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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近年中国学界之重提“文学的抵抗”，有大转型时代的现实刺激，有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担当意识，有舶来的新左派理论的诱导，有根深蒂固的鲁迅情结，更有法国的萨特、意大利的达里奥·福、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捷克的米兰·昆德拉等的成功示范——最后一点尤其重要，小说家的介入现实政治，并不影响其艺术成就，这对已经习惯文学与政治两分的国人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回头想想，最近十几年，中国作家之极力回避梁启超、鲁迅以及“左翼文学”传统，潜心创作“纯文学”，不见得是个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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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1980年代“纯文学”想象的反省，2001年第3至第7期的《上海文学》上，刊发了李陀等人重谈“纯文学”的文章。与当初之借“纯文学”反抗“文学控制”相反，这回发言的作家及批评家，多挑剔“纯文学”这概念如何不可取，转而强调文学必须“介入”现实生活。【25】虽然发言的只有十位，但其论说颇具代表性。如今新锐的作家、批评家，政治立场很不一致，有启蒙主义、自由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新左派等，还有只讲“反叛”不问“主义”的，更有将一大堆“主义”搁在大锅里煮半个小时，然后随便舀一勺的——可不管哪一种，都不太相信所谓的“纯文学”。作家们嘴上都说只为自己写作，既不为共产党，也不为诺贝尔（人民币除外，还没有作家自愿放弃稿费的）；但私下里，却还是对当下文学的“无力感”表示懊恼与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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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一百年前梁启超从“改良群治”角度提倡“小说界革命”，虽说不上很成功，但起码值得尊敬。至于“五四”的启蒙立场，“左翼文学”的浴血奋战，以及日后诸多主张“批判”与“介入”的文学，同样应该认真清点，而不是一句“屈从于政治淫威”就能轻松打发掉的。这里说的不是道德勇气，而是文学创作本身，也有借助政治抗争而获得理想、激情以及想象力的。关键在于对社会及人生，作家有无自己的独立思考与深切体会，假如有，以小说形式载自家之道，又有何妨？十几年前曾读过林毓生先生的一篇短文，说到其回台大讲授“思想史方法论”，读黄春明等人小说，重新发现台湾。具体内容早就忘了，但题目约略记得——《黄春明的小说在思想上的意义》【26】，当时的感觉是：要是改为“在思想史上的意义”，那可真叫出彩。我没有研究过黄春明的创作，不知道其小说是否承受得起这个题目；但我相信，古今中外，伟大的小说可以成为思想史研究的文本，而大小说家，也都多少具有思想家的气质（想想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吴敬梓、鲁迅）。也就是说，在我心目中，“思考”或者“载道”，都不是文学失落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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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小说”，既然成为“文学之最上乘”，就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载道”几乎不可避免——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宿命。天将降大任于斯“体”也，不能不多有磨难。在我看来，梁启超之提倡“小说界革命”，不是找到了真正的出路，而是将20世纪中国小说家可能面临的困境，戏剧性地凸显出来。能否处理好“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既不回避也不莽进，游走于刀锋而不被其戕害，乃是小说家迈向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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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文学，这是个老掉牙的话题，本以为解决了，现在看来，还不是画句号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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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漫无涯际的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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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人普遍接纳西方的“文学概论”，努力区分“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将诗歌、戏曲、小说列入“纯文学”或“文学之文”的范围，而将其他文字称为“杂文学”或“应用之文”【27】，陈独秀、刘半农的这一“文学观”，日后影响极大。只有章太炎、胡适反对这种区分，转而发掘“述学之文”所蕴涵的“文采风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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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被称为“纯文学”的小说，其实最有可能博采众长，故显得漫无涯际。换句话说，“驳杂”乃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作为文类的基本特色。小说巨大无比的包容性，决定了其不可能“纯粹”。这里所说的“不纯”，包括思想、学识、文体以及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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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三则资料提醒我们，“新小说”家是如何有意开创并积极凸显小说作为文类所独具的“驳杂”风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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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自称其小说创作是：“似说部非说部，似裨史非裨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虽然，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知无以餍读者之望矣，愿以报中他种之有滋味者偿之。”【29】这段话，表面上极为谦恭，实则不无得意。既然“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30】，在小说中“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乃题中应有之义。这样的小说，固然有些读者不欣赏，但若真的像《译印政治小说序》所说的，“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则何虑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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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中，新小说报社自报家门，除类型方面的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探侦小说、写情小说、语怪小说等，还有属于体式的札记小说、传奇体小说、世界名人逸事、新乐府、粤讴及广东戏本。后几种，日后被剔出“小说”文类。当初梁启超等之所以看中，很可能是因其包含“叙事”因素。单看《新小说》的栏目设置，你就可以大致明白，在建立现代的“小说”观念过程中，原先各文类的边界是如何被刻意模糊乃至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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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小说》第9号上有一则《女娲石》广告，称海天独啸子著，卧虎浪士评“新著小说奇绝壮绝”《女娲石》，将由东亚编辑局发行，广智书局代售，定价二角半。值得关注的，是其别出心裁的广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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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娲石》者，无须之《水浒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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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娲石》者，有血之《红楼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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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娲石》者，俄国虚无党之化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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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娲石》者，日本樱田门之摄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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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娲石》者，科学家言也，泰西二十世纪未来之科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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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娲石》者，文学家言也，中国千余年来遗传之文学也。【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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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1904年出版，在晚清小说中，不算特别出色；但其杂糅各种主义、故事以及叙事体式，却很有代表性。思想及文体上的“包罗万象”，乃晚清小说的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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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功绩，首先在于极力提高小说和小说家的地位。“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这是一句不着边际的“大话”，但并非毫无意义。它意味着小说成为文坛的杰出代表，读者阅读时，可望从中领略各种文学形式所特有的魅力；作家写作时，自然也有权利从其他文学形式获得更多的灵感。晚清小说评论家用十分夸张的语调，表达了异乎寻常的自信：“新小说”“宜作史读”，“宜作子读”，“宜作志读”，“宜作经读”，“可作风俗通读”，“可作兵法志读”，“可作唐宋遗事读”，“可作齐梁乐府读”。【32】一句话，整个人类文化的精华，都凝聚在“新小说”中。如此“博大精深”的“新小说”，创作时自然应该兼收并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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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非但不拒时文，即一切谣俗之猥琐，闺房之诟谇，樵夫牧竖之歌谚，亦与四部三藏鸿文秘典，同收笔端，以供馔箸之资料。【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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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小说”未必真的包含那么丰富的人类文化，可小说家确实从其他文学形式获得不少灵感。笑话、轶闻、答问、游记、小品、寓言、书信、日记等等，都曾为“新小说”叙事模式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养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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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需要论述的是，这种“博采杂收”，或者说“集大成”，乃是小说作为文类的最大特征，也是其变幻莫测、推陈出新的根本动力。不同思想流派的对话，不同语体及文体的穿插，不同小说类型的混合，不同文学技法的叠加，不同审美趣味的杂交……无论它怎么变，只要能玩出有趣的新花样，你都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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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批评家，你敢说什么“是小说”，但你很难设定什么“不是小说”。如此“海纳百川”，使得“小说”的边界十分模糊，这就给无数英雄豪杰的纵横驰骋预留了巨大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进入新世纪，再来一次“小说界革命”，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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