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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段话翻译为现代汉语，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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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曾皙、冉有和公西华四人陪孔子坐着。孔子说：“我比你们虽说大点，但不要因此妨碍你们发表意见。平日你们总说‘没人知道我呀’，那么倘若现在有人知道你们，你们能干些什么呢？”子路急忙回答说：“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外有军侵，内有饥荒，这样的国家让我来治理，只需三年，我能让人民勇敢，而且明白一些道理。”孔子听完微微一笑。孔子又问冉有（求）：“你的意思呢？”冉有回答说：“一个方圆六七十或者五六十里的国家，假如让我来治理，只要三年，我可以使人民丰衣足食，至于礼乐教化之类的事情，那就等贤达君子了。”孔子又问公西华（赤）：“你呢？”公西华回答说：“不敢说我就能胜任，不过可以试着学学。宗庙祭祀，或者会盟他国等事，我愿穿上礼服，戴上礼帽，担当一个司仪的角色。”孔子这时转身问曾皙（点）：“那么你呢？”正在鼓瑟的曾皙收住曲声，铿的一声把瑟放下一边，站起来说：“我的想法跟他们几位有所不同。”孔子说：“说说有什么妨碍呢？不过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罢了。”曾皙说：“在晚春之际，春服也做好了，邀上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儿，在沂水游一游，洗洗澡，然后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回家。”孔子听完，长叹一声说：“我赞同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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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水在山东曲阜县南，有温泉流入，所以晚春即可游浴。舞雩地则是原来鲁国求雨之地，有祭坛和树木，凉爽可人。孔子四个弟子的志向不同，似乎每况愈下，但孔子赞叹曾皙的想法，可见与其入乎其内为名缰利锁所累，不如出乎其外而自由自在。这也正是《论语·述而第七》孔子的志向：“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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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人文和自然科学不同，美学具有非功利性的特征。在日常生活中，功利性往往与现实性相连，即一门学科可以直接生成改进现实状况的知识和技术。从美学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人类对美的追求既不可能直接增加物质财富，也不可能直接为现实生产实践提供具体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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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审美的，这就是说，文学往往是无功利的，即无论作家或读者都没有直接的实际目的，并不企求直接触及现实世界。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举过一个例子说明文学的无功利性：“我们观察一切事物，有三种方式——实际的、理论的和审美的。一个人若从实际的观点来看一座森林，他就要问这森林是否有益于这地区的健康，或是森林主人怎样计算薪材的价值；一个植物学者从理论的观点来看，便要进行有关植物生命的科学研究；一个人若是除了森林的外观没有别的思想，从审美的或艺术的观点来看，就要问它作为风景的一部分其效果如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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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实际目的的人，自然关心森林如何带来物质财富；出于理论探究的人，为森林的科学研究价值所吸引；而出于文学观察的人（如诗人），则以“审美的或艺术的观点”深深地沉浸于森林外观的美景之中。显然，商人由此激发财富欲，科学家升起探索欲，这两种都是功利的；文学家则获得审美体验，这是无功利的。所以康德讲：“那规定鉴赏判断的快感是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一个关于美的判断，只要夹杂着极少的利害感在里面，就会有偏爱而不是纯粹的欣赏判断了。”〔8〕由于是无功利的，文学才能是审美的。换言之，审美的正是无功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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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这种无功利性集中体现在作家的创作活动和读者的阅读过程中。刘勰讲“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9〕正是强调创作中要舍弃直接的功利考虑而以淡泊、宁静之心对待。朱熹认为，举世学诗者之所以难以出好诗，“只是心里闹不虚静之故”，“心里闹如何见得”。这里的“心里闹”指功利考虑，“虚静”就是无功利之心。在朱熹看来，只有“虚静”或“心虚理明”才可能作出好诗。〔10〕读者也需要保持无功利目的才能进入文学的审美世界：“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鉴赏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角色。所以青年看《红楼梦》，便以宝玉、黛玉自居；而老年人看去，又多占据了贾政管束宝玉的身份，满心是利害的打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11〕所谓“满心是利害的打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是指读者抱有实际功利目的，致使无功利的“审美距离”消失，从而无法“欣赏”小说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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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一生，有其崇尚自然质朴的美学追求，从根本上说，取决于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在他看来，人为的繁复的礼仪破坏了社会的自然性，矫饰的行为破坏了人性的自然性，那么，诗歌在外现形式上的过度追求，也必然破坏感情的自然性。陶渊明的美学追求使他绝少使用浓艳的色彩、夸张的语调、深奥的语汇、生僻的典故。在他的诗歌中，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质朴清丽而又流传千古的佳句；在他的散文中，《桃花源记》最为著名。文章的语言优美而朴素。如写武陵渔人初入桃源的一节：“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写桃花源中风光：“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这种文笔，使语言、意境、主题达到完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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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崇拜陶渊明，晚年写了很多“和陶”诗，而且苏东坡把写诗的出发点总结成一条美学的定律——叫做“绚烂至极，归于平淡”。意思是，写得斑驳、写得缤纷五彩，当然很好，但这并不是至高境界，再提升一层，平淡的境界乃至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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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美学理念和美学追求，使他的潜才得以极致的挥洒，成为中国文学史不多的历经千年始终被人们当作学习楷模的诗文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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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齐白石为例，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齐白石极善从平凡的生活与自然中提炼出深刻的美学理念与美学情趣，他的美学原则是：“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他创作了无数种前无古人、独具的完美艺术形象。他笔下的虾、蟹、青蛙、雏鸡、牵牛花等等，无不焕发着质朴、天真的情趣。其意象之美，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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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客观社会功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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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在哪里？美是什么？这是美学皇冠上的明珠，美学领域里的“哥德巴赫猜想”。古今中外许多学者发表了许多观点，但至今难于得到公认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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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以认为美就是客观事物所具有的足以唤起人们美感的审美属性？它们包括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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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客观实在性是美的基础。美的客观实在性就是客观事物及其在运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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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功利性是美的前提。美的社会功利性就是客观事物所具有的有利、有益于人类社会进步和人民大众福利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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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体形象性是美的表征。美的具体形象性就是真和善的事物所表现出的具体、生动、直观、可感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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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定典型性是美的规律。美的一定典型性就是审美形象所达到的独特个性化和普遍概括化统一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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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具有以上四种属性的事物就是美的事物，就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审美感受。因此，可以给美下这样的定义：美是真和善的典型形象显现，反之，丑就是假和恶的典型形象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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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感非功利性的后面，存在着一定的社会功利关系。“巨大的社会功利的内容和效果经由实用到审美的过渡的漫长历史进程，已沉淀在一种似乎是非实用功利的形式来实现重大的社会功利的目的。人们通过这种娱乐、观赏，在思想感情上得到感染熏陶、潜移默化，起了不能为其他意识形态所能代替的教育作用。”〔12〕诚然，由于美感有着阶级性、民族性、时代性的差异，美感完全客观地必然地受制一定历史时代条件下的生活，因而，不涉及利害关系的超功利的美感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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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美的功利性是通过各种艺术所表现的生活整体形象反映出来的，它对人类的生活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和作用。恩格斯说他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看到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列宁赞颂俄国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曹雪芹的《红楼梦》被誉为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因为上面那些伟大的文学巨著，其社会作用必然要引起欣赏者种种复杂观念的联想，从而产生强烈的美感。鲁迅先生特别赞许地概括了这种美学观点，他说：“功用由理性而被认识，但美则凭直感的能力而被认识。享受着美的时候，虽然几乎并不想到功利，但可由科学的分析而被发现。所以……美底娱乐的根柢里，倘不伏着功利，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13〕但美感的功利不是狭隘的实用主义，而是指广泛的社会功利内容，是人们在美的欣赏中得到的一种悦目、赏心、怡神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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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无功利性背后总是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功利考虑。功利，就是实际目的，即与现实利害攸关的考虑。确实，文学直接地是无功利的，但间接地或内在地却又是功利的。这一点可从文学作为作家和读者的社会性话语活动、作为显示物质存在方式的话语结构两方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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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作为作家或读者的社会性话语活动，文学虽然与直接的功利目的无关，但间接地仍旧有深刻的社会功利性。这种功利性诚然不同于商人对森林财富的占有欲和科学家对森林科学研究价值的探究欲，但却显现为审美地掌握世界这一深层目的。这就是说，功利性是深深地隐伏于无功利性内部的。实际上，直接的无功利性正是为着达到间接的功利性。朱熹要求诗人“虚静”，目的正是“虚静而明”，即无功利的超然态度有助于真正明了事物之“理”。鲁迅要求读者不以宝玉或黛玉自居而是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也是为着使读者能审美地把握“红楼”世界的人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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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作为显示物质存在方式的话语结构（尤指文学活动中的“文本”方面），文学的功利性在于，它把审美无功利性仅仅当作实现把握现实物质存在方式这一功利目的的手段。郭沫若指出：“我承认一切艺术，虽然貌似无用，然而有大用焉。”〔14〕这里的“貌似无用”，即指表面上的无功利性，而“有大用”，则指实质上的功利性。文学的这种“大用”在于，它可以“唤醒社会”，“鼓舞革命”，即唤醒和鼓舞人民参与变革物质世界的实践。鲁迅说得更明白，文学“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15〕，也就是说，文学以其无功利性正是为着实现强烈的功利目的。文学虽然直接地是无功利性的或无目的的，但它由于在其话语结构中显示了现实物质关系的丰富与深刻变化，因而间接地也体现出掌握现实物质存在方式这一功利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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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文学一方面是无功利的，另一方面又是功利的；或者说，无功利是直接的，功利是间接的。而直接的无功利总是实现间接的功利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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