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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说的用白话写的原因,连通俗易懂在内,都还是与文言和平共处。挑起白话的大旗,扬言不再用文言,是从民国初年开始。这样做,是旧的一团糟,因为君主专制的结束,西方文化所谓德、赛二位先生的输入,而成为更加明显。糟,要挽救,办法当然是除旧布新。旧的包括许多方面,有些知识分子看到文言,当时称为“文学”,觉得内容和表现形式都很坏,于是主张改用白话。这样,白话起兵反对文言,动力其实有内外两种;如果分为远近,内因是远的,外因是近的。这近因,直截了当地说,是觉得西方言文不分家的办法好,我们应该照办。如胡适在《逼上梁山》(见《四十自述》)一文里说:“若没有各国的活语言作新工具,若近代欧洲文人都还须用那已死的拉丁文作工具,欧洲近代文学的勃兴是可能的吗?”此后不久,他就提出九点意见,其中第一条是“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第二条是“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他说这些话是在美国,时为1916年。差不多二十年之后,他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说到白话文学运动的三种最重要的原因,第三种是:“我们的海禁开了,和世界文化接触了,有了参考比较的资料,尤其是欧洲近代国家的国语文学次第产生的历史,使我们明了我们自己的国语文学的历史,使我们放胆主张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学革命。”“和世界文化接触了”这句话说明了革新的动力是外来的。其实,当时的起兵以及其后的胜利,专就参与的人说,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因为那绝大多数是喝过洋墨水的。这外来的动力有厌恶一切传统文化的色彩,而突出地表现为反对文言,如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八不主义”,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不用典,不用套语烂调,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不摹仿古人,不避俗话俗字,就是对文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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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当时反对文言,推崇白话,所据的理由难免片面,话也说得过于偏激。这可以举胡适的意见为代表,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说:“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这是消极一面的话,说文言如何坏。还有积极一面的,是说白话如何好:“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只可叫做‘古文传统史’罢了。”(《白话文学史·引子》)他就真戴着这副有色眼镜,去评价文献库存里的所有作品,办法很简单:凡是文言作品都是要不得的,凡是白话作品都是珍宝。这样说,好像他是清楚地认识白话的价值了。其实不然,因为,即使白话作品都是上好的文学作品(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因为用白话还可以写便条,也可以诲淫诲盗),它能够战胜文言也还是由于它自身具备的优点。这至少还有三种。其一是能够为人民大众服务,就是既容易学,又容易用。文言就不成,因为不同于口语,就既难学又难用。其二是经济,因为文白不分家是用一套语言,分家就不能不用两套语言。其三是表现新意的力量强。文言是用古语说今事,有时难免雾里看花,捉襟见肘。白话是用今语说今事,就不会有这样的毛病。这方面的实例多得很。如《聊斋志异》成就很高,可是与《红楼梦》比,就显得不够真切,不够细致,那吃亏的是没有用白话。翻译文字也是个好例,林纾译《块肉余生述》和严复译《法意》,都费力不小,可是与董秋斯译的《大卫·科波菲尔》、张雁深译的《论法的精神》相比,就显得既不忠实,又不明确。更显著的是,表示新时代的新内容,用文言就简直行不通,因为其中不能容纳波音747和可口可乐。总之,由于多种原因,再加上新生力量比衰老力量强千百倍,于是白话就如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不久就占了大片阵地,不只侵入报刊,还侵入教科书,又不久,到二三十年代,就统一了书面天下,人人笔下都是白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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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差不多绝迹,白话稳坐了宝座,当然要有政绩,即所谓像样的作品。这方面也是种类很多,数量很大,都留待第十五章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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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和白话 第十四章 文白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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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 文白界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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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和白话有分别,概括地说,文言是以秦汉书面语为标本,脱离口语而写成的文字,白话是参照当时口语而写成的文字。可是两者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即以词汇和句法而论,它们有异点,可是同点也不少。还有,在历史上,它们虽然是分了家的,可是分得不彻底,不只你来我往不少,有时甚至还合伙过日子。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想到界限问题。这问题突出地表现在,如果把一块场地分为两半,规定一半放文言作品,一半放白话作品,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我们能够顺利地完成吗?恐怕困难很大,因为情况复杂,有些作品会难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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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自然是古已有之,可是直到“五四”时期才表面化,因为在此以前,文言和白话和平共处,就用不着也想不到分家问题。最早谈到这个问题的是胡适。他宣扬文言是死文字,创造的文学是死文学;白话是活文字,创造的文学是活文学。怎见得?于是他作《白话文学史》,证明在历史上,凡是有价值的作品都是白话的。这部文学史只写了上卷,止于唐朝元稹和白居易。看目录,元白以前有王、孟、高、岑和李、杜等,专说杜,不只收了《丽人行》《哀王孙》等,还收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都算白话,恐怕除他本人以外,没有人会同意。他自己大概也感到这将是孤军作战,于是在《自序》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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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的很大,故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我从前曾说过,“白话”有三个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依这三个标准,我认定《史记》《汉书》里有许多白话,古乐府歌辞大部分是白话的,佛书译本的文字也是当时的白话或很近于白话,唐人的诗歌——尤其是乐府绝句——也有很多的白话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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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这三个意思可以单用,就是只具备一个条件也算,如果是这样,那就远到《孟子》和《战国策》,近到《阅微草堂笔记》和《春在堂随笔》,都成为白话作品了,因为不只明白晓畅,而且是不加粉饰的。这样放大范围,结果当然是文言和白话的界限更加模糊,如周作人在《文学革命运动》一文中所说:“即在胡适之先生,他从唐代的诗中提出一部份认为是白话文学,而其取舍却没有很分明的一条线。即此可知古文白话很难分,其死活更难定。”(《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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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 界限不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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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分,是因为分家本来就没有分清楚。也难得分清楚,因为文言和白话是一种语言走向两歧的路,而不是由不同的路走来的两种语言。这“一种”规定它们有很多同点,如都用汉字,词汇有同有异,句法大同小异;关系更重大的是使用者都属于号称炎黄子孙的一群,他们大多兼通文言和白话,即使常常是文而不白或白而不文,但总难免,有些人不知不觉就利用他们笔下的自由,忽文忽白,或既文又白了。这种文白断而又连的情况,程度有轻重的不同,以下由轻到重,谈谈几种较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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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语,句式,有很多是文言和白话通用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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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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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李将军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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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贫未遇,夫妻二口,住于陋巷蓬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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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奇观·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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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是文言,例(2)是白话,可是除“蹊”以外,词语都可以交换使用;句式也是两处都通用。这说明文言和白话,即使不是一家人,也总是同族近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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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白话吸收了文言成分,如成语和一些惯用语之类,虽然可以看作白话语汇的一部分,可是文言的色彩很明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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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日,蘧公孙上厅谢亲,设席饮酒。席终,归到新房里,重新摆酒,夫妻举案齐眉。此时鲁小姐卸了浓装,换几件雅淡衣服。蘧公孙举眼细看,真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三四个丫鬟养娘,轮流侍奉。又有两个贴身侍女——一个叫做采苹,一个叫做双红,都是袅娜轻盈,十分颜色。此时蘧公孙恍如身游阆苑蓬莱,巫山洛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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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第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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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闻鸡生气,见月伤心的。一到上海,又遇见了婊子。去嫖的时候,可以叫十个二十个的年青姑娘聚集在一起,样子很有些像《红楼梦》,于是他就觉得自己好像贾宝玉;自己是才子,那么婊子当然是佳人,于是才子佳人的书就产生了。内容多半是,惟才子能怜那些风尘沦落的佳人,惟佳人能识坎坷不遇的才子,受尽了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成了佳偶,或者是都成了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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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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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加点的词语在这里虽然可以看作已经化入白话,但借用文言的痕迹却是很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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