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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漫无涯际的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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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人普遍接纳西方的“文学概论”，努力区分“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将诗歌、戏曲、小说列入“纯文学”或“文学之文”的范围，而将其他文字称为“杂文学”或“应用之文”【27】，陈独秀、刘半农的这一“文学观”，日后影响极大。只有章太炎、胡适反对这种区分，转而发掘“述学之文”所蕴涵的“文采风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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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被称为“纯文学”的小说，其实最有可能博采众长，故显得漫无涯际。换句话说，“驳杂”乃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作为文类的基本特色。小说巨大无比的包容性，决定了其不可能“纯粹”。这里所说的“不纯”，包括思想、学识、文体以及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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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三则资料提醒我们，“新小说”家是如何有意开创并积极凸显小说作为文类所独具的“驳杂”风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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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自称其小说创作是：“似说部非说部，似裨史非裨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虽然，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知无以餍读者之望矣，愿以报中他种之有滋味者偿之。”【29】这段话，表面上极为谦恭，实则不无得意。既然“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30】，在小说中“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乃题中应有之义。这样的小说，固然有些读者不欣赏，但若真的像《译印政治小说序》所说的，“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则何虑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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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中，新小说报社自报家门，除类型方面的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探侦小说、写情小说、语怪小说等，还有属于体式的札记小说、传奇体小说、世界名人逸事、新乐府、粤讴及广东戏本。后几种，日后被剔出“小说”文类。当初梁启超等之所以看中，很可能是因其包含“叙事”因素。单看《新小说》的栏目设置，你就可以大致明白，在建立现代的“小说”观念过程中，原先各文类的边界是如何被刻意模糊乃至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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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小说》第9号上有一则《女娲石》广告，称海天独啸子著，卧虎浪士评“新著小说奇绝壮绝”《女娲石》，将由东亚编辑局发行，广智书局代售，定价二角半。值得关注的，是其别出心裁的广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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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娲石》者，无须之《水浒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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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娲石》者，有血之《红楼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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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娲石》者，俄国虚无党之化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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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娲石》者，日本樱田门之摄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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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娲石》者，科学家言也，泰西二十世纪未来之科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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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娲石》者，文学家言也，中国千余年来遗传之文学也。【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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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1904年出版，在晚清小说中，不算特别出色；但其杂糅各种主义、故事以及叙事体式，却很有代表性。思想及文体上的“包罗万象”，乃晚清小说的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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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功绩，首先在于极力提高小说和小说家的地位。“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这是一句不着边际的“大话”，但并非毫无意义。它意味着小说成为文坛的杰出代表，读者阅读时，可望从中领略各种文学形式所特有的魅力；作家写作时，自然也有权利从其他文学形式获得更多的灵感。晚清小说评论家用十分夸张的语调，表达了异乎寻常的自信：“新小说”“宜作史读”，“宜作子读”，“宜作志读”，“宜作经读”，“可作风俗通读”，“可作兵法志读”，“可作唐宋遗事读”，“可作齐梁乐府读”。【32】一句话，整个人类文化的精华，都凝聚在“新小说”中。如此“博大精深”的“新小说”，创作时自然应该兼收并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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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非但不拒时文，即一切谣俗之猥琐，闺房之诟谇，樵夫牧竖之歌谚，亦与四部三藏鸿文秘典，同收笔端，以供馔箸之资料。【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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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小说”未必真的包含那么丰富的人类文化，可小说家确实从其他文学形式获得不少灵感。笑话、轶闻、答问、游记、小品、寓言、书信、日记等等，都曾为“新小说”叙事模式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养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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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需要论述的是，这种“博采杂收”，或者说“集大成”，乃是小说作为文类的最大特征，也是其变幻莫测、推陈出新的根本动力。不同思想流派的对话，不同语体及文体的穿插，不同小说类型的混合，不同文学技法的叠加，不同审美趣味的杂交……无论它怎么变，只要能玩出有趣的新花样，你都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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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批评家，你敢说什么“是小说”，但你很难设定什么“不是小说”。如此“海纳百川”，使得“小说”的边界十分模糊，这就给无数英雄豪杰的纵横驰骋预留了巨大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进入新世纪，再来一次“小说界革命”，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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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世纪”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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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码在中国，20世纪乃“小说的世纪”，这一判断多半会被学界认可；但接下来的发挥，可就难说了。在我看来，作为一种文类，“小说”在21世纪，将不再独领风骚。如此大胆预测，基于我对20世纪中国小说历史的考察，也缘于对当下并不乐观的文学现状的反省；当然，不完全排除“世纪”这一概念的诱惑。因为，最早谈论这个问题，确实是因为“新世纪”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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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年底，上海《文汇报》要我写一则短文，畅谈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那时普遍认为，2000年元旦即“新世纪”第一天）。此前，我已经为北京的《中国文化报》撰《坦然面对新世纪》，对大众传媒之过度渲染新世纪“中国之崛起”表示担忧，认为其掩盖了现实中国面临的诸多危机与陷阱。主张“换一个思考的角度，在风头正健的新世纪‘畅想曲’上，添上古老的‘消寒图’”。借点染梅花记录九九脚步的“消寒图”，元明清三代均有记载。我最欣赏的是《帝京景物略》，尤其是最后几句：“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才要伸脚睡，蚊虫蜡蚤出。”对于世运变迁的关注，对于命运不确定性的理解，此等民间智慧，值得今人借鉴。【35】由“世运”想到“文运”，同样不太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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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文汇报》写的短文，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初刊于2000年1月3日《文汇报》，题为《小说霸主地位受到挑战》。2000年2月1日《文论报》转载时，改为《学者陈平原预言21世纪诗文东山再起小说风光不再》，显得更加耸人听闻。这则短文，日后广为传播，也引起不小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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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陈平原近日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20世纪颇为风光的以叙事为主体的小说，在新世纪将受到挑战，一度沦为配角的诗文，有可能重返舞台中心。文学成为“修养”而非“技能”的理想有望实现。就文学而言，宋代以后，庶民文学的崛起，叙事文学的勃兴，以及文学家对日常生活、民众语言的关注和认同，与以前以贵族文化为中心、以抒情文学为主导相比，确实另有一番风光。这一趋势，在20世纪，由于时势的激荡、西洋文化的输入，得到很大的强化。最典型的表征，便是用白话写作、以叙事为主体的“小说”，成了20世纪中国文坛最为亮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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