得有些糙。对于教友来说，要看在信仰一事上是否“实用”，一个检验方法就是看皈依的感受；而对于牧师来说，则是可否引导信徒皈依。牧师只要能成功让人信主，他说的话就是真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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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派林立与福音主义都对牧师的制度产生颇大冲击。不论属于什么教派分支，各个教会多少都会尝试以教友为尊的公理会方式，或是地方主义的方式。地方主义与奋兴派的结合不啻大大鼓舞了异端或分裂团体：只要有最后成果，谁也不能说什么！这种方式也大大提升了本派教友的地位。牧师已不能像以往一般从中央教会得到支持，其薪资乃是教友奉献而来，因此必须发展与教区教友的和谐关系。当然牧师还是尽可能地树立权威，但是美国生活的环境更有利于非专业教友控制教会内的事务。在南方各州，即使在牧师权威最大的圣公会内，也可看见权力逐渐转移到教友身上。于是各处出现的共同情况，是牧师们的表现由教友来评断，或可说牧师成了被教友“使用”的人。在18世纪时，克雷夫科尔（Crèvecoeur）已经说过荷兰人对他们牧师的态度：“他们把他视为聘雇而来的人，如果表现称职，才可得到约定的薪资，但如果不是，就会把他解雇，即使因此聚会礼拜时没有人讲道也无妨，有些教堂甚至被关闭了好些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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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牧师们再也不能像在旧大陆时一般，依靠中央教会组织或他们的身份来立足，而是必须像个政客一样圆熟地处理教会事务，充分运用世俗的人际关系技巧。而那些善于鼓动宗教与民族情怀的牧师就可以致力于改造这个国家的心灵、使大西部的拓荒者皈依教会这两个目标。一位牧师说，19世纪上半叶，美国的社会为了达成这两个目标，“便靠着牧师来管理社会公共事业，在慈善部门间穿针引线”。大家常会以牧师“在社会改革的磨坊里做了多少看得见的工作”[10]来评判他们。因此社会学家悉尼·E. 米德（Sidney E. Mead）指出：“牧师此时实质上已失去传统的角色，而成为带着圣职、由上帝呼召而来的社会发展促进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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