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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虽久历磨难而万变不离其宗，其中自有运气之助，但也是天命。天命是个带有神话性质的古词，如前所述，以今天的理解，天命即方法。中国“以变而在”的方法基于中国的存在论、方法论和历史观三者一体，即“道”、“作”与“述”三者的一贯性，以其核心概念而言，则是变化、变通与通变三者之一致性。其中，存在论为体，方法论为用，历史观则是对存在论与方法论的自觉意识和自述。以变而在的方法之所以可以成为天命的证词，就是因为此种方法是一种应对万变之法，即能够容纳一切可能性的方法，因而不可能被解构。无法解构的存在方式就是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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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蕴含的存在论正是一种关于“变在”的存在论（ontology of becoming），其思路大异于关于“存在”的存在论（ontology of being）。作为名词的“存在”（the being）其实只有语法功能，并无实质意义。在实质上，存在只能是动词（to be），或者是动名词（to be being），因为存在的状态是变在（to be becoming）。变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存在的本意，即存在何以永在，所谓“生生”的问题。生生在实质上是一个关于未来的问题，而未来由无数可能性组成，因此，存在就是存在于可能变化之中，于是，存在论研究的是如何有效存在的方法论，古人谓之“道”，可谓传神。有效的存在之道就是“变通”之法，变通的要义在于与变化协调一致，随变而变，与变化保持相对不变关系而得以在变化中善在，是为变化与不变合体之易道。因此，变通不仅能够善在，而且也使存在变得更有容量，以至于能够应付万变，而能应付万变，存在才得以不变。老子的《道德经》以“水”为隐喻阐述了应变之道：效果最优的存在方式就是如水一般随形而成，随机而遇，以柔克刚。深入人心的“水的方法论”或能解释中国何以善变而善存。作为生长方法的中国具有变在的无限性，是以中国能够像一个“世界”那样存在，具有“世界性”的容纳能力，能以“不是之是”的方式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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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变在存在论及变通方法论相应的历史观就是“通变”观，即司马迁所谓“通古今之变”的历史理解。通者，贯通古今为一而存之也，或者说，贯通乃是古之当代性与今之当代性并存相会的方式。既然贯通古今，今就不是对古的否定或摒弃，甚至不是所谓“扬弃”[58]，而是化古为今而使“今”日益丰富。如果只是变而没有化，就是断裂而无接续，同样，如果不能化古之经验为今之资源，那么，日新就变成日损，更新越快，历史就越短，意义就越贫乏。因此，古为今之线索，今为古之续作，今虽为新作，必藏古意，此乃“维新”之正义。“维新”虽是制度或技术革命，其深层意图在于续命，即遵从存在之永在本意。通古今而成维新之历史，正应生生不息的变在之道。可见，通变的历史观既与退化论历史观不相干，也与现代进步论历史观不兼容，应该说，通变历史观对历史的理解完全不在进步论或退步论的框架之内[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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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作为现象描述的进步或退步概念与作为理论的进步论或退步论完全不同，断不可混为一谈。作为描述，进步或退步是显然无疑的现象，比如说，今日的技术比之远古技术，进步何止百倍，而今日的诗词比之唐宋，差距或超千里。与之不同，进步论或退步论都是预定论，其变种说法是客观规律论，都以为未来是先定的，或者以为历史有其最终目的或终点，或者相信有某种固定的循环格式，此类关于未来的无证据断言都是对未来之未来性的否定，而否定了无限可能性所定义的未来性，就等于取消了未来概念的意义。尤其是启蒙以来的现代进步论，如果滥用于科学技术之外的任何方面（包括制度、艺术、价值观等），就变成一种反历史观。假如新文化是否定旧文化的理由，历史就无法积累智慧和保存意义，因为每个现时都只是通向下一个时刻的功能性工具，都难逃被下一个时刻所否定的命运[60]，而当历史的意义在加速度的否定中烟消云散，历史就会加速度地萎缩为意义稍纵即逝的一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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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变在存在论的历史观建立的是一种无限开放而同时无限积累的通变历史性，其历史时态虽是古今二维，但关键点在于“今”。“今”是主动状态，一方面收纳古之智慧，将作古之事的意义转世为今；另一方面以作开来而保持动态的当代性，所谓熔古铸今。“今”的概念定义了不同于自然意识的历史时间流向。自然意识的时间流向或是从过去流经现在至未来，或是从未来流经现在而至过去，而“今”却使历史时间一方面从过去流向现在，另一方面从未来流向现在，即时间从两个方向一起流向“今”而使“今”成为时间的聚点。如果说，放眼四方之“地中”是定位中国的一个有建构能力的想象，双向开放之今作为“时中”，则是建构中国持久存在的通变意识，通变之意在于使“今”扎根深厚而生长有力。“变通”之中国历史正是在“通变”之中国历史观之中达到了对自身的自觉意识，而中国的故事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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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称为“忒修斯之船”（The Ship of Theseus）的希腊故事说，一条木船有的木板破旧了，就置换了新木板，如此不断置换下去，终于这条木船的每块木板都更换过了，没有一块木板是原来的木板，可是这条木船看上去还是原来的那条木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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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obustness通常被译为不明其意的“鲁棒性”，比较准确的意思是“皮实”或“特别结实经得起折腾”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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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照分析哲学的说法，那些形而上学信念缺乏“真值”（truth value），即无以证明也无以证伪。分析哲学一度认为那些缺乏真值的信念不可信任，因此必须加以驱逐，后来才发现，许多缺乏真值的信念实为人类思想不得不依赖的基础观念，因此，形而上学得以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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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易·系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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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易·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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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礼记·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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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易·系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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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道德经·六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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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易·系辞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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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礼记·中庸》：“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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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道德经·第八章》《道德经·七十八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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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礼记·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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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周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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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赵汀阳：《第一哲学的支点》，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228页。这里采用的笛卡儿公式的通行译法，其实更准确的译法应该是“思而在”，相应地，中国思想公式就应该是“行而在”。拉丁文的cogito或facio虽然在语法上包含“我”，但却是隐含的，正如古汉语的“思”或“行”也隐含着行为主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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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27页。李泽厚认为“度”可以看作是中国思想的“第一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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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道德经·五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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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周易·系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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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论语·泰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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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韩林德：《境生象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192~248页。韩林德认为，天地万物的分布和运行有其节奏，因此天道本身就是“大乐”。五音十二律正与五行五方、四时十二月暗合，所谓“律历融通”。据《吕氏春秋·卷六·音律》，十二律乃是以十二个月之“风”而定，《淮南子·卷三·天文训》也有相类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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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礼记·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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