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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小说以清新的文字、灵动的意境和深沉的爱而著称。《边城》被誉为“东方风习的化石”〔87〕；《边城》中所有的一切是现代文明必然要颠覆甚至已经颠覆了的，但它们却又是现代人极想拥有、极为珍视又极为缺乏的。《边城》是一部真切、甘美、圆润而又内蕴十分复杂、深远、浑厚的杰作，“这是一颗千年不磨的珠玉”〔88〕。沈从文将《边城》中的女孩取名“翠翠”是有深意的：“为了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为这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作‘翠翠’”。当然，这是沈从文站在老船夫的视角对翠翠命名的解释。不难看出，作为作家，沈从文这样替人物命名意在表现湘西青山绿水涵化下的女主人公的纯朴、善良、美丽，因而“翠翠”两字本身有着深深的意蕴：翠翠的成长是生命的自然成长，是一个仿佛活在历史、政治等凡俗因素之外的生命的自然成长。青山绿水的美凝聚在翠翠的生命中，翠翠的美和自然的美交相辉映，人的生命与自然的和谐、默契、交融，显出现代社会不可企及的一种自然美的境界，因而这个名字并不就是简单的区别符号，它的深层内涵因可做不同的解读而呈现一定的模糊性。戴乃迭的译文将其处理为Emerald，绝非笔力不济，而是语义内涵的模糊和音韵差异使然，“翠翠”两字在汉语中的联想意义难以在译文中复制，不过读者能从译文中感受到一种别样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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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苔丝》（Tess of the D’Urbervilles）中人物名字的拟定也是经过仔细斟酌的。《苔丝》是19世纪后期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哈代享誉全球的经典作品，它描述了一位失身的乡村少女重新追求幸福而不可得的悲剧，被誉为真实反映英国农村宗法制社会崩溃的“沉痛的史诗”。工业革命后，哈代所生活的英国南部地区，显现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宗法秩序新旧交替、错综复杂的历史局面。在小说中，显赫一时的德伯爵士世家的后代，已经沦落为乡下的小贩，连贵族姓氏也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德北”（Durbeyfield）。德伯世家的沉浮，实质上是英国社会各阶层人物盛衰兴替的一个缩影。哈代没有像有些小说家那样，直接将主人公的名字用作标题，而是选择了《德伯家的苔丝》为标题，可谓匠心独运。苔丝的英文名字Tess与“死”（death）近乎谐音。哈代在围绕D’Urberville这个名字精心编织故事的同时，也注进了宿命论的思想。在他看来，人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主宰整个宇宙的是一种不受人类制约的力量的偶然作用。这里所谓的“家”，实际上是指德伯家族（the D’Urbervilles）。因此，小说讲述的不只是苔丝之死，同时也是作为封建贵族的德伯家族的衰败消亡。这是这部小说两个平行的主题。“英国实行工业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及其后果、封建残余的彻底瓦解、资本主义制度的进一步确立以及维多利亚时代所谓的正统道德观念，是促成苔丝之死的外因，而苔丝从其家族身上继承下来的软弱性格则是造成这一悲剧的内因。”〔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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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两个例证不难看出艺术符号强烈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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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苏珊·朗格认为从生活角度讨论文艺问题是有害的，她认为文艺与生活是两种境界截然不同的存在，因而她拒绝从生活与创作的辩证关系方面讨论文艺，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她的理论沦为抽象的表现论。并且，她把符号活动作为人类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脱离一定的社会实践去谈艺术，极易陷入神秘主义的主观臆测之中。显然，语言如果脱离了社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社会语言学研究认为，语言体系有着封闭性的一面——不同的语言，作为反映不同思想意识及文化特征的手段，最终代表着迥异的文化传统，因而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这也是我们拟采用多视角理论来解读模糊语言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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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接受美学与格式塔心理学的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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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接受美学只能称为读者学，它夸大了意义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的存在。其实，作品所留下的所谓空白是有限的，而且有相当的空白，无须读者去填补，因为空白分为有意义空白和无意义空白。此外，第一审美主体在其创作的过程中，也许并非人人皆有如此强烈的意识：我要给读者留白，让他们去填补。创作本身必须遵循美学规律，丰盈精确往往是一种主流追求。此外，虽然接受美学十分重视阅读过程中读者积极能动的参与和创造作用，但作为一种美学思潮，它回避了美的本质、艺术的本质等美学中的基本问题。而且，作为一种方法论，它偏重于研究读者的接受过程，对作品本身的意义与形式分析较少，尤其是比较忽视作家意识性极强的创作活动和主体地位，缺乏文学鉴赏的整体意识，容易犯片面性的错误。有幸的是，以强调整体意识和完形效应见长的格式塔心理学可以有效弥补接受美学在某些方面的不足。当然，格式塔心理学作为一种理论假设也有着实证主义和机械论的明显痕迹，过分夸大了完形效应的作用。其实，格式塔理论和接受美学理论有着极大的相通性，均在作品和读者的研究上把其目光睿智地投向了人们长期忽视的读者身上。更让人惊奇的是，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互补性。其互补性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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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格式塔起步于思维的整体性（macrocosm），由全局弥补局部之不足，而接受美学则反其道而行之，起步于阅读过程中的局部性（microcosm），不断地修正、改变或实现期待视野，所谓各个击破，而最后以臻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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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格式塔之美源自意象（imago）的形成，重视闭合（cloze），接受美学之美源自发散思维（divergent thought），强调开放（unfolde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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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格式塔侧重阅读过程所形成的终极美（ultimate beauty），接受美学侧重阅读过程中期待视野所形成的渐进美（gradually-revealed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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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阅读，犹如登山。既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整体感悟，又有“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局部慨叹；读者阅读，犹如看史，既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闭合性联想，又有“惜秦室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发散性思维；读者阅读，犹如观景，既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终极美，又有“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渐进美。彼此互补，你我共生，方构成符合辩证法则的阅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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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以下一首绝句脍炙人口，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格式塔的完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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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黄鹂鸣翠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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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白鹭上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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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含西岭千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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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泊东吴万里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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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the green willows a pair of orioles t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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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 to the blue the white egrets fly in a 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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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indow frames the West Peak with eternal s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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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far-off Wu the mooring boat by the gate may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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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钧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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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首诗中四个并列的意象，原本都是一个个孤立的景物。如果将四个并列的意象分开单独看，无论读者怎样尽力去实现与作者的视野融合，都只能是一种直观的描述，难以产生神韵和美感，可是当诗人将它们组合成整体，形成了一种“关系”以后，便有了奇妙的新质，那就是杜甫的乡恋之情，对故乡不尽的思念。安史之乱后，杜甫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多么渴望回到故乡过着安定和平的生活。这新质并不存在每一句诗中，但如果没有这四个意象的集合，也就不含有这新质。最值得称道的是“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两行，其中的“千秋雪”和“万里船”都是夸张的写法，一表时间之长，一言空间之广。这里的数字“千”和“万”语义已经虚化，呈现模糊色彩。如按写实手法表达便很可能是：从窗口向外看，西边的山头上有积雪；门前的河里停靠着船只。这样的表达因为太实，称不上是文学，而格式塔新质映照下的模糊描述实中有虚，加入了非现实的成分，是文学，并且堪称千古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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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舍弃上下文一切刻板的语法联系和抽象的逻辑推理，仅仅通过若干各自独立的画面拼接表现主题的意象组合美，曾使意象派诗人为之倾倒，大肆模仿，庞德的《在地铁车站》（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一次作者在巴黎乘地铁，在地铁车站黑压压的人流中，偶然瞥见几个一闪而过的美丽面孔。这一印象使诗人的心底起了波澜，极力想表达出心中那种难以名状的感受。经过一年多的反复琢磨，庞德才从中提炼出高度凝练的、俳句式的两行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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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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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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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流不息，倩影，一个个，迷离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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