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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说的用白话写的原因，连通俗易懂在内，都还是与文言和平共处。挑起白话的大旗，扬言不再用文言，是从民国初年开始。这样做，是旧的一团糟，因为君主专制的结束，西方文化所谓德、赛二位先生的输入，而成为更加明显。糟，要挽救，办法当然是除旧布新。旧的包括许多方面，有些知识分子看到文言，当时称为“文学”，觉得内容和表现形式都很坏，于是主张改用白话。这样，白话起兵反对文言，动力其实有内外两种；如果分为远近，内因是远的，外因是近的。这近因，直截了当地说，是觉得西方言文不分家的办法好，我们应该照办。如胡适在《逼上梁山》（见《四十自述》）一文里说：“若没有各国的活语言作新工具，若近代欧洲文人都还须用那已死的拉丁文作工具，欧洲近代文学的勃兴是可能的吗？”此后不久，他就提出九点意见，其中第一条是“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第二条是“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他说这些话是在美国，时为1916年。差不多二十年之后，他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说到白话文学运动的三种最重要的原因，第三种是：“我们的海禁开了，和世界文化接触了，有了参考比较的资料，尤其是欧洲近代国家的国语文学次第产生的历史，使我们明了我们自己的国语文学的历史，使我们放胆主张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学革命。”“和世界文化接触了”这句话说明了革新的动力是外来的。其实，当时的起兵以及其后的胜利，专就参与的人说，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因为那绝大多数是喝过洋墨水的。这外来的动力有厌恶一切传统文化的色彩，而突出地表现为反对文言，如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八不主义”，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不用典，不用套语烂调，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不摹仿古人，不避俗话俗字，就是对文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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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当时反对文言，推崇白话，所据的理由难免片面，话也说得过于偏激。这可以举胡适的意见为代表，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说：“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这是消极一面的话，说文言如何坏。还有积极一面的，是说白话如何好：“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只可叫做‘古文传统史’罢了。”（《白话文学史·引子》）他就真戴着这副有色眼镜，去评价文献库存里的所有作品，办法很简单：凡是文言作品都是要不得的，凡是白话作品都是珍宝。这样说，好像他是清楚地认识白话的价值了。其实不然，因为，即使白话作品都是上好的文学作品（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因为用白话还可以写便条，也可以诲淫诲盗），它能够战胜文言也还是由于它自身具备的优点。这至少还有三种。其一是能够为人民大众服务，就是既容易学，又容易用。文言就不成，因为不同于口语，就既难学又难用。其二是经济，因为文白不分家是用一套语言，分家就不能不用两套语言。其三是表现新意的力量强。文言是用古语说今事，有时难免雾里看花，捉襟见肘。白话是用今语说今事，就不会有这样的毛病。这方面的实例多得很。如《聊斋志异》成就很高，可是与《红楼梦》比，就显得不够真切，不够细致，那吃亏的是没有用白话。翻译文字也是个好例，林纾译《块肉余生述》和严复译《法意》，都费力不小，可是与董秋斯译的《大卫·科波菲尔》、张雁深译的《论法的精神》相比，就显得既不忠实，又不明确。更显著的是，表示新时代的新内容，用文言就简直行不通，因为其中不能容纳波音747和可口可乐。总之，由于多种原因，再加上新生力量比衰老力量强千百倍，于是白话就如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不久就占了大片阵地，不只侵入报刊，还侵入教科书，又不久，到二三十年代，就统一了书面天下，人人笔下都是白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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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差不多绝迹，白话稳坐了宝座，当然要有政绩，即所谓像样的作品。这方面也是种类很多，数量很大，都留待第十五章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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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和白话 第十四章 文白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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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 文白界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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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和白话有分别，概括地说，文言是以秦汉书面语为标本，脱离口语而写成的文字，白话是参照当时口语而写成的文字。可是两者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即以词汇和句法而论，它们有异点，可是同点也不少。还有，在历史上，它们虽然是分了家的，可是分得不彻底，不只你来我往不少，有时甚至还合伙过日子。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想到界限问题。这问题突出地表现在，如果把一块场地分为两半，规定一半放文言作品，一半放白话作品，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我们能够顺利地完成吗？恐怕困难很大，因为情况复杂，有些作品会难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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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自然是古已有之，可是直到“五四”时期才表面化，因为在此以前，文言和白话和平共处，就用不着也想不到分家问题。最早谈到这个问题的是胡适。他宣扬文言是死文字，创造的文学是死文学；白话是活文字，创造的文学是活文学。怎见得？于是他作《白话文学史》，证明在历史上，凡是有价值的作品都是白话的。这部文学史只写了上卷，止于唐朝元稹和白居易。看目录，元白以前有王、孟、高、岑和李、杜等，专说杜，不只收了《丽人行》《哀王孙》等，还收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都算白话，恐怕除他本人以外，没有人会同意。他自己大概也感到这将是孤军作战，于是在《自序》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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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的很大，故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我从前曾说过，“白话”有三个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依这三个标准，我认定《史记》《汉书》里有许多白话，古乐府歌辞大部分是白话的，佛书译本的文字也是当时的白话或很近于白话，唐人的诗歌——尤其是乐府绝句——也有很多的白话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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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这三个意思可以单用，就是只具备一个条件也算，如果是这样，那就远到《孟子》和《战国策》，近到《阅微草堂笔记》和《春在堂随笔》，都成为白话作品了，因为不只明白晓畅，而且是不加粉饰的。这样放大范围，结果当然是文言和白话的界限更加模糊，如周作人在《文学革命运动》一文中所说：“即在胡适之先生，他从唐代的诗中提出一部份认为是白话文学，而其取舍却没有很分明的一条线。即此可知古文白话很难分，其死活更难定。”（《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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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 界限不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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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分，是因为分家本来就没有分清楚。也难得分清楚，因为文言和白话是一种语言走向两歧的路，而不是由不同的路走来的两种语言。这“一种”规定它们有很多同点，如都用汉字，词汇有同有异，句法大同小异；关系更重大的是使用者都属于号称炎黄子孙的一群，他们大多兼通文言和白话，即使常常是文而不白或白而不文，但总难免，有些人不知不觉就利用他们笔下的自由，忽文忽白，或既文又白了。这种文白断而又连的情况，程度有轻重的不同，以下由轻到重，谈谈几种较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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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语，句式，有很多是文言和白话通用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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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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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李将军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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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贫未遇，夫妻二口，住于陋巷蓬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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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奇观·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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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是文言，例（2）是白话，可是除“蹊”以外，词语都可以交换使用；句式也是两处都通用。这说明文言和白话，即使不是一家人，也总是同族近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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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白话吸收了文言成分，如成语和一些惯用语之类，虽然可以看作白话语汇的一部分，可是文言的色彩很明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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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日，蘧公孙上厅谢亲，设席饮酒。席终，归到新房里，重新摆酒，夫妻举案齐眉。此时鲁小姐卸了浓装，换几件雅淡衣服。蘧公孙举眼细看，真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三四个丫鬟养娘，轮流侍奉。又有两个贴身侍女——一个叫做采苹，一个叫做双红，都是袅娜轻盈，十分颜色。此时蘧公孙恍如身游阆苑蓬莱，巫山洛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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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第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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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闻鸡生气，见月伤心的。一到上海，又遇见了婊子。去嫖的时候，可以叫十个二十个的年青姑娘聚集在一起，样子很有些像《红楼梦》，于是他就觉得自己好像贾宝玉；自己是才子，那么婊子当然是佳人，于是才子佳人的书就产生了。内容多半是，惟才子能怜那些风尘沦落的佳人，惟佳人能识坎坷不遇的才子，受尽了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成了佳偶，或者是都成了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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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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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加点的词语在这里虽然可以看作已经化入白话，但借用文言的痕迹却是很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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