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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芬尼这种平易近人的风格，正是继承自清教徒的最佳布道传统。当然，美国布道历史上最伟大的意象，乃是爱德华兹将灵魂比喻为一只蜘蛛以一根丝悬吊在厨房的火焰上，是死是活，完全看神恩。不正是这样的平白比喻给了美国文学丰富的原创性与特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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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尼对自己布道风格的想法的确是有道理的。而后来福音布道家的问题乃在于如何使得这种风格不致太过粗俗，成了坐实乃至夸大听众感情粗糙的证据。与芬尼同时代的牧师杰贝兹·斯旺（Jabez Swan）在讲到约拿被鱼吞吃那一幕时，无疑加入了更生动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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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鱼上下跳跃，溅起水花，激起泡沫，到处翻腾，想要吐出约拿。最后，它越来越累，终于抵达岸边，把约拿从嘴里吐了出来。[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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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穆迪习惯于用芬尼可能觉得太过激情的方式来表达，但他的讲道方式平白却不粗俗，且说话速度可以快到每分钟两百二十字。像芬尼一样，穆迪也不喜欢“文章式”的宣道，因为他认为“讲道时采用文雅雄浑的语言是愚蠢的”。[64]传统的听众可能不喜欢他通俗随意的风格，伦敦的《周六评论》（Saturday Review）认为他“只是个最粗俗的浮嚣派而已”。[65]但总的来说，他的讲道并不低俗，而年轻一代的福音派像是萨姆·琼斯（Sam Jones）对传统派的攻击更是尖锐：“这城里有一半文绉绉的牧师拥有漂亮的学历：学士、哲学博士、神学博士、文学博士等。”“如果有谁受不了我们用简单的话语道出真理，那就请到别处去吧！”[66]后来森戴仿效的正是琼斯这样的风格，而非穆迪那种较温和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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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戴一出现，福音派宣教的语汇便达到了最粗俗的地步。森戴是在1896年到1935年间从事宣道工作的。就连我们今天的葛培理牧师与他比起来，也简直可以说是温文尔雅了。森戴的宣道生涯与穆迪有些类似，他父亲是艾奥瓦州的砌砖匠，但是在1862年的内战中阵亡，他童年时期在贫困的乡下度过，高中未读完就被职业棒球球探相中，加入了芝加哥白袜队，从1883年到1891年以做职业球员为生。就像小说里的情节一般，一个狂妄自大的棒球员突然有一天转向了宗教的灵性生活，相信了福音。与穆迪一样，森戴是经由基督教青年会接触福音宣道工作的。他在1886年归主，逐渐开始在基督教青年会的集会上演讲，离开棒球赛场后，他当了基督教青年会里的秘书，1896年正式开始讲道。穆迪认为，未受牧师训练没什么大不了，但是森戴却渴望能接受教会的正式按立，于是在1903年接受了一组芝加哥教会长老的面试。虽然对于很多的问题他都只能回答“这对我而言太深奥了”，但是最后长老们考虑到受他感化而归主的教友比在座的任何一位面试官感化的人都多，因此不再问他问题，决定破格授予他牧师资格，准许他登台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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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以后，森戴离开了他赖以发迹的中西部小镇，到大一些的城市发展。到了1909年时，他已是大城市的重要布道家，俨然是穆迪的传人了。像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与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等著名政治人物都曾以各种方式祝福他的布道事业取得成功。商业大亨们纷纷向他捐款，如同对待穆迪一般。成千上万的人前来听他布道。1914年《美国杂志》（American Magazine）调查谁是美国最伟大的人，他竟然与实业巨子卡耐基并列第八。他的布道事业在外部形态上与穆迪非常相似，只有两点差异。穆迪希望地方牧师邀请他前去讲道，森戴也需要，但他的态度更为强硬，常常逼迫本不情愿的牧师勉强同意。穆迪虽没累积什么财富，但也足以过上舒服的日子，而森戴则成了百万富翁。有人质疑他每场布道会花费太多，他反驳道：“平均下来，我每拯救一个灵魂只花两美元，按此标准计算，我比其他福音派牧师花费得还要少。”他与穆迪都像个生意人，但是穆迪喜欢吃大餐，森戴却酷爱华丽招摇的衣服。他身着条纹西装、硬领衬衫，戴着钻石胸针和饰钉，靴子擦得锃亮，还爱吐痰，简直就像个要去跟女孩约会的鼓手。像穆迪一样，他也有自己的音乐伴奏与唱诗人，名叫霍默·A. 罗德黑弗（Homer A. Rodeheaver），但是穆迪的伴奏与唱诗人桑基嗓音甜美，而罗德黑弗却是以爵士乐的风格来演唱诗歌。[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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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尼如果在世，一定会惊讶于森戴的风格和福音布道会上的娱乐元素。森戴请一位马戏团的巨人站在布道会门口，他绝不模仿当时其他人的布道方式（但芬尼曾经郑重地训示众人，布道不可轻率），他在布道讲到高潮时会当众脱下外套与背心，在慷慨激昂的演说中穿插一阵阵敏捷快速的舞台肢体动作。森戴对于他自己的粗俗风格颇为自豪，他说：“我为什么要在乎那些长着金鱼眼的牧师在旁边嘀咕，就因为我说的是很平易浅白的英文？我要让人完全明白我的意思，所以我努力贴近他们的生活。”他认为用词文绉绉的牧师“只是想要讨好那些知识分子，却忽略了一般大众”。森戴认为，穆迪的语言虽然平易近人，但是还不够辛辣。穆迪曾说：“教会对虔敬的标准太低，以致失去了意义。”森戴则说：“教会设的门槛太低，只要一只猪穿上西装，手里有点钱，就可以进来。”穆迪曾很骄傲地说：“我们不需要智识与钱，我们只需要神的话语。”而森戴加以引申：“美国的教会如果只有百万富翁与大学生，很快就会腐烂透顶，坠入四十九层地狱。”[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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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贴近平民的布道方式必然会把《圣经》的故事日常生活化。森戴就是有办法采用小镇人喜爱的表达方式传达宣教的旨意。例如他说魔鬼曾这样引诱耶稣：“请你把石头变成面包，让人饱餐一顿。”然后他这样形容耶稣这次变面包的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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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看看四周，发现了一个小男孩，他的母亲给了他五块饼与一些鱼作为午餐，耶稣对他说：“孩子，来这儿，神需要你。”然后耶稣告诉男孩他需要的东西，男孩就说：“耶稣，我有的不多，但是如果你要，就全部都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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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被布鲁斯·巴顿（Bruce Barton）的《谁也不认识的人》（The Man Nobody Knows）一书中的粗俗吓到的人，可能并不知道，巴顿将耶稣描绘成一个极为能干的人，其实是受森戴的影响。森戴说：“耶稣很能干，他就像是一台六缸引擎，非常有力，所以你如果以为耶稣是温和柔弱的，你就大错特错了。”他也认为强调耶稣并不是好好先生是很重要的。他认为耶稣是“史上最会战斗的人”。[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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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普世教会和地方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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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基督教出现前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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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成长的家乡，“怀孕少妇”即圣母玛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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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反智传统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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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性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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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代主义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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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戴语言粗俗只是个表面的现象，它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透露出的福音派立场。在粗俗的词汇后面的其实是芬尼与穆迪两人都不知道的一种对抗情怀。早期的福音派牧师当然有所对抗目标——与地狱的力量对抗，为争取拯救更多的灵魂而奋斗。但是森戴要对抗的是另外一种东西，这东西甚至是他最主要的对抗——现代主义。当然其中有他个人出身背景的因素，但是也和时代的氛围有关，那就是基要主义的精神正在逐渐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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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20世纪，就会发现福音派传统正面临危机。这危机的第一部分是内在的：旧的宗教观念与现代主义之间的扞格愈来愈大，快要无法共存了。不管是信友或是牧师，只要是持基要主义立场的人，都不愿意看到福音派中最主要的卫理公会与浸信会屈服于现代主义观念，而他们个人对于屈服者心怀的厌恶更加深了这种敌视现代主义的情绪。第二个部分是外来的：世俗观念挑战宗教的历史远比这个国家的历史还久远，而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加上新兴都市的生活氛围令这种挑战越发严峻。此外，教育普及、人口快速迁徙与全国性的思想交流，使得知识分子传达的世俗理念日益难以避免与基要主义者信奉的《圣经》教条发生冲突。只要某些世俗观念只存在于少数精英身上，基要主义者就可以无视它，或者也可以在激进的布道中把它当作好使的靶子。但是现在这些世俗观念慢慢得到了普及，成为一般人所接受的大众文化，科学文明与教义间的扞格就越来越频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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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并不是说宗教不可能从世俗文化的思想环境中悄然撤离，但是某些强硬的宗派不愿意这样做。对很多人或很多团体而言，宗教表达了平和的信仰、个人的宁静与心灵的慈悲。但对于强硬派的人来说，它可能成为敌意与愤怒的来源或是出口。有一种人在思想上就是好斗，任何涉及敌对仇恨的人类活动对他们而言就是最有趣、最有价值的；有一些人把仇恨当作一种人生信条，我们可以在某些好战的反天主教运动、反共济会活动与各种激进组织中看到这种情况。宗教基要主义有温和派，有激进派，很难说哪种人数较多。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激进的那一派，他们普遍在宗教上反对现代主义，在文化上反对现代性。这一派虽然规模不算大，但是在整个福音运动中绝非小众，他们认为，人数上的萎缩可以用狂热与勤奋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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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戴的讲道词有两个最明显的特色，一个是强硬，另一个是嘲讽批评，这两个特色可以象征性地反映一种新的大众心态。我们在森戴的语言中可看出一种“绝对如此”（one-hundred percent mentality）的心态，也就是“任何人都不应该反对我”。这种心态是最近才由宗教基要主义思想与“美国至上”思想混合产生的，有着非常明显和浓厚的激进色彩。[1]这些抱持着“我绝对正确”心态的人不容忍任何立场模糊、语意暧昧或是意志犹疑不决的情况，更不容许批评，他们认为坚定的气魄是强悍与男子气概的表现。有人说，与森戴同时代的人中，“连罗斯福总统都不像他那样刻意要显现男子气魄”。森戴宣称耶稣是个能打的硬汉，而作为他的弟子，森戴自己将打破基督徒必须“能任人欺压，优柔寡断，性格柔弱到打不还手”的传统形象。他认为，“神要让我们基督徒摆脱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没有气魄、没有勇气的柔弱女性形象”。也就是说，森戴致力于改变“基督徒不应过问世事，尽可能温良恭俭让”的刻板形象。他会用老罗斯福总统的语气说：“道德战争让人坚强，虚假的和平使人懦弱。”他自己也承认，他就是强硬好战：“我不会崇拜一个没有震慑威势、不敢打击恶人的上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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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这种逐渐滋长的好战心态为何重要，我们必须回顾福音运动的历史。米德曾说，自从1800年以后，“美国就面临着一个困难的抉择：是根据智识界的标准来过理性的生活，还是根据教会的要求过富有宗教色彩的生活？”[3]但这个抉择在1800年时并未像在1860年以后，尤其是1900年以后那么严峻。米德指出，在1800年以前，虔敬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之间对此仿佛有某种默契，大家基于博爱情怀与宗教自由，并不特别坚持什么严格的界线。例如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费城听了怀特腓德的讲道后，捐了不少钱，而当其他传统牧师拒绝怀特腓德登台讲道时，富兰克林竟然捐钱盖了一座布道馆，供任何前来讲道的牧师使用。在杰斐逊总统任期内，虔敬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的互相尊重达到顶峰，例如像浸信会这样的激进团体就会支持任何声援宗教自由的人，不管他是不是理性主义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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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90年，美国的唯物主义自然神论的影响达到顶峰，很多人开始谈到失去信仰的可怕。这种担忧主要影响了传统教会所设立的学院与教会中若干接纳自然神论的教友。[5]另外，1795年后奋兴运动风潮下的牧师常会拿伏尔泰与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当作替罪羊来斥责。[6]但是福音运动早期的牧师还远没有现实到臆测智识上有意识的怀疑心态是对纯朴的一般大众最大的威胁。他们只知道，主要的敌人不是理性主义，而是对宗教的冷淡，所以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事不是反驳潘恩攻击《圣经》的言论，而是如何让根本没读过《圣经》的人产生信仰。从1795年到1835年，福音运动快速发展，而自然神论此时恰好陷入消沉，这时虔敬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战争就退到了幕后。福音派的人们变得更为重视如何在美国广大内陆击败天主教，克服人们对宗教的冷淡，而不是如何驱赶现在已经式微的启蒙理性主义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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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美国内战后，这些状况改变了。理性主义又变成了福音派的主要敌人。达尔文进化论深远地影响了每一个思想领域，让正统基督教陷入需要不断为自身辩护的尴尬境地；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又因为受过现代教育的牧师与信友们对《圣经》的新解读而被强化。到了19世纪末时，由于工业化与都市教会的兴起，主张平等与社会改革的福音观念广为兴起，这又是另一种现代趋势。牧师与信友们此时都需要在基要主义和现代主义间、在传统保守的基督教与主张社会改革的福音思想中二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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