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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玉听了是女子的声音。歌声未息，早见那边走出一个人来，蹁跹袅娜，端的与人不同。有赋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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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素若何，春梅绽雪。其洁若何，秋菊被霜。其静若何，松生空谷。其艳若何，霞映澄塘。其文若何，龙游曲沼。其神若何，月射寒江。应惭西子，实愧王嫱。奇矣哉，生于孰地，来自何方，信矣乎，瑶池不二，紫府无双。果何人哉？如斯之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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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oyu realized that the voice was a girl’s and before the song had ended he saw the singer come round the hill and approach him. With her graceful gait and air she was truly no mortal being. Here is as proof her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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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 whiteness? Spring plum-blossom glimpsed through snow. Her purity? Autumn orchids coated with frost. Her tranquility? A pine in a lonely valley. Her beauty? Sunset mirrored in a limpid pool. Her grace? A dragon breasting a winding stream. Her spirit? Moonlight on a frosty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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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would put Xi Shi to shame and make Wang Qiang blush. Where was this wonder born, whence does she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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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ly she has no peer in fairyland, no equal in the purple courts of he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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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can she be, this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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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戴乃迭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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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惯用的人物描写笔法一样，曹雪芹在这里也是用“泼墨”手法在对仙姑的美貌进行描写。更为独特的是，作者采用设问的手法，通过一连串的比喻来引起读者的联想，去揣度和领略仙姑的花容月貌。同时，通过与“西子”、“王嫱”等经典美女的比较折射出仙姑的卓尔不凡。然后，做一番笼统的归纳：瑶池不二，紫府无双（Verily she has no peer in fairyland, no equal in the purple courts of heaven）。从整个语段来看，应该是以模糊译模糊（如设问手法和概括性语句的沿用），虽然可能还存在某些翻译方面的遗憾（如简洁度和对仗效果不及原文），但考虑到两种语言的殊异，译文也堪称灵感译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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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模糊语言的翻译可以说对审美主体（译者）提出了较之翻译其他语料更高的要求，这也是由模糊语言本身的美学特质决定的。近代美学家王国维借用三首宋词中的句子，形象而深刻地阐明艺术需要长期的生活积累这么一个道理。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Last night the western breeze / Blew withered leaves off trees. / I mount the tower high / And strain my longing eye.）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I find my gown too large, but I will not regret; / It’s worth while growing languid for my dear coquette.）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But in the crowd once and again / I look for her in vain. / When all at once I turn my head, / I find her there where lantern light is dimly shed.）此第三境也。”我们可以将王国维对于创造领域所划分的三个阶段作为灵感现象的概括。这里的第一阶段是指进入问题环境，第二阶段是对问题百思而不得其解，第三阶段则是一种顿悟，此时会有一种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的感觉。需要说明的是，灵感思维往往产生在思维主体神清气爽之时。在翻译过程中，它也只能显现在译者领悟了原文的基础上。具体到模糊语言汉英翻译则需要我们夯实语言功底。〔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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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一种双语转换活动。译者语言功力的薄弱只会使自己的译文平淡如水，甚至是舛误迭出。扎实的语言功底犹如武术中的“功”一样。俗话说，练武不练功，到头来一场空。同理，一个语言功底不扎实的人无资格跻身翻译领域。而模糊语言往往闪烁着知性和理性之美，有时看似轻描淡写，实际上却是难得模糊。而且，模糊语词往往具有音乐美感，这更增加了翻译的难度。由于汉语中模糊语的运用频率较之英语相对要高，因此我们要提高对模糊语言的领悟能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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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峡谷又是另一番景象：谷中急水奔流，穿峡而过，两岸树木葱茏，鲜花繁茂，碧草萋萋，活脱脱一幅生机盎然的天然风景画。各种奇峰异岭，令人感受各异，遐想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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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another gorge through which a rapid stream flows. Trees, flowers and grasses, a picture of natural vitality, thrive on both banks. The weird peaks arouse disparate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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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中的“萋萋”、“奇峰异岭，令人感受各异，遐想万千”都是模糊词眼。诚想，如果连对“萋萋”两字的含义都缺乏起码的了解，怎能有合格的译文。有幸的是，我们读到的译文比较成功。vitality和thrive二词富有动态美，可谓画龙点睛，与“树”、“花”、“草”的搭配也自然合理。译文的最后一句保留了原文的朦胧色彩，而且极富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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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中国文学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点滴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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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01年首次颁发，诺贝尔奖已经走过100余年的历程。在这100余年里，它成为人类科学、文学和社会活动事业中最受人们重视的奖励，在中国亦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后，诺贝尔文学奖就成了中国人心中的追求和隐痛。作家们将其视为事业发展的顶峰，普通人虽不明白其中堂奥，但诺贝尔奖名气之大，足以让他们震撼和艳羡不已。这也难怪，闭关锁国30载，一旦敞开了国门，便想到国际上一争长短，而进军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上一个绝好的目标，一个展示民族自豪感的绝佳机会。每年的十月前后，总有中国人在问：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会不会颁给中国作家？即使不是十月，诺贝尔奖这个透着金光的大苹果也常常挂在中国作家的眼前。然而，著名华裔学者，曾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朱棣文教授直言，中国离诺贝尔奖越来越远了。客观地说，目前中国最有可能在诺贝尔奖方面取得突破的是在文学领域。然而，现在看来，中国与诺贝尔文学奖也有渐行渐远的趋势。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成为近年来文学创作界和理论批评界的热门话题。毕竟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一百余年来，中国作家还没“染指”，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让人感到有些难以接受。尤其是2000年华裔作家高行健获得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让中国文学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各种偏激甚至过激的议论不断出现。有人指责瑞典人没有眼光，不懂得欣赏中国文学；有人批判自己的文学，说中国作品根本就还不够资格得这个世界大奖。大陆的诗人北岛就曾说过，中国当代文学还得十年、二十年之后才可能成熟到获得诺贝尔奖的地步。其实，如果重新审视一下问题本身，可能更有助于对问题的回答。国际传媒及舆论普遍认为，有三分之二获奖作品的获奖是无可非议的。我们应该从文化差异、语言障碍、文学生态环境、理想主义倾向、政治侵扰和欧洲中心等各个层面探讨中国作家为何无缘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虽然不是衡量一个民族或个人文学水准的唯一标尺，虽然它存在局限性和不公平性，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它已经变成了中国文学考评自己的一个无法回避的参照。无论我们采取何种态度，这个设在遥远瑞典的奖项与中国文学产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我们必须直面的事实。在人们的讨论中，或多或少忽略了语言的美学特质，而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优势（Each language has its genius.——尤金·奈达语）。限于篇幅，本书仅拟从汉语模糊美感在英译时的磨蚀来看待中国文学的诺贝尔奖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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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名思义，诺贝尔文学奖当然是将文学作品作为考察对象的，其衡量优劣的标准也应是审美标准。一个世纪以来它遵循了一些核心的审美评奖标准。第一，描绘一个民族的风貌、时代变迁和心灵历程，即展现民族的风俗史、斗争史和心灵史。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几乎都对本民族有着深厚的挚爱，虽然他们也鞭挞假恶丑，但深藏着的都是对真善美的追求。第二，以强劲的实力代表一个国家一段文学时期，引领一种文学潮流。第三，表现人类的共同情感，对真理与爱的探寻，并剖析人性中的优劣之处。第四，凭借高超的艺术技巧和横溢的艺术才华，用有限的文学空间表现无限的人类生活。但是，正如世上万事万物都非孤立的、静止的一样，诺贝尔文学奖的审评也是绝非单一的标准在起决定作用，总会牵涉到各种各样的非文学因素，而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推政治标准；甚至评委委员毕林也说，政治因素“虽然不起决定性作用，但是也不可低估”。如布宁、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高行健的获奖足以说明这类问题的存在。因此人们有理由质疑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性。在政治因素之外，语言是最大的障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曾经直率地说：“一个中国的或者日本的、印度的作家，完全要靠翻译。他（她）主要的作品一定要翻成外文，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什么的。要不然他在国外没有读者。不仅要翻，而且要翻得很好。翻得好他就可以出名了；翻得不好，读者就会以为，啊！这本小说简直不行。因为译文不好，他们就认为原文同样不好。所以，一定要大量地翻译他们的作品，而且要找好的翻译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一个英国写小说的，或者用法文、德文、俄文写成的作品，就比较容易了。……这个是事实，没有办法。”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是一种语言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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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汉学家，马悦然多次提到中国文学在角逐诺贝尔奖时面对的语言问题。在与著名作家龙应台的谈话中他说：“语言，是最难克服的问题……十八位评审当然也了解语言的重要。除了母语瑞典文之外，每人都懂英、法、德三种文字。其次，有的人懂东欧语言，有的人通西班牙、意大利文，有的人懂中文。但是，这样的分布仍旧不能解决语言的障碍。……我们能够倚赖的，只有翻译。在已有译本的情况下，译本的好与坏影响很大。在上海开会时我曾经说过：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译的中国作品简直是谋杀中国文学，坏得令人反胃。”翻译，究竟能不能够代表原作？这是个问题，尤其在诗的领域里。弃原作而就翻译，是一种不得已的妥协，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就在这个妥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即使语言隔阂不成问题，文学品味又必然构成另一个难题。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独特的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一个习惯于欧美文学表现方式的人，如何接受像印度、波斯或中国那样截然不同的文学传统？他学会了“接受”之后，又能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不同文学传统之间的“优劣”？马悦然甚至这样“贬”诺贝尔文学奖：“它就是十八个瑞典人给的一个文学奖，仅此而已。它不是一个世界文学奖！”〔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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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对话的媒介。没有对话的媒介，对话就没有基础和可能性。据一项资料统计，到目前为止获诺贝尔文学奖最多的语种即为英语，此外，法语、德语、俄语、希伯莱语、阿拉伯语等，亦纷纷登堂入室。1994年日本现代作家大江健三郎成为继泰戈尔和川端康成之后的亚洲第三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和川端康成的获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借力于日本政府和民间的扶助，而泰戈尔的获奖，则是英语这一媒介在西方，特别是在北欧影响等环节上，为这位大师的崛起，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瑞典文学院常务副秘书长宇冷斯腾也承认，瑞典文学院偏袒使用“通常”文字的作家作品，忽略使用“非通常”文字写作的作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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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中国缺少一流的作家，而是中国缺少能用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等“通常”文字写作，能让世界上更多的人阅读和研究他们作品的一流文学家。在瑞典的18名院士中，只有一人可以直接阅读中文作品，而且还得益于他娶了一位中国四川籍的太太，其他人都要借助翻译。我们有拿诺贝尔文学奖的条件和实力吗？中国人坚信有！鲁迅、林语堂、闻一多、老舍、沈从文、丁玲、巴金，还有北岛、姚雪垠、钱钟书和王蒙等都曾被诺贝尔委员会提名，可见，中国不乏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家。更值得一提的是，若老舍先生健在，196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极有可能不是授予川端康成而是授予老舍。有意思的是，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访问中国时，这样向人们说起他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情景：当他将这一个喜讯告诉母亲时，母亲只是淡淡地说道：“你获得这个奖没什么了不起，在亚洲，有罗·泰戈尔，还有鲁迅，你要比他们低得多。”事实上，在诺贝尔文学奖百年历史中，一些真正的大师被忽略了：乔伊斯、卡夫卡、普鲁斯特……因此，慨叹“我本苍白”，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就作全盘否定显然是妄自菲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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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世纪作家，可以说，林语堂是中国曾经距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文人。林语堂杰出的文学成就，在海峡两岸乃至世界文化舞台久负盛名，他曾四度（1944，1972，1973，1975）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之一，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未能获奖。应该说，隆重推出《吾国与吾民》及创作出长篇小说《京华烟云》的林语堂是很有可能在赛珍珠获奖（1938）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因为其作品的主题符合那时诺贝尔奖的评审标准，再者其作品数量和质量都堪为上乘，而且他是由赛珍珠提名的，而历届获奖者，尤其是上一届获奖者的提名，向来被认为是分量最重的。当时正值日本加强对中国的侵略，赛珍珠对中国的描写符合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欲望。她的作品不仅因本身的质量也因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受到极大的欢迎。但对西方读者而言，最好的认识方式，不再是西方作家（如赛珍珠）浮光掠影式的介绍，而应当由中国人自己向他们讲述一个真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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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张艺谋的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屡有斩获，很大程度上是迎合了西方观众的某种心理，即一方面展现民族的淳朴善良，更主要的是描述其愚顽落后或称劣根性。在这点上，林语堂与张艺谋颇有几份相似，如有人将林语堂的作品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书名译作“卖 country and 卖 people”。既然迎合了西方读者的心理，产生了轰动效应，而却未能获奖，那么只能从语言本身去寻找原因了。也许西方读者只想了解言内意义，并无心也无力去感受汉语所蕴涵的美学要素和价值，这正如林语堂的女儿林如斯在论及《京华烟云》时所言：这部小说虽然是用英文写成，却有许多奥妙处，非中国人看不出来。西洋人看书比较粗心，也许不会体悟出来。〔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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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陆作家方面，可以说，沈从文是最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1999年，《亚洲周刊》发动全世界华人学者和作家评选20世纪100部最优秀的中文小说，沈从文的《边城》（The Border Town）作为单独的一部作品名列第一。刘洪涛经多年的研究，2002年在《文学评论》第一期推出了他的力作《〈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这是他献给沈从文百年诞辰的一份厚礼。文章指出：“一部文学作品，其文化隐喻被提升到民族、国家形象的层面上，除艺术品质的精湛外，高度的概括性和相当的容量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现代文学中，能当如此评价的作品十分罕见，而鲁迅的《阿Q正传》和沈从文的《边城》是其中最有代表性、文化隐喻又完全相反的两部。”其实，朱光潜先生在《沈从文的人格和风格》中早就对《边城》做出了评价：“它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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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悦然说，早在他的青年时代就喜欢沈从文的作品，但不敢译，因为“美丽的文字是不能轻易译的”。1987年马悦然成为瑞典皇家学院的院士后，将沈从文的若干作品翻译成瑞典文，尽管他十分热心，可他对沈从文认识的深度是有限的。他写的《沈从文——独立的人格和骨气》在对沈从文作品的评价方面，像夏志清等海外学者一样，强调他与西方作家（如莫泊桑、福克纳等）的相似性；采用“一种有意识和精心筹划的讲述风格”；证实了“文学的乡土主义可以与文学的现代主义相结合”。这些意见无论如何加以引申和发挥，也说不上有什么高明之处。相反，他说沈从文有“客观性描写”，“描写暴力美”。这确实有以偏概全之嫌。而对于沈从文运用最为娴熟、最为成功的“留白”手法（或曰模糊处理）则未做重视。〔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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