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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反智传统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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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手起家与励志型信仰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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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反博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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掖助风雅的理想商人形象不再吸引人，取而代之的是白手起家、自行创业的商人形象，后者的确反映了美国无数乡下小孩打拼成功的故事，他们即使未成为百万富豪，至少也是殷实商人。当代研究社会流动的学者再三强调，这些白手起家的事例，启发鼓舞的意义大于实际人数到底有多少的意义。[1]当然，即使在企业快速成长繁荣的19世纪各年代里，美国最顶尖的商人阶层还是家族性的，但是有很多白手起家之人取得了传奇式的成功，他们的创业案例富含一个又一个奇迹。除了顶尖阶层的商人外，中间阶层也可算是相当成功；当然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像洛克菲勒或是范德比尔特那么成功，可是不少人也获得了不错的成就，只是逊于他们。即便有些人不能做到传奇性白手起家的地步，至少也获得了别人尊敬的地位，他们的打拼经验屡屡被人传述，以解释为何可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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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且，美国对白手起家的定义即使不是从贫穷到富裕，也是不靠教育知识或是遗留下来的家财而成功。白手起家最标准的定义是：不靠学历，也没有人文教养，只靠做生意的个人风格或手法而成功。到了19世纪中叶，这类人已经是社会中的主流，他们的生活方式广为大众注意。蒂莫西·谢伊·阿瑟（Timothy Shay Arthur）是费城的一名小作家，他的书《酒吧十夜》（Ten Nights in a Barroom and What I Saw There）颇有名气，其本人也是一名自学成才的作家与道德主义者。他指出：“这个国家中最杰出与最有冲劲的人并不是生于富豪之家或是名门的人，而是那些靠自己的努力获得财富与名望的人。”他强调，这个国家的繁荣都是靠这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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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的奋斗事迹对年轻人是无比重要的……迄今为止，美国的人物传记基本上就是成功政治家或是文学家的故事……我们的年轻人只看这些是不够的，这会使他们对如何打造一个繁荣的社会产生错误印象，不知道进步的动力从何而来……我们希望社会中白手起家者的事迹能广为流传，这样大家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如何力争上游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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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手起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清教徒与新教关于“呼召”（calling）的教义都跟此有关。富兰克林也曾大力推广这种观念，可惜他自己的后半生并未坚守他自己所说的勤俭致富原则。他赚了一些钱后，就进入了费城、伦敦与巴黎的知识圈与社交界，投身政治、外交与科学，而非继续经商。白手起家的人在19世纪初的美国是社会的标杆。“白手起家者”（self-made man）这个词是亨利·克莱1832年在参议院有关保护性关税的演讲中提到的。他不认为这种关税会对商业家族有利，正好相反，它会带来社会公平，让一些平民有机会通过赚钱成为富人。“在肯塔基州，每一个我所知道的工厂都是上进的白手起家者设立的，他们靠着耐心与勤勉累积了财富。”[3]三十年后克莱过世时，这类人不只随处可见，甚至已经是美国社会仿效的对象，在精神上引领了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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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精神上”并无任何讽刺意涵。欧文·G. 怀利（Irvin G. Wyllie）在他杰出的著作《美国的白手起家者》（The Self-Made Man in America）中指出，所有关于“自助”（self-help）的讨论都不是关于经营方法，这些讨论根本不涉及生产、会计、工程或是广告、投资等面向，而是关于企业主的个人性格，这些性格多见于新教教徒之间。毫不令人意外，在靠自己努力成名的作家中，牧师占了不小的比重，尤其是公理会牧师。[4]“靠自己努力”就是一种性格锻炼的成果。关于自助的书籍都是在讲如何锻炼意志力，如何培养勤俭、勤奋工作、坚毅恒心与不嗜饮酒的精神。所以自助书籍作者常视出身寒微为有利因素，借此可以养成日后成功所需的心理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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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书籍的作者与“白手起家者”都强调成功与一般所谓的天才无关。这中间无疑有一些小小的模糊。谁不希望或是羡慕有一颗“天才”的头脑？但是所有自助书籍都说成功是由个人与性格而非智商决定的。此外，聪明的人常常反而缺乏培养锻炼这些性格的动机。一般人只要好好利用他的个人长处，或是尽力发挥常识，就等同于甚至胜过有一个天才的头脑。一位纽约商人说：“其实天才并不是关键，即使天才的确存在，但是有些伟人说天才不过是非常具有常识的人罢了。”凭恃天赋的人往往性格懒散，或是缺乏斗志与责任感。因此，所谓“天才”头脑，可能是无用且轻浮的东西而已。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在1844年对一群年轻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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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所谓的天才，我到目前为止的观察是，他们充斥于学院、话剧社团和辩论社团中，充斥于年轻艺术家与职业人士团体中。他们很内敛，非常敏感，也极端懒惰。他们留长发，衬衫领口不系扣子，读许多悲惨的诗作，自己写出来的诗更是不幸。他们很自负，感情易起伏，为人不好相处，一点用也没有。总之，没有人要视他们为朋友、收他们为弟子或是与之做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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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时，这种对于天才的不信任感深植于商业圈的文化中，比彻描述天才的话语发表八年后，《美国杂志》（American Magazine）上有一篇文章，叫作《为何我从不雇用天才型的人》（“Why I Never Hire Brilliant Men”）。作者说，商界的天才脾气善变、神经质、不负责任。以他作为一个企业主的经验，这种人简直就是灾难。“即便有好的材料，但如果用不对地方，也不一定能做出好鞋。”他说，“而即使材料一般，但如果用心制作，最终也会做出好东西。”“因此我就近从身边找原材料，这些坚固耐用的材料让我的事业取得了成功，以当地的标准来说，我已经是富有的人了。”作者说，别人可能会认为他是个平凡的人，因此欣赏不了比他优秀的人。他坦承，这样的说法可能有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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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确是平凡之人。但是……企业与生活就是立基于成功的平凡之上。企业能成功，并不是因为雇用天才，而是因为知道如何让平凡者尽量发挥他们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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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抱歉我的小工厂没能雇用这些天才之人。但是我知道，克伦威尔是通过训练普通人建立起全欧洲最好的模范新军。而全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团体是耶稣从加利利海边选出的十二位门徒。[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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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的心态导致了对正规教育的持续敌意，以及相对地对于现实经验的崇尚。对经验的崇尚指的是让有志于商业的年轻人及早接触“从日常生活的辛劳中得到的锻炼”。学校教育，尤其是不断延长的教育，阻碍了年轻人受到这种锻炼。木材大王弗雷德里克·魏尔霍伊泽（Frederick Weyerhaeuser）认为，大学生“经常认为他们不应从基层做起，像十四岁就进公司的小弟一般逐步熬出头”[7]。但是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这些自助书籍的作者通常是赞成学校教育的，可是这些靠自己成功的人本身却不这么认为。在商界，对于义务教育的看法存在分歧，有人认为教育有助于产生素质更好的劳工，但有人心疼自己的税金，或是相信教育只能让工人更爱抱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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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家都同意两件事情：教育内容应该更实际，以及各大学像以往那样的博雅教育对要从事商业的人是没有帮助的。所以商界致力于提倡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不希望高中成为提升人文教养的地方，在这方面他们大抵上是成功的。一位马萨诸塞州的羊毛工厂老板说，他希望工人只有小学学历就好，因为他觉得，更高的教育只对竞选国会议员的人有用，而他的工厂之所以不需要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是因为高中学的几何代数在这里没有用。像他这样的老板并不少见。1885年，美国第一家专门出版工业与技术书籍的出版社老板亨利·凯里·贝尔德（Henry Carey Baird）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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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拉丁文、希腊文、法文与德文，尤其是会计学这种知识，如果教给一个中下阶层出身的子弟，绝大部分都只会产生反面效果，制造出一群刻薄的“绅士”，他们适合的职业是站在柜台后贩卖丝织品、手套、蕾丝等物品，或是记账……我们的法律制定出来的教育体系，在小学阶段以上的，都是极端邪恶的，其弊端远大于收益。如果我有权力，我会要求每个男孩和女孩只读完小学就可以了，公共开支不能用于让他们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除非是为了从事某些有用的职业。今天这种启蒙式的“高中”必须改弦更张，代之以技术学校，最好和工厂挂钩……我们现在制造了太多的“绅士”和“淑女”，但结果却令人失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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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学阶段的博雅教育比高中更糟，因为它让年轻人对那些无用的东西接触得更久，结果只会让他们更虚荣、更爱好闲散安逸。有一位商人甚至为儿子没考上大学感到庆幸，这样他儿子就可以免于这些“毒害”。“每当我看见富豪临死前要捐赠遗产办一所大学，我就告诉自己，真可惜他没在发迹前就死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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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很多富豪并不这样想。范德比尔特经常被人家认作不以自己无知为忤的典型。一位朋友告诉他，帕默斯顿爵士（Lord Palmerston）曾说，他这么有能力的人竟然没有上过学，很是可惜，他回答：“你告诉他，如果我曾去上学，我就没时间学其他有用的东西了。”话虽如此，他的财富让他进入了上流社会，但他未受教育的背景还是让他在这个群体中吃了很多的苦头（据说他只读过一本书，而且是在年纪很大的时候，这本书就是《天路历程》）。他曾对牧师说：“人们都说我不重视教育，其实不然。我曾去过英国，见过各种贵族与身份高贵的人，我知道我比他们聪明两倍，但是我还是不敢说话，以免暴露我的缺点。”谈话间，他的女婿进来听到了这话，就责怪岳父说，他终于承认他缺乏教育的坏处了，范德比尔特给自己找了台阶，他说：“你们看，但我至少过得比一半以上受过教育的人好。”但是，他曾告诉牧师：“我今天宁愿花一百万美元买下你得到的教育。”后来，他真的捐了这么多钱创设了范德堡大学。[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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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传言说，有一次卡耐基走在纽约第五大道上，看见年纪比他大又远比他有钱的范德比尔特在街对面，就对他的同伴喃喃地说：“用再多的财富换我读过的莎士比亚，我也不愿意。”[12]可是，总的来说卡耐基还是与范德比尔特一样有点怀疑教育的功用，只是站在比后者更高的层次上。他有一次写道：“博雅教育让人有除了追求财富之外的品位与目标，得以进入一个即使百万富翁也无法得知的精神世界。我们虽然知道这种东西无益于增进商业能力，但是这恰好证明它确是一个更高的境界。”[13]由于卡耐基慷慨兴学，并乐于与知识分子交往，我们很难说以上的话是虚矫之词。不过他的确喜欢偶尔酸一下高等教育对经营企业的用处，就如同他也常称赞文史哲素养一般。他很鄙视美国大学的博雅教育，喜欢提起跟他自己一样从辛苦的学徒生涯起步、打拼成功的人，对没读大学的人经营企业胜过大学毕业生的事迹如数家珍。他写道：“大学教育为经营企业带来的几乎是致命的伤害。”[14]因此，他极力批判传统的大学课程。他认为学生“浪费宝贵的数年时间学习历史，而历史的功用仅在于告诫我们应该避免什么，不是应该做什么”。人们送子弟去读大学，这些年轻人“把精力浪费在学习拉丁文与希腊文上，学这些语言跟学印第安语一样，是没有用的”，但是他们却因此“在脑中装了一大堆关于古时候部落民族间冲突的无聊故事”。他们受的这种教育只会让他们养成错误的观念，“厌恶实际的日常生活”。“如果他们用读大学的这几年早一些开始工作，反而可能会变成更有教养的人——且不论我们怎么解释教养两个字。”[15]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是一位致力于教育的慈善家，但是他也对当时的教育内涵没什么好感。他认为从美国东部来的应征者中，最令人沮丧的就是大学毕业生了。你问他们能做什么时，他们回答：“什么都能做。”但实际上，“他们没有任何一项特定的专业技能”，对未来也没有清楚的目标。他很希望他捐钱创办的学校能借由“提供实际的而非理论性的教育”来弥补这种缺失。[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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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得小心，不要因为有人不喜欢旧式大学的传统教学内容，便对它下了不恰当的结论。事实是，很多知识分子也不喜欢这种教学内容。旧式大学想要保存西方文化的传统，也想给学生灌输某种精神素养，却疏于培养学生的批判能力。有三项因素比商人的痛恨还要更伤害博雅教育：第一，科学的快速发展；第二，这些大学以绝不变通的顽固态度来捍卫旧式博雅教育课程；第三，这些大学或学院的教学方式太过陈腐老旧。卡耐基、洛克菲勒、范德比尔特、斯坦福与约翰·霍普金斯以及其他兴学的富翁，他们创设的大学提供了改造旧式注重博雅教育的大学或学院的范本与契机，并使美国的大学焕发出新的气象。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商人对于教育的看法，就可以看到其中处处充满了轻视思考、文化与历史的语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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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企业兴起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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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20世纪初，商人对于学校教育该如何培养成功企业人才的看法有了一个显著的转变。19世纪后二十年，由于大型企业的出现，在企业工作变得和在官僚体系工作一般。因此，白手起家者创造了大企业后，反而使得后来者的创业变得非常困难。人们虽然百般不愿意，还是得承认未受教育的白手起家者越来越不能在大企业中担当某些重要角色。大家必须面对这个事实：在大企业中，正式的学校教育学历会带来稳定的工作前景，大企业需要工程、会计、经济与法律等专业人才。因此，虽然商界发声的人还是口口声声提到“实际经验才是学校”与“实地奋斗就是大学”这样的怀旧观念，大家却也不得不承认正式训练的必要性了。1916年，《商业金融纪事》杂志说：“如果一个年轻人要获得渊博的知识与更广阔的视野，以便与外国受过专业教育的企业人才竞争，往昔那种从基层做起、仅凭日常工作中累积的经验来看待事情的方式就已经过时了。”钢铁大王埃尔伯特·H. 加里（Elbert H. Gary）认为，企业人“从学校或大学中学得的知识越多，越能有效地管理企业”。[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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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育的接受态度，已可从大公司掌舵者的背景反映出来。从1900年到1910年间，大公司管理阶层的受教育程度只比19世纪70年代的管理者稍高而已。[18]但是多出来的这些人都是大学毕业生。根据统计，1900年39.4%的管理者有大学学历，1925年时，这一比例升到了51.4%，而到了1950年则是75.6%。[19]1950年，管理者中每五人就有一人有硕士学历（主要是法学或工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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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数字显示，过去那种不靠学历只靠自己打拼的白手起家模式已经不适用了，但是这并不能表示人文教养在商人眼中的地位获得了提升。大学提供的选修课程变得更职业化。大家都知道，19世纪时的有钱人送小孩去读大学并不是为了让他去学就业技能，而是培养一些文化素养，以及获得良好的社会形象（这两种东西有时并没有很大的区别）。而在20世纪，大家送小孩去读书是一种生涯规划上的投资（1954年到1955年间，男性大学毕业生大多主修商业，比修习科学和博雅教育的人加起来还多）。[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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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等教育走向职业化教育的一个征候就是本科和研究生商学院的出现。第一所商学院是188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第二所则是十八年后的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在1900年到1914年间，很多商学院纷纷成立。最早设立的商学院遭到两股力量的夹攻，一边是学院派教授的敌意，另一边则是商人的怀疑眼光，因为他们还是不太相信商学院教的东西会有用。就像美国的所有教育机构，商学院很快就在师资与学生素质两方面表现出参差不齐的现象，并对在课程中加入多少博雅教育持不同看法。索尔斯坦·凡勃伦嘲笑这些商学院身为“企业灵魂的守护者”，却沦落到和神学院一个下场，成为智识圈的外人，而智识才是大学真正的目的。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以研究大学教育闻名，他认为虽然商学院有时会聘请很优秀的教授，但是总的来说，因为其职业教育的特质，商学院的学术水准是低于其他领域的。[21]在大学中，商学院经常是非智识甚至是反智的大本营，紧紧抓住一些保守的观念不放。哈佛商学院的院长华莱士·多纳姆（Wallace Donham）向中西部一所商学院提议讲授认识工会运作的课程，对方告诉他：“我们不想让我们的学生学习任何会让他们质疑自己管理方式的东西。”[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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