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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151 百年后重读如此煽情的文字,感觉有点滑稽。不只怀疑小说能否承担如此重任,更包括其夸张的语调及排比的句式。想想在此半年多以前,任公先生还在《新民丛报》上大声呐喊:“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8】到底“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9】,还是自史界革命始,梁启超似乎还没拿定主意。或许,这种“慷慨激昂”,只是一种表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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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153 在此两年多前提倡“诗界革命”与“文界革命”,梁启超主要关注的是中国的诗运与文运,着眼于“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10】;这回不一样,重点转移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而不局限于区区文学,故有所谓“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不是所有的文体革新都能跟“新民”这一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梁启超之选择“新小说”,并非无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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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155 我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偏偏是“小说”,而不是“诗歌”、“散文”或“戏剧”,被选择作为政治维新的工具。难道真的像梁启超所说的,只是因“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还是另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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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157 在传统中国文学格局中,章回小说(文言系统的“小说”另有渊源)确实不登大雅之堂。可另一方面,小说之勃勃生机,又诱使不少怀才不遇的文人学士投身于创作与评论。“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11】的谣谚,《水浒传》、《金瓶梅》》等禁书士大夫“家置一编”、“以为把玩”的境况【12】,还有《野叟曝言》、《镜花缘》、《儿女英雄传》、《花月痕》等藏“学问”、“诗文”于“小说”的努力,在在证明,清中叶以后,即便在读书人眼中,章回小说的地位也都在稳步提升。表面上,作为文化读物,小说依旧不入流;可实际上,喜欢小说的,不仅仅是下层百姓,更包括不少博学深思的读书人。这才能理解,为何梁启超登高一呼,其论证并不充分的“小说界革命”能得到如此热烈且广泛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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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159 在我看来,梁启超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利用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以载道”观念,以及变革现实的强烈愿望。声称“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由此解除了“小说”身上的魔咒,唤起了众人心中潜在的强烈欲望,恢复了对这一文类的巨大信心。所谓“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13】,当然只是个神话,不管是身在其中的政治家,还是隔岸观火的历史学者,一般都不会承认这一美丽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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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161 这一故事的“最佳男主角”,曾任英国首相的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 1804.12.21—1881.4.19),其实在此前二十年就已经进入中国,只不过是作为政治家,而不是小说家。林乐知(Young J. Allen)主编的《万国公报》13卷609号(1880年10月9日)上,刊有《大英国侯爵相臣的士累利略传并像》,称颂其“学问渊博,著作等身”,但主要着眼点在于“现年七十六岁”的前首相,在位时其“政治似夏日之可畏”,退位后则“泉石可憩,诗书是乐”。半年多后,这位前首相刚刚去世,范约翰(John M. W. Farnham)主持的《画图新报》第二年第一卷(1881年5月)上,就刊出短文《英相考终》,用的是同一张画像,在“学问渊博,著作等身”后,添上一句“每出一编,读者俱叹为奇才”。可重点也是“稍长”以后的出游与从政。文章的关键在于:“的相当国,先后凡七年,多所建树,英国大为昌盛,亦一时豪杰也”。不管是生前的表彰,还是死后的追忆,传教士主办的《万国公报》和《画图新报》,都只字未提其政治小说写作——更不要说其小说写作如何促使“政界之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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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163 只是由于梁启超等人的大力褒扬,迪斯累里方才成了“以小说改良群治”的代表,而在晚清声名远扬。有趣的是,大家都在争说迪斯累里,却未见任何一部“的相”小说的中译本;可见文学传播中,理论往往比趣味更容易被扭曲,或者说更容易有“创造性的误解”【14】。看来,大家关心的,其实是迪斯累里之贵为首相而撰写小说;而单是这一点,就足以颠覆“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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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165 不只可以“登大雅之堂”,而且成了“文学之最上乘”,小说命运的急转弯,得益于迪斯累里等人有效地利用了小说改良群治的神话。反过来,成了“文学之最上乘”的小说,有可能、也有责任被作为名山事业来经营。《新民丛报》第20号为《新小说》杂志刊出的广告文字,正是如此直截了当地将地位、责任与义务捆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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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167 盖今日提倡小说之目的,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非前此诲盗诲淫诸作可比。必须具一副热肠,一副净眼,然后其言有稗于用。名为小说,实则当以藏山之文、经世之笔行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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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169 在论者看来,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既然你成了“文学之最上乘”,占据文坛的中心位置,就有义务将其作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来认真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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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171 任何一个时代,作为精神象征的中心文类,都因其大量吸引作家、批评家以及公众读者的目光,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中心,也就必然引来各方(政治、宗教、文学等)人马的明争暗抢。谁都希望影响甚至利用这一中心文类,来为自己的理想服务。在世俗社会中,政治的影响力无疑最为突出;掌握意识形态者,于是多会染指中心文类。这也是在文学史上,越受朝廷/政府重视的文类,越容易走向“载道”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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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173 在某种意义上,载不载道,既取决于作家的个人趣味,又是由文类在整个文学格局中的位置决定的。比如,在传统中国,文载道,诗言志,词抒情,有文类形式特征的制约(一般来说,词不太适合于“载道”,可也不是绝对不可以,想想赵朴初、郭沫若的词,同样发表的是“区区政见”),但更重要的,还是各自的位置及功能。既然小说迅速崛起,抢占了原先属于文章的位置,这就难怪其必须“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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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175 反过来,晚清以降被迅速边缘化的散文,卸下了替圣贤立言的面具,由“载道”转为“言志”。对这一戏剧性转变,此前我已有所论述:“这其实与传统中国不同文类功能的界定有关——处于中心位置的‘文章’,属于‘经国之大业’,因而无权过分关注一己之悲欢。退居边缘,作家不必‘搭足空架子’写‘讲义体的文字’,小品自然也就应运而生。架子的倒塌与戒律的瓦解,使得原本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的‘文章’,一转而变得最自由最活跃因而也最为充满生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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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177 所谓“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这既是一种褒奖,也是一种承担。开始只是政治家的良好愿望,后来则变成了文类的自觉使命。百年中国,相比起诗歌、散文、戏剧等,小说与政治的纠葛无疑最为复杂。从晚清到“五四”,政治小说之发表区区政见,谴责小说之抨击社会现实,问题小说之寻找生命意义,乡土小说之追究民生凋零,不用说,都与现实政治密切勾连。而从1930年代到20世纪末,每一场大的政治运动、军事斗争或社会转型,无不邀请小说家加盟——实际上,小说也确实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点,海峡两岸没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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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179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撇开具体事件之是非曲直,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其过敏不是没有道理的。小说可以“建国”,当然也可以“反党”;利用小说从事政治活动,并不专属某一阵营,更不是梁启超的专利。为什么是“小说”,而不是“诗歌”或“散文”,成为政治家争夺的目标?读者多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其处于20世纪中国文学格局的中心,决定了其必定“不甘寂寞”,随时准备介入现实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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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181 百年后重读《新小说》,你很可能反感其将小说工具化,并对梁启超等人的说法嗤之以鼻。可你必须面对这么一个追问,明知如此抬举小说弊病很大,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聪明人孜孜以求?1907年,黄人(摩西)就在《〈小说林〉发刊词》中称,“小说者,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并对梁启超的说法表示异议:“则以昔之视小说也太轻,而今之视小说又太重也。”【17】可事实上,《小说林》所刊作品,以及小说林社的出版物,与《新小说》及广智书局没有什么区别。后世无数作家及批评家,也都知道小说应具审美特性,不能等同于教科书,可依旧割舍不了与现实政治的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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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183 刚刚阅读西洋文学概论,一般都会欣赏“为文学而文学”,并以之作为武器,批判传统中国的“文以载道”。可一旦进入现实社会,很可能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胡适留学美国时,欣赏“无所为而为之”的文学,批评元白诗之专讲“济用”;可回到国内,则转而表扬元白之将文学作为“救济社会,改善人生的利器”,称其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很光荣灿烂的时代”。【18】周作人早年留学日本时,对举世之“手治文章而心仪功利”很不以为然,称“学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责以尽”【19】。可“五四”时期之提倡“人的文学”,以及撰写《文学研究会宣言》,宣称“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20】,显示周作人不再回避文章之“实利”。至于郭沫若等创造社诸君,当初也曾大讲“天才”与“灵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可日后的转向政治,甚至比谁都勇猛。将这一切归咎于政治家的阴谋,或者作家之缺乏定见,似乎不太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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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185 几乎所有论者都注意到,“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巨大张力,制约着20世纪中国作家的创作及思考。说是外在环境过于险恶,搁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害得小说家们无法潜心写作,不能否认有这种事,但很明显,这不是根本原因。还必须考虑小说家的自觉选择——起码在“五四”那代人眼中,“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并非完全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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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187 像梁启超那样,撰写《新中国未来记》,只是“专欲发表区区政见”【21】,当然不太可取;但如果能将社会责任、启蒙立场、文学想象,以及语言、细节、风格等很好地协调,未必不能成就一番事业。也就是说,假如有自己的思考与立场,拒绝充当政治家的“传声筒”,小说家的积极介入现实政治,直面时代以及人生的重大话题,并不是坏事。小说家鲁迅便是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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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189 1933年,鲁迅撰《我怎样做起小说来》,特别提到自己从事小说创作的契机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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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191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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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193 今天的读者,一听“启蒙”二字,不管你信不信“后现代主义”,全都头皮发麻。马上想到的是:如此强调“为人生”,文学还有自主性吗?答复这问题,必须回到“五四”那代人的思路及立场。在《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中,我提到《新青年》同人之力图将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统一起来,用发起运动的方式来促进文学革新。这就决定了其意识到的历史责任与个人审美趣味之间,很可能存在某种矛盾。基于思想史意义的召唤,本不以文学见长的学者,也积极投身“白话诗”的尝试,或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23】。对于这些自觉扛住黑暗的闸门,放后人到光明的地方去的先行者,我更倾向于采取理解与同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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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195 至于这一选择,是否一定严重伤害其文学成就,这要看当事人自身的文学才华,以及对此尴尬的境地有无清醒的认识。感受到某种弥漫在空气中的时代精神,愿意在小说创作中略作呼应,我以为,这样的选择,实在无可非议。与时代潮流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不即不离,在追随中反省——此乃鲁迅小说获得成功的诀窍。【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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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197 文学之所以与政治结盟,有时候其实是出于文学自身的需要。政治毕竟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发生在政治领域的“革命”,更是充满激情、想象力与冒险精神。对于文学家来说,人生百态,没有比“革命”更富有刺激性与诱惑力的了。想革命、写革命、干革命,20世纪中国的小说家,曾如此痴迷于形形色色真真假假的“革命”,并不完全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其中还隐含着审美的意味。尤其是大动荡的年代,“革命文学”的粗犷、悲壮与崇高,自有其独特魅力。单就文学风格而言,江南的小桥流水固然可人,塞北的大漠孤烟同样摄人心魄。这里牵涉世态、文类、作者、读者以及时尚等,不能一概而论。所以,我不主张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某些缺陷,统统归之于梁启超以及《新小说》所开创的“新载道”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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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0199 1980年代的中国,出于对主流意识形态限制写作自由的强烈反感,学界有意无意地疏远了此前大受表彰的“左翼文学”,认为其所以缺乏艺术性,乃是过分“热衷政治”的必然结果。“纯文学”一时间成为相当时髦的口号。而最近两三年,情况大为改观。面对一大堆很有商业前景的准情色文学、小女人散文、大流氓影视,以及各式宫廷戏,那些依旧热血沸腾的青年作家及文化人,开始用十分景仰的口吻重提“左翼文学”,甚至模仿其表演形式(小剧场艺术家之尴尬,在于其必须以“革命”的名义牟利,维持自家优雅的生活;而得到的响应,也以都市白领为主,并非真正受苦受难的民众)。这种独行侠般的“抵抗”,到底能走多远,现在还很难说;但起码提醒我们,“文学”不一定非远离“政治”不可。彻底摆脱“政治”纠缠的文学家,固然潇洒轻松,自由自在,但很可能当即体会到另一种失落,借用米兰·昆德拉的小说题目,那便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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