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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学教育的基本原则》推翻十人委员会的理念时，一个新的教育理念成型了，它立基于“民主”与“科学”之上。杜威就是这种主张教育民主是核心议题的代表人物，而爱德华·李·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则代表那些追求将科学应用于教育中的人。大家都不相信把民主与科学结合起来会有什么问题，因为大家相信它们内部应该有某种预先存在的和谐关系（不过必须说的是，桑代克不这么认为），因为两者都是好东西，所以一定有同样的目的，通往同样的结论。他们相信，一定存在着一种叫作“民主科学”的东西。[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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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杜威理念的应用与误用，我们下一章会讨论。现在我们可以先来讨论一下对测验与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这些研究虽然是尝试性的，但是很重要。它们本来应该是持续不断的探究行为，但是在教育理念变革的浪潮下，却有被奉为至高信仰的趋势——信奉它们的不是当初的研究设计者，而是急于利用此“科学研究”的结果来支持其理念的狂热改革者。美国人似乎很容易相信数字，他们认为，以数字表示出的知识就必定是真理。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军方的智力测验就是一个例子。人们很快就普遍相信，军方有一种衡量智力的测验，可以测出人的心智年龄；他们还相信，测量出的心智年龄，或者说智力，是永远固定的，而一般美国人的心智年龄都只有十四岁，所以教育体系永远都在面对一大群只有儿童心智的人。[15]这种对测验结果的诠释过度自信，曾遭到很多人的批评，例如杜威，但是美国的教育一直都在误用这些测验。对于测验得到的低心智年龄，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解读。对于不赞成把教育理念与美国民主扯在一起的人，例如桑代克，这个测验的结果鼓励了教育上的精英主义。[16]但是对于坚信“民主”价值不可动摇的人来说，测验结果显示的低心智年龄就是在鞭策美国人必须改革教育的手段和内容，以满足智力处于中下水平或者没有学习动力的学生的需求。支持民主的教育人士可能会仿效林肯说：“上帝一定爱着那些进步较慢的学生，因为他造了太多这样的人了。”精英主义者会忽视这些广大的平庸者，但是民主教育者则会像慈祥的母亲照顾残障小孩一般，找寻符合这些孩子需要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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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对于教育理念造成的冲击之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这种新的教育理念形成于一种温暖的慈善心态与令人窒息的理想主义氛围之中，希望不怎么有天赋和地位的学生也能受到重视。教育学者多年来一直在找寻一种教育理念，由民主作为其道德支撑，由科学的测验结果作为其理据。这种理念在美国渐渐风行，到处可以听见这样的口号：为民主而教育！为公民精神而教育！为儿童的需要与利益而教育！为年轻人而教育！美国教育界人士的脑海中有一种执着与坚毅不屈的认真，较为世俗化、务实的人可能永远也理解不了他们。这些教育界人士的目标越是艰巨，他们的歌声就越是嘹亮，精神越是抖擞。当他们找到一个促成美好家庭生活所需的新课程时，他们就开始拨弄理想主义的琴弦。当他们找到可以给予学校清洁人员尊严的理由时，他们的眼中就会充满光彩，加快他们的节奏。当他们让学校厕所的标识变得很清楚，连最笨的学生都可以轻松找到时，他们就会陶醉于兴奋之中，奏响民主与自我实现的狂野华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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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教育学研究的愚蠢时代开启了。教育的专业化使得每一个简单问题都被郑重其事地处理，教育学者开始严肃而又可悲地陷入对迂腐学术界的滑稽模仿之中。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在做效用低下的事情，他们开始用冠冕堂皇的社会与教育理念包装最基本的、简单的、常识性的东西。例如，他们会问，学校应该教导孩童关于安全的知识吗？如果是的话，学校校长就应该对全国教育协会宣读一篇关于此问题的正式研究论文，不是讨论如何在日常教学中教育孩童要注意安全，而是讨论这样一个严肃的主题：《意外防范作为学校整体课程设计的一个因素之探讨》。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事不再是教导孩童如何避免烫伤或被汽车碰撞本身，最重要的事是教导他们所有这类融合了更高价值的东西，而大家竟然都假装这样的态度是对的。有一位发言者甚至断言：“我可以说，教导如何防范意外发生不只有助于课程整体规划，也确实减少了意外的发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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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智识无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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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个外国人只读到这些教育改革者批评过去教育的文章，可能会以为美国的中学教育还是停在严谨僵化的传统中，受缚于大学或学院的需要，注重学业成就，无法满足各类学生的多元需要。1920年，全国教育协会的一位发言者说，“高中教育还是充满大学要求的规则和标准”，校长与老师的理念仍然是“学业至上主义”[18]；这样的抱怨似乎永远充斥在教育改革者的文章中。而事实上，改革者早已对旧的高中课程做了大幅度的修改。但是，一般人甚至专业教育工作者，很难判断修改到什么程度才是合适的。有两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第一，1910年以后的课程改变幅度并不够大；第二，到20世纪40年代与50年代，支持生活适应教育运动、主张课程设计不应以学业为主的教育界人士提出的要求变得难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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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人委员会背书的那种旧的高中课程在1910年达到顶峰。当年，修习外语、数学、科学或英文等科目的单科学生人数超过了修习其他科目学生人数的总和。在那之后的四十年里，学术科目在高中课程里所占的比例从四分之三掉到了五分之一。1910年，九到十二年级的学生中有49%修习拉丁文，到1949年时剩下7.8%。外语从84.1%掉到22%，代数从56.9%掉到26.8%，几何从30.9%掉到12.8%，基础数学从89.7%掉到55%，基础科学从81.7%掉到33.3%，而英文课程的修习人数比例在许多学校机构中也被稀释了。历史与社会科学方面的情况太复杂，无法量化表达，但入学人数的变化使得这两门课的教学内容无论是在时间或空间上都变得更加地方主义——教学更为关注美国历史与近代历史，对于欧洲史与远古的事情已较少顾及。[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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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人委员会在1893年检视高中课程时，发现全国的学校总共教授四十门科目，但是其中有十三门只有极少数学校开设，因此基本科目有二十七门。但是到了1941年时，全国高中开设的科目超过两百七十四门，其中只有五十九门可算是学术科目。特别之处并不是科目增加了十倍之多，也不是学术科目的比例降到只有五分之一，而是理论家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学教育还是被学术科目绑住了。20世纪40年代与50年代，在联邦教育办公室的鼓励下，高中教育“适应生活”的发展方向形成了一股风潮，于是全国的中学纷纷开始思考：教育制度是否应该更关注那些能力不佳的学生的需求？[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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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高中教育出现生活适应运动，可能是美国二战后年轻人士气低落这一危机导致的后果。但原因不止于此：这场运动乃是教育界领袖与教育办公室的决策官员有意全面掀起对智识主义的反抗而做出的举动，而这种智识主义的浪潮是从1910年开始涌现的。约翰·W. 史蒂贝克（John W. Studebaker）是二战刚结束时的教育办公室主任，他谈到当时的中学教育时说，只有七成的学生进入高中就读，不到四成读到毕业。[21]之前数十年政府花了很多力气想让高中生留下来念书，但还是有很多学生不想念完。所以课程改革的主要目标其实没能达成，于是有人又会想到，这可能是因为课程改革的程度还不够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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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适应教育运动的目的是根据学生未来的社会生活实际需要来设计课程，希望能改善高中生辍学的现象。于是教育部门需要设计出“让学生满意、让社会受益的教育，使学生平等地、民主地生活在这个国家”。1947年5月，芝加哥举办了一场全国教育会议，参与者通过了一项由明尼苏达州工业教育专家查尔斯·A. 普罗瑟（Charles A. Prosser）博士起草的决议。草案中表达了全体与会者的立场：美国的中学教育并未满足大部分年轻人的需要。有20%的人会继续念大学，另外有20%想要学习专门的职业技能，但是还有60%的人并不适合以上两类课程，因此需要“适应生活”的教育。规划这种教育的专家清楚地说明了此类学生的特性：他们多出身于不具备专业技能或是只有半专业技能的家庭，家境不好，文化程度低，通常入学较晚，而且在校学习进度迟缓，表现不好，不管智力测验或是学科测验得分都不理想，因此对学习缺乏兴趣，而且“个性也较不成熟，易紧张，缺乏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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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出这60%的学生的特质后，教育部门为生活适应教育运动编写的第一份手册指出：“具有这些特质并不意味着这些学生就比别人差。”这些教育专家心目中有着一种特别的“民主”概念，他们主张从文化水准较低家庭出来的不成熟、没安全感、紧张与迟缓的学生，“绝对不差于”较好家庭出来的成熟、有安全感与自信、资质优异的学生。[22]这种口头上对于“民主”观念的顶礼膜拜使得这些专家并未意识到，他们这是在以惊人的自信，将全国大部分的学生都归为无法教育的类型——若按照普罗瑟博士的说法，这些学生不只不适合升学，也不适合接受可以帮其找到理想工作的专业技能教育。那么，对他们来说，这些不幸的广大群体到底适合什么样的教育呢？当然不是智识教育了，应该是教给他们日后成家、作为社会上的消费者与公民所需要的实际技能。他们应该学习在社会上生活所需的伦理与道德，如何经营家庭生活，如何做个好公民，如何享受休闲生活，如何保持健康，等等。正如同《给年轻人的生活适应教育》（Life Adjustment Education for Every Youth）的作者所言，这是一种“将生活的价值置于知识的获得之上”的教育哲学。这种观念背后隐藏的正是在日常生活与生命中的“知识无用论”立场，它是整个生活适应教育运动的基本前提。推动这个运动的专家们一再强调，智识的培养无助于一般年轻人解决“在真实生活中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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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实验心理学的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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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虽然难以从美国教育部所编纂的大量布告文献中，发掘推动生活适应教育运动背后的真正原因，但是在这个运动被命名前，它的一些基本理念已经被职业教育专家普罗瑟博士提出来了，这可见于他在1939年于哈佛大学所发表的演讲《中学教育与生活》（Secondary Education and Life）之中。[23]虽然在这份已出版的演讲稿中偶尔可见受到杜威推动教育民主化的热情之影响，但普罗瑟主要依据的是教育心理学的若干研究，而且他对“科学”结论显得很尊敬（很讽刺的是，这些生活适应教育的专家一再借科学之名，却不鼓励儿童学习科学）。普罗瑟认为，桑代克与他的追随者已经证明，没有一个学科可以让我们的智识具备从抽象整体演绎到个别事物的能力。也就是说，“科学已经证明，一般性理论或是智识并没有处理具体事物的能力”。如若我们抛弃这样的观念，教育就应该教授个别具体的技能。所以没有“一般性机械技能”这样的东西，只有透过练习与应用得来的各种（详细具体的）机械技能。心智也是一样。没有记忆这样的东西，只有我们需要时能想起的具体事实与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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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式的教育观念认为启发智识发展最重要，但这些人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并没有一般心智能力这种东西存在，只有个别的事物可以被得知。因此“实用性”与“可被教授”这两件事高度相关；一种知识越是实用，就越是能被教授。学校中某一学科的价值，可以用它到底能应用于生活中的多少地方来衡量。所以现在重要的不是教给儿童“一般”的东西，而是直接向他们提供日常生活中所需的信息，例如不必教他们生理学的知识，而是应该让他们知道如何照顾好身体。传统课程只包含“一般”的知识，但现在这种知识已经没有用了。“所以，总体原则是，学校所教的东西越新，它在课堂外的实用性就越强，教的东西越旧，就越是跟生活需要的知识脱节。”学校教的东西越直接、越贴近生活，学生就越容易掌握，且越不会忘记。一门学科越是有实用性，就越有助于心智的培养。“所以做生意要用的算术，其重要性高于几何，学习如何健身比学法文重要，学习如何选职业比学代数重要，学习如何过日常生活比学地理学重要，简单的商用英文比读莎士比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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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瑟说，根据科学研究得出的无可否认的结论可知，最好的教材乃是适于“适应生活”而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的教材。那么，为什么大学坚持要求高中要教一些无实际用处也无法教授的传统学科呢？普罗瑟认为，原因不是要保住这些高中科目任课老师的饭碗，而是大学需要凭借某种学科分辨出高中生的智识能力水平，以便招收优秀学生，将其他的淘汰掉（例如代数与语言课程就有这种效果，它们不是任何学生都可以学得来的科目，有些学生甚至会因此而打退堂鼓，不想念大学了）。为了这种老旧的淘汰筛选技巧，需要花四年的宝贵时间让学生修习这些“学术性学科”。普罗瑟认为，现在筛选适合读大学的学生只需要几小时的心智测验就可以做到，而且非常准确。所以，也许“我们可以试着说服那些传统派的人删除一半的现有课程，只留下一些也许有残余价值的课”。如果是这样，“所有语文课与数学课都应该从进入大学的必修课程表中除名”，留下的则是“物理科学、英文与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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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许多有直接应用价值的学科都应该加入课程表，例如：应用英文，可以提升“沟通能力”；有关现代生活的文学作品；非计量性的科学课程，以帮助年轻人顺利舒适地过日常生活，最后迈向富裕繁荣；年轻人需要知道的简单经济学与企业经营概论；公民道德与乡里社区发展问题；实用的代数；社会科学；礼仪、休闲、家庭问题指引与美国社会史；纯艺术欣赏与应用艺术欣赏；最后则是职业教育。这样一来，所有课程都会符合近年来教育心理学指出的学习原则，所有的小孩都可以从中学教育中获得更大的收益。[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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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教育学家想用实验心理学来证明传统教育是无效的，普罗瑟就用了一种相当粗糙的方式来表达这种相同的立场：科学已经否定了博雅教育背后的假设——这种教育可以促进所谓的“心智锻炼”（mental discipline）。他因此非常有自信地认为，科学已经证明博雅教育背后所持的根据是错误的，“没有比这更确定的事了”。其实在这种强硬立场后面是有一些故事的。19世纪，美国与其他地方的传统式博雅教育立足于两个假设之上。第一个假设就是所谓的官能心理学（faculty psychology）。它的要旨就是认为我们的心智是由若干官能构成，例如推理能力、想象力、记忆力等。这些能力就像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一样，可透过锻炼来强化；而博雅教育正是意在经常性地锻炼这些官能，增强它们的能力。大家也都相信某些学科在心智锻炼方面有着卓越的效果，尤其是拉丁语、希腊语与数学。因此学习这些科目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增加这方面的知识，更是因为它们可以锻炼心智能力，以应对任何需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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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稍后大家发现这种官能心理学的理论禁不起哲学或是科学对心智运作的检视。而且，由于人类知识在量方面的积累与课程内容的逐渐增加，这种依旧相信经典语文与数学富于心智锻炼功能的想法就显得太狭隘与自负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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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部分当代的心理学家与教育学者都知道，即使官能心理学、经典语文与数学教程没落了，也无法证明心智锻炼是不是一个可以实现的教育目标。如果这个目标毫无意义，那么过去千百年来博雅教育的宗旨就都处在错误的立足点上了。心智到底可否被锻炼？或者是否有培养心智能力这种事？这个问题在历经官能心理学的争议后，现在又以新的形态呈现：在某一个学科上获得的某种心智能力是否可以增强另一种心智能力？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呈现此问题，例如对某类知识的记诵有助于对其他知识的记诵能力吗？对于某类知觉辨识能力的锻炼有助于其他的知觉辨识能力吗？学习拉丁文有助于学习法文吗？如果这种迁移是可能的，那么博雅教育就有助于锻炼我们心智能力。但如果不是，则现有的课程安排，对于课程以外知识能力的发展与追求就都没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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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桑代克启发，某些实验心理学家从20世纪初开始累积关于学习能力迁移的实验证据，希望针对此问题提出科学上的解答。但是任何看过他们报告的人都知道，他们对这个问题只研究了一小部分，而且根本不足以提出有助益的解答。桑代克在1901年与1924年发表了两篇很被重视的论文，它们对迁移学习理论提出了否定证据，一些教育理论家以此为据，认为心智锻炼理论缺乏有力支撑，支持改革课程。W. C. 巴格利（W. C. Bagley）曾说，“任何赞成放松学科能力标准的做法都会受到欢迎”，因为这些人不自觉地就会曲解实验结论，以便支持他们的高中课程大众化改革。[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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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些实验证据有时很矛盾、很混乱，那些宣称从这些数据中得到确定结论的人，大多只是扭曲了研究发现，以支撑自身观点。他们这样的做法成了教育思想史上的大丑闻。即使定量研究得出了什么有意义的结论，大量的材料也被这些教育改革者完全忽视了——有五分之四的研究都显示，在特定条件下，的确会有能力迁移的情况发生。即便主流的杰出实验心理学家都赞同普罗瑟等教育学者反对能力迁移的立场，斩钉截铁地说“科学已经证明了”，也没有用。今天，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可喜的证据。杰尔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在他的名著《教育的过程》（The Process of Education）中指出，过去二十年，几乎所有关于能力迁移的研究都发现……如果经过适当的学习，会有广泛的能力迁移现象，甚至在最佳学习情境中学习，还会启发我们“如何学习”。[28]其实，博雅教育从人类在教育方面的实际经验中得到的支持，原本就应该比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更有说服力。但即便我们真的以科学手段来检视它，得出的结论也依然是更支持相信心智锻炼的人，而不是相信生活适应教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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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资优生被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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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适应教育运动是过去四十年来教育发展方向的最极致代表，它认为在中学阶段的国民教育中，严格的学科训练要求对于不少学生来说是不可能达成的事。这场运动的代言人斩钉截铁地说，这部分学生的比例可能多达60%，批评者认为这个数字过于武断。这个立场的根源似乎来自对于“科学”的绝对信仰。1940年，普罗瑟博士在全国青年总署任职，他对青年问题的看法与联邦政府相近；当年，智力测验专家刘易斯·M. 特曼（Lewis M. Terman）在全国青年总署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估计，传统高中教育的课程需要一百一十以上的智商才可应付，而60%的学生智商达不到这个水准。不过，这个数字和支持生活适应教育的人士给出的数字有很大出入。[29]但最重要的是，仅凭这样一个数字决定全国重大的教育政策，显然不太负责。对于智商是否固定不变，心理学家看法不一。目前有一些研究显示，只要对于孩子加以特别关照和教育，孩子在智力测验中的成绩可提高十五到二十分左右（如果对于落后学生给予特别照顾，效果会更明显。纽约市实施“提高眼界”的政策后，很多贫民区初中小孩的智商测验成绩和学业表现都提高到了足以进入大学的程度，有些甚至还得到了奖学金）。更且，智商成绩绝对不能作为判断小孩是否应该继续升学的唯一标准。还有一些其他指标也很重要，例如老师的教学能力、学校作业的多少以及小孩的学习动力强弱等，而这些指标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关于有多少学生适合重视学业成就的传统型高中教育，心理学家与教育工作者还是存在看法上的分歧。[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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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生活适应教育运动关于美国高中生是否适合传统教育的看法，是在并未参考其他国家的教育成就下得出的。改革派的教育工作者经常说：西欧国家那种“贵族式、阶级化、选择性、传统式”的中学教育对美国追求民主化、普遍化与前瞻式的中学教育并没有启发作用。因此美国的教育者在制定政策时经常忽视欧洲的经验，而是向“现代科学”取经，并且以实现“民主”作为精神上的指引。也就是说，欧洲式教育法已是陈旧的过去，科学与民主才面向未来。冷战时，与苏联的科学竞争尤其导致了这样的想法。苏联的中学教育不如美国普遍化与平等化。它既非贵族式，也非传统式，但是的确是借鉴自西欧的中学教育模式。它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大规模、高要求的学业课程设置是可行的，对此美国无法以忽视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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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主张生活适应教育运动的教育工作者只满足于针对那被忽视的、在底层的60%学生发声。如果我们轻视这个运动的理想主义色彩，那就大错特错了。1947年，普罗瑟在生活适应教育大会上致辞，结尾时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像这次一样的会议出现……在这场会议上，我们大家都诚挚地相信，现在是为所有美国年轻人提供他们一直想要的教育方式的一个黄金时机。现在各位规划出来的制度，值得我们为它奋战，甚至为它战死……上帝保佑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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