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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要了解杜威及其同时代的人如何充满感情地看待儿童教育的问题，就必须回到20世纪初的智识氛围中，那个时代，人们正着手改革美国的教育。当时在美国及欧洲，大家都突然对儿童教育产生了兴趣，而且专业教育者也有了心态上的转变。1909年，瑞典女性主义者埃伦·凯（Ellen Key）出版了著名的《儿童的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Child），代表了那些觉得儿童已被重新发现的人们心中的期望。慢慢地，这种态度变成了潮流。1900年，佐治亚州公共教育部门的主管在全国教育协会的年会中递交了这样一篇文章：《这个小孩会成为什么样子？》（“What Manner of Child Shall This Be?”）。他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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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问我，本世纪最伟大的发明是什么？我不会在人类对于物质世界的伟大改造中寻求答案。我不会说是印刷术、望远镜、蒸汽机、轮船、海底电缆、电报、无线电、电话、照相机等。我也不会说是太阳系某一颗新行星的发现，或是大幅促进医学检验技术的X光机等。我更不会说是那些节省大量人工的机器发明。我会略过以上这些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毫不犹豫地宣称，对儿童的重新发现与重视乃是这个行将结束的世纪的伟大发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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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明他认为“发现儿童”现象的重要性后，这位教育官员总结了这个世纪以来教育进步的情况：教育从本是“少数贵族群体的专利”变成了“民主的广大群众们可拥有的权利”。美国的小孩子们已经有了机会的平等，现在更进一步的改革正在路上。“我们美国人已经发现旧的教育制度并不适用……我们已不再强行将小孩塞入教育制度中，而是让制度配合小孩的需要。”他采用了宗教的意象，把老师比喻为耶稣，因为他们将小孩从裹尸布与死亡之火中解救出来，就像耶稣当时让拉撒路复活一样，让小孩子们可以继续成长。他充满信心地预测，未来老师的角色还会更重要，因为他们要拯救神创造的最天真的儿童。“过去评判老师的能力高下，端视他能否教导出聪明的小男生和小女生而定。而现在则是看他能否教好迟钝或是有障碍缺陷的儿童。在世界教育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老师的教学能力并非以对资优生的教学效果衡量，反而是以对最差学生的启迪能力来看的。”[4]于是新的教育方法就变成了精通“天才与放牛班心理学”。当对儿童心理的研究与对学校制度的改善已充分到使得教育系统能够触及与启迪每一个儿童，美国生活的“最大欣喜”就到来了。“如果我们能够好好地启迪每一个儿童，使他们在未来能对我们的民主做出经济、智识与国力方面的贡献，那就是我们成就与喜悦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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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话是由一线教育工作者而非学者所说，我详加引述，是因为它们总结了那时的若干教育理念。这些理念反映出“新教育”所具有的基督教情怀与仁爱、“新教育”所认为的儿童在现代世界中的重要性、教育成果上民主与机会的重要性、对迟缓儿教育的重视、对儿童心理学与教育学研究的乐观、相信教育就是教导如何成长，以及相信教育经由教导出能自我实现的儿童，会有助于民主制度的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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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佐治亚州的教育官员可能读过这方面专家的著作，因为他对于儿童的看法与当时这些专家的看法一致。杜威博士那时四十岁出头，刚开始讨论教育，当然就是所谓的专家之一；但是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在他之前的两位当时更有影响力的前辈的说法。他们是教育家弗朗西斯·韦兰·帕克（Francis Wayland Parker）与心理学家G. 斯坦利·霍尔（G. Stanley Hall）。杜威认为帕克是进步教育之父，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人，非常有成效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出色的学校主管。19世纪70年代，他改造了马萨诸塞州昆西（Quincy）的学校体系，即使以最传统的教育理念标准来看，他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不久后，他接任芝加哥库克县师范学校校长，在那里他发展出了更全面的教育理论与教学技巧。由此，他为杜威立下了一个典范，因为杜威在1896年创设他自己的实验学校前，很欣赏库克县师范学校。帕克同时也为赫尔立下范本，后者每年固定去参访他的学校，“以便时时跟得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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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帕克的教育理论所使用的概念太老派，跟新潮流不合。例如，他的概念都属于达尔文理论出现前的时期，缺乏复杂的功能心理学（functionalist psychology）元素，而后者正是杜威理论能广泛吸引人的原因。帕克关于儿童的理论虽然大部分师承自弗里德里希·福禄培尔（Friedrich Froebel），却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儿童是神的创造物中最宝贵的东西”，所以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小孩是什么？”那我们要先了解上帝。“上帝把他的神性放在儿童身上，而且……小孩透过追索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来寻求真理，而这个神性就显现于这个追索过程中。”他也认为，“儿童许多自发性的行为倾向，其实就是天生具有的神性的痕迹。”他呼吁老师们：“我们在这里只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试着去了解这些行为倾向，并让它们继续发展下去，跟随着自然而行。”如果儿童带有神性，而且“代表了过去历史的果实与未来世界的种子”，那么我们应该可以很自然地得出结论：“任何教育措施的重心都应该放在儿童身上。”帕克关心儿童自发性倾向，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我们可以大胆猜测，部分原因乃在于他认为儿童对各方面都非常好奇，对什么事都表现出自然而然的兴趣，好像天生就是一副科学家、艺术家与巧手工匠的样子。因此，帕克推出了一个很有挑战性的课程规划，完全不同于之后的进步教育，他甚至相信，小学的每一年级都需要教文法，因为他认为小学生应该要“完全掌握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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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稍后的杜威一样，帕克也强调学校应该像一个社区：“学校应该像一个模范家庭、一个完整的社区，以及一个民主团体的雏形。”如果学校这个机构经营得好，它可以帮助我们达成改造儿童的非凡目标：“我们必须相信，我们可以拯救每一个小孩。”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在心里记住：“靠着美国中小学的教育，我们等待着世界的重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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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帕克写下以上文字的时代，儿童教育运动的领袖霍尔也正好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儿童的保护者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排除阻碍自然发展的东西……这些保护者应该很欣慰人在儿童时期最纯洁，因为刚从上帝手中诞生，代表了世界上最可贵之物……儿童成长中的身心最值得我们去爱、尊敬与照顾。”也就在这时，杜威说道：“儿童的本能与能力就是各种教育的起点与素材。”他又说：“我们如果让小孩贸然接触他在成长阶段不需要的特殊学习活动，让他们大量阅读、写作、学习地理知识，等等，就会戕害他的自然天性。对儿童来说，学校教育课程的重心不在科学、文学、历史或地理，而是他的社交活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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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新教育”不是作为工具性的东西而是作为一种信条来到世界上的，它的意义不仅仅是教育技术上的某些改进或结果，它还关乎一个人或整个民族的最终得救或重生。霍尔就曾预测，适合儿童天性与成长过程的教育会造就未来的超人。杜威早期对于教育的看法也是如此。他在《我的教育信条》（My Pedagogic Creed）一书中指出，“教育是社会进步与改革的基本方法”，因此必须把老师的职责看成“不仅是在教育个人而已，更是在塑造整个社会与其生活方式”。因此，每个老师都应该把自己看成“为了维持社会适当秩序与社会成长而出现的社会工作者。因此老师真可谓上帝派来的先知与带领社会进入上帝国度的使者”[7]。很明显，这种对于教育的高度期望，会使得任何怀有教育改革想法的人肩负很重的心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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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信条，这样的战斗性信仰，一定需要先面对顽强的抵抗，然后才会取得成为主宰性信条的正当性。想加入改革阵营的人通常不会关心细节，不会探究他们的理念的极限或是危险何在。但很不幸地，像教育这种实际的领域，重要的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实际执行上会面临的政策焦点何在、某项措施应该推行到何种程度等问题，而且我们无法从一堆理念中得出协调执行程度或比例的方法。例如，新教育早年的支持者要求我们要尊重儿童，但是要尊重到何种地步呢？会不会太过头反而变得病态？虽然自20世纪30年代起，杜威自己开始警告大家不要过度诠释或是过度简化他的理论，但是在稍后的著作中，他还是承认执行某些项目时的分寸很难掌握，过与不及都会扭曲他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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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儿童的自然与神圣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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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与他同世代的人对于儿童的想法之所以受欢迎，可能是因为西方文化中的浪漫传统，这个传统就像达尔文主义一样吸引人，或是更甚之。对儿童这个概念最精致深刻的描述见诸欧洲的一些思想家，他们以浪漫的观点来看待儿童——杜威有时会带着敬意引用卢梭、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与福禄培尔等人，同时也会引述爱默生，他的《文化》（“Culture”）一文给了杜威不少启发。20世纪初，教育改革者提出的理念具有浪漫色彩，这是因为他们将个人的成长与社会秩序的要求做了对比，前者指个人的感性、想象力与成长的迫切性，后者指知识、道德礼仪与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需具备的能力。他们希望能在人为的社会建制下教育出自然的儿童。对他们而言，每一个儿童都是带着荣耀来到这个世界，所以老师的神圣责任是让儿童保有天生的自由，而不是将一堆规则强加在他身上。他们希望儿童能够在自然中长大，在活动中学习，而不是竟日被灌输只对大人有意义的社会习惯，或是阅读与学习大人制定的、儿童却不感兴趣的东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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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这种教育观点在西方思想界再度开始流行，其中又以美国接受度最高。美国一向对儿童采取放纵的态度——19世纪来到美国的旅行者一致同意此点。更且，美国的教育体制因为较有弹性与较自由化，所以不太抗拒新想法，而欧洲因为教育体系很传统，所以无法如此。美国的福音信仰传统也与此有关系：“新教育”支持者的用词中包含“拯救”每一个儿童，并认为每个被“拯救”的儿童未来会“救赎”文明，就是明证。1897年的那些年轻教育改革者诚挚地相信，好的老师会带来“真正的上帝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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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注意那些“新教育”改革者在声明中强调的自主性、本能、活动与天性等词语的弦外之音，我们就会知道教育的问题是如何被表达出来的。儿童同时是一个自然与神圣的现象——此处，达尔文之后的自然主义与浪漫传统联结在了一起——而儿童那些自然的需要与本能则是教育者不应该冒犯亵渎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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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可以来好好地咀嚼“新教育”的核心理念了：学校的教材不应该顺应社会的需要，也不应以造就一个智识者为目标，而是应该配合儿童的需要与兴趣。但是这并不仅是消极的警告而已——教育不能忽略或无视儿童的天性，如果只是这样说，就没有多大意义。它表示儿童的天性应该积极指引教育的过程与目标——儿童会自然且自发地展现出他们的需要与兴趣，而这些才应该成为设计教育过程时内在的精神指引与教学灵感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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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霍尔写了一篇文章《基于儿童研究的理想学校》（“The Ideal School as Based on Child Study”），讨论理想的儿童教育原则是什么。他说，他想要“暂时抛开现行的所有措施、传统、方法与哲学，然后考虑如果教育完全立基于对儿童天性与需要的全新理解之上，则会如何？”[9]简言之，他想要除去传统的教育观念，这些都是从陈旧的历史中传下来的。现代的儿童教育研究的成果远比那些有用。从词源上来看，学校（school）这个词表示休闲、不用工作，也就是伊甸园所指涉的无忧无虑、不用工作与谋生、类似天堂这种意义的无限延伸。果真如此，则学校意味着健康、成长与继承，“这些东西的一小部分就需要很多很多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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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儿童的健康、闲暇与成长是神圣与自然的，所以我们如果想占用他们的任何时间、要求他们学习任何东西，都必须先谨慎地试验，确定没有坏处后才能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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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克服对于字母、乘法表、文法、度量衡等的依赖与对书籍的莫名崇拜，我们必须反思……当初人类发明字母不啻是在脑中装了利刃折磨自己，查里曼大帝与一些伟人其实并不识字，学者也说但丁、莎翁笔下的知名女主角甚至圣母本身可能都不识字。中古的骑士是他们时代的精英与领袖人物，他们把读写看成小文职工作人员的把戏，伟大的脑袋不需要花时间去了解别人想什么，因为他们自己的想法就已经足够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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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受过他那时代最好的、同时也很传统的教育，他曾就读于哈佛以及德国的著名大学，所以当然，没有人会想象到他竟然认为“新教育”应该是以颠覆智识传统为目标。[10]他的看法的重要性，在于他相信儿童的成长有一个自然且正常的途径，而不是一味地啃书本。他提出的某些建议尤其有道理，[11]而另外一些至今还在执行，成效不错。有趣的是，帕克很注重学习文法，而霍尔则认为即使注重自然发展，也无须放弃对古典语文（希腊文、拉丁文）的学习。他认为，至少一部分儿童可以学习这些。他提出这个理论至今快过去一个世纪了，我们现在回顾起来会觉得特别有趣或奇怪，因为他认为他完全知道，这些“困难”的科目要读到什么程度才能称为“自然”。如果要教授这些已经不使用的语言，则拉丁文至少要在十岁或十一岁前开始，而希腊文则不能晚于十二岁或十三岁。可是一个世代以后，多数“新教育”的主张者已经不赞成再教这些科目了，他们若是看见霍尔曾提议在小学教授这些科目，一定会被吓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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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认为，我们应根据针对儿童教育的科学研究结果来制定政策，这明显有乌托邦色彩。他曾获得大量研究经费，进行过五年实验，因此“他完全没有怀疑或害怕”，深信可以开发出一个既能满足改革者也能说服保守派的学习规划，“因为最好的课程都在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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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规划主要是以儿童为中心而不是以学校为中心。它有一点儿像是宗教改革，主张安息日、《圣经》与教会等都是为人而造的，而非说人是为了它们而存在的。因此，这样的教学设计将符合现代科学与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结果，它会让宗教与道德更有效；最重要的是，它会使学校教育中的个体性更张扬，有助于巩固共和制政府，提升整个国家民族的素质，令其达到更高的超人的成熟，这种成熟就是发展的高效性，它是艺术、科学、宗教、家庭、国家、文学等每一个社会领域的终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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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霍尔希望十岁的孩子学习拉丁文，呼吁超人的未来，到生活适应教育运动反对学业课程训练，建议课堂讨论类似于“我如何才能让所有人都参加派对活动”“我读初中的时候应不应该约会”[12]这种问题，这之间无疑有很远的距离。但是构想乌托邦的人，总能找到通往乌托邦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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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成长”被无限上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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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新教育”有着浪漫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的背景，因此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为何杜威认为教育就是使受教者“成长”。杜威对于教育的定义并不是随意的，也不是空泛的隐喻，它是在定位和重述教育过程的本质。在杜威的《民主与教育》一书中，有一段话经常被引用，这段话既可以反映杜威的文笔有多么难以理解，也可以显示将教育视为“成长”的观点于他而言有多重要。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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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向关心“成长”的条件与意义……当人们说教育是发展时，一切就都取决于发展应如何定义。我们认为生命是一种发展，而发展、成长就是生命。如果从教育的角度理解这句话，意思是：一、教育过程没有除了它本身以外的目的，它本身就是目的；二、教育过程就是不断地重组、重建与转换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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